周志文，1942年生于湖南。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曾任淡江大学教授，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捷克查理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等，以及《中国时报》《中时晚报》主笔，现已退休。
著有《日升之城》《三个贝多芬》《冷热》《布拉格黄金》《时光倒影》《同学少年》《记忆之塔》等书。

可能是老了吧，最近常想起往事来。都是细琐的，微
不足道的。譬如一些我从来没想起过的事，一天突然想起
了，或以前曾经想起过，但光是想起，却从来不曾思索，
现在会放在脑中思索了。思索半天也不见得会得出什么结
果来，不过无所谓，思索有时有目的，有时没有，思索只
是比一般的想繁复点吧。
还不到四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死了，那时好像抗战
刚胜利，父亲服务的兵工厂还没从湘西“复原”到它原来
的地方，我们还住在辰溪的一个临溪谷的木头屋子里。长
大后看沈从文的小说，’这地名常在他的故事中出现。父
亲的棺木由几个工人费力地扛进屋子，棺木外层涂着简陋
的红漆。他们把穿着一身白衫的父亲抬进棺木，棺木前的
方桌上放着糕点供品。我记得我吵着要吃，姐姐说那是给
父亲吃的，但我不管，继续吵，母亲就从供桌上拿了一块
糕给我吃了，那是我对我父亲丧事的唯一记忆。父亲匆匆
埋葬，据说我们要随厂迁徙，父亲的墓碑是用木头做的，
父亲应该埋在距离我们住家不远的一个山坡上。
后来我们迁到武昌。大姐早结婚，不与我们住一起，
二姐到汉口读二女师，我与母亲及三姐及妹妹住在一起。
三姐在武昌蛇山下面的一所小学上学，我六岁时该上小学
了，三姐带我一同去上学。她有一把画着许多燕子的洋伞
，把伞打开，旋转伞柄，就像有群燕子在周围飞着。姐姐
不准我拿她的伞，怕我弄坏了，我吵着要拿，她就唱歌给
我听，歌是：“燕子啊，你来自北方……”那歌，后来常
在我孤独的夜梦中响起。
在武昌的时候，我们很穷，我们一直很穷，但大人不
让孩子知道。母亲一度到汉阳的一户人家去帮佣，也把我
带着去。那家人住在一个湖的边上，湖边长了很多芦苇。
一天我发烧，母亲有事要做，不得不留我一个人在房里，
她倒了一大杯水放在桌上，要我睡醒了记得喝水，她临走
又放了个柿饼在我枕头下，说饿了可先吃它。母亲不知什
么时候才回来，我一直很乖地躺在床上，发烧也使我没力
气，那柿饼的香味陪伴着我。不只如此，我以后一闻到柿
饼的香味，就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个惨淡的生病的童年，
当然其中也少不了母亲。
……
什么是记忆呢？连带要问，什么又是遗忘？去年二姐
去世，她是我们家里最“冰雪聪明”的人，她过世前四五
年就开始记不清楚东西了，但在她正要全面忘却的时刻，
她的记忆却违反常理地又多又“好”了起来，但记得的都
是很早以前的事，而且时空错置得厉害。她老是说母亲在
家里等她，她好几次骗过照顾她的孩子，从台北乘夜车赶
回罗东，她在南门港附近徘徊，她说怎么家都变了，连她
都认不得了，她焦急地沿路敲门问母亲在哪里。最后遇到
熟人，才打电话给我外甥将她领回家。记忆是专为遗忘在
做准备吗？
有关回忆的事，怎么说也说不完的，还是不要再写了
。这后记写得有点悲哀，我该写些像书里那样轻松又愉快
的往事，但我在写那些轻松又愉快的往事时，心情是复杂
的，不见得每次都是看起来的那么轻松。很感谢《印刻文
学生活志》邀我写了一整年的稿，让我在写稿的时候畅快
又忧伤地回忆往事。这些文章在杂志刊登，专栏的题目是
“五陵衣马”，现在出书了，书名却成了《同学少年》，
有些人不明究竟。这个典故正如张瑞芬教授在序中说的，
是来自杜诗的“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老
杜对身陷安史之乱的长安老“同学”颇为愤愤，乱世之中
仍能着轻裘、乘肥马的人当然是人格有问题的。我的书名
虽来自杜诗，但严格说来是倒用其意，我回忆中的少年同
学没有一个是“五陵衣马自轻肥”的，他们不仅不是“不
贱”，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微贱或者是贫贱，但因为有他们
，台湾显得不那么浮夸，显得比较真实，台湾这个地方更
像我们的故乡，值得我们为她珍惜而忧伤。
谢谢张瑞芬，她决定为这书写序的时候，我们尚是素
昧。她的序写得太好了，以至于使得我再说什么都是多余
。她写得好不是对这本书所作的赞扬，而是她把一个人的
所有创作当作一件事来看，文学与生命都是不能分割的，
她整体来评论，发潜德之幽光。我有潜德也有幽光吗？被
张瑞芬一说，似乎有了起来，她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我觉得，自己要更努力。
二○○八年八月立秋已过之日

写在前面，记忆与时间
序一 幽人周志文 朱天文
序二 贝多芬的后山童年 张瑞芬
路上所见
遥远的音符
饭疏食饮水
花样的年华
母亲
火车梦
吃教记
白鸽
影戏
散落与连接
梵高之路
怪力乱神
写在沙上的
詹国风
魏黄灶
空山松子落
姚青山的情史
紫荆花
“疯狗”与“红猴”
有弗学？
后记
附 那些忧伤、音乐，和记忆——读周志文《同学少年》

路上所见
我从童年经少年到青年都住在台湾东北部的一个小镇上，小镇是林产的集散地，在日据时代就很繁华。一九四九年之后，林产一度还是重要产业，为地方带来不少财富，但明显已不如以往，属于雪山支脉的太平山，山上林场盛产的桧木已被砍伐殆尽，再加上五十年代末期，政府修了一条从太平山到县府所在宜兰市的道路，所剩无几的林木又直接被运到了宜兰，从此之后，林业荣景不再，小镇就须面对自己逐渐衰颓的命运。
但小镇到底是偏僻的小地方，不论沉睡或醒来都需要时间，这里的人神经松弛，欲望与气度都不大，对自己的未来，大约在十步之外就浑然不觉，既不担心，也没有憧憬，整体看是浑浑噩罪的一片。
台湾有句俗话：“天公疼憨人。”意思是傻人有傻福，既是命运，穷担心也没用。小镇在兰阳平原的中心点，四周农业出产尚盛，加上交通是辐辏之区，林业萧条了，还有其他可顶替，六十年代末，台湾经济逐渐从萌芽到“起飞”，连带让小镇繁荣又有了恢复之势，只是其中的变化，须从外头看，小镇里的人反而没什么感觉。十余年的沉寂，对这里的人而言，好像只是夏日午后坐在凉椅上打了一个小盹一样。
就在小镇打盹的时刻，正好是我从童年、少年步入青年的阶段。我现在回忆我那一段时日，完全像梦境一般地迷离，每次回到小镇，看到物是人非或物非人亦非的情境，就想起张宗子啮臂自呼“莫非是梦”的样子，自己也跌落类似的感怀之中。
我常想起少年时我在小镇路上游荡之所见。说游荡，其实多数是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小镇当年小得可怜，从南边走到北边，就是放慢脚步，也大约只需半个小时，从东走到西也是。小学我转了几次学，记忆有些混乱，但上中学之后，行程就比较固定。我在镇内的一所中学读完初中与高中，再加上我曾留级，有七年的时间，我上学放学几乎走同样的几条路，使我得以“饱览”途中盛景。这里的“饱览”是指天天看、重复看，已有些饱腻的感、觉，而不是指小镇有什么特殊风光，值得人好好去欣赏。
小镇在日据时代因为曾是桧木的集散地而风光过，一度是东洋客与本地富豪的销金窟，情况有点像北部基隆附近产金矿的九份。但这里并没像九份那般急速地暴起暴落，林产的兴替究竟比金矿的起落要悠缓些。
在从太平山到宜兰的道路修好之前，仍有些林木会经公路运到小镇，镇西一条名叫中山西路的路端，还有一个原木运输的检查站，所有运下来的林木都须在那里停车受检，这里是镇上还可以看出与林产有关的地方。每当运木卡车在路边停妥，就会有几个个儿比较大的孩子像猴子一般攀爬上车，用铁杆之类的器具把车上巨木的树皮剥扯下来，他们的动作必须迅速又准确，因为车子不会久停。车下则有几个妇人带着比较小的孩子，把掉落路面的树皮扫进畚箕，倒进准备好的麻袋中。那些树皮带回家，晒干了可以成为燃料。站上的管理员与车上的驾驶员看到这乱糟糟的景象也从未阻止过，因为这些林木运到小镇，就会被抛到贮木池，树皮不被剥去也会在水中腐烂掉。那些刚被剥去树皮的巨木，露出新鲜得像人类肌肤的色泽，像被分解又放大了的人的肢体，当它们被卡车载着在路上招摇而过时，常令人遐想不已。
往日的繁华还在小镇留下一些印记。在镇南有一块不算小的地方，是小镇著名的“暗街”区。所谓暗街，就是指酒家、公娼与暗娼聚集的地方，闽南语把那些见不得人的营业叫作“暗间仔”，从事色情行业叫作“开暗间仔的”。家长都警告小孩不要经过那里，但暗街距离我住家很近，严格说来只有小溪的一水之隔，我不得不常常走过。我自少年时代就听惯了酒女与恩客打情骂俏的喧哗，和下里巴人所唱的俗调小曲。早上上学经过时，暗间仔的门窗都紧闭着，像一座死城，但到黄昏放学时就都活转了过来，那里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夜的都会。
给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暗街平日的样子。宜兰以多雨闻名，冬天的雨季常常会一整月不见天日。有一天放晴了，早上上学经过暗街，就见每户暗间仔都打开了门窗，把早已泡湿的棉被、垫被、枕头等拿出来晒太阳，有的放在椅子上，有的用竹竿撑在店门口，零乱又猥琐，却显示这个区域难得一见的朝气。平日很少见到阳光的妓女，也都出来了，有的坐在店门口的小凳，让年长的妇女为她们“挽面”，就是用两股棉线在脸上不断搓绞，用来拔除脸上的汗毛，汗毛虽小，连根拔去也会痛的，但被挽的女子，似乎一点不痛，还在跟人调笑不已。不挽面的妓女则利用难得的晴日洗发，洗完彼此帮忙梳头。她们用的是—种名字叫篦子的梳子，是用竹子做的，密得出奇，可以“篦”出发际的头虱，篦出的虱子得立刻杀死，帮忙梳头的人总是手忙脚乱地不时用指掐、用牙咬，口中还不断惊呼，场面热闹而有趣。
P19-22

《同学少年》不让人觉得是美文，这点像王昭君一样，在美与不美之上只是其本色遗想千古。
周志文自称，记忆中的声音纷乱不堪，耳中的世界却井然有序。不同凡俗的生命，有一个凡俗的开始。《同学少年》这本书说的，或许正是：贝多芬的后山童年，或许从来也没有结束过。

写在前面，记忆与时间
三联书店要把我这三本书合起来结集出版，一开始，
我有点戒慎恐惧，心想：这三本书值得重新出版吗？后来
稍稍安定了，便免不得有点高兴起来，作品被人肯定，说
不高兴是假的。
这三本书在台湾同是由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社在二
○○九年之后分三年陆续出版的，在大陆，《同学少年》
二○○九年由山东画报社出版过，《记忆之塔》《家族合
照》则在二○一三年由三联书店及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这些文字只是个人人生的回忆罢了，彼此不连贯，所
记内容也显得片断。《同学少年》是我读高中之前在台湾
宜兰乡下的生活杂记，《记忆之塔》写的是我到台北读大
学之后的遭遇感触，《家族合照》则如回光返照似的回过
头来写自己家族生活中的一些隐痛，以及一些由家庭扩散
出去的微小事件与人物。人微言轻，对个人而言，也许有
点纪念的价值，对其他人，是没什么意义可言的。
后来想想，世上绝大多数的人都跟我一样，随缘起落
浮沉，都是算不上斤两的“小”人物吧。俗语说天塌下来
有高人顶着，高人是伟人，有了他们，我们小人物才能得
庇荫、免灾祸。其实再想想，天下的大祸，大多是这群伟
大人物惹出来的，他们又聪明绝世，天真塌了，他们自有
避难处，可怜的是芸芸众生，最后被迫流离失所的都是我
们。
但小人物也无须自卑，因为已经“真”的卑微了，再
自卑下去，不是全没了吗？要是说到天地不仁，以百姓为
刍狗，也不尽然，小人物也有自己的世界，花开花落，自
成季节。能滋养、感动一般人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
这句话好像是托尔斯泰说的，因为芸芸众生总是以数量取
胜的啊。
一般而言，小人物的眼睛还比大人物的清明些，不因
为聪明，而是置身环境之使然。大人物如舞台上独白的演
员，身体被远近的聚光灯照着，除了自己，看不见四周，
表面上的万人迷，其实孤独得要死，不如黑暗观众席中的
小人物，反而能把四周看得比较真实。万一发生事端要逃
生，暗处的人比较能辨出方向，因此乱世中能苟活的多是
小人物，做小人物不见得不好。
我又想起有关时间的事。时间不能重复，哪怕一次也
不行，用句比较学术的语言来说：时间是不可逆的。读历
史永远不能补救现实，现实马上融入历史，而历史绝不可
能重新来过，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
鉴，可知兴替。”其实古代的兴替与现今的兴替不同，不
宜混为一谈，历史学家很少能成为好的政治家的。三联的
编辑刘小姐来信，说各篇文章中的纪年，“十年前”“二
十年前”，现在重新出版，是不是要做处理？我觉得这问
题很好，切中了时间意义的某些症结。数字是改不胜改的
，假如书之后还要陆续出版，读者要记得，书中的纪年是
作者写作时的纪年，而不是读者读此文时候往上推的纪年
。事情发生过了，记下来算是记得，没记下来的就是忘了
，记得是有，忘了是无，忘了就等于不存在了，不是吗？
……
便仿哈姆雷特的问题“To be，or not to be”问一
句吧，是存在呢，还是不存在？也许可用这个问法吧：现
在已不存在的，就叫作“从未”存在过吗？或者再换个问
法：历史假如由唐桂元来写，在别人眼中他潦草的存在，
是真的潦草吗？一生无依又瘸了腿，是很大的痛啊。这都
是攸关生命的大问题，不仅四百多年前的莎士比亚无法解
决，恐怕任谁到今都不好作答的吧。
某一个悠悠的夏日，我读到郭珊一篇有回忆性质的文
章，文末几句我很喜欢，她说：
风月易醉多情客，但取相思一片云。最纯粹的相思是
不恼春风，亦不怜秋扇，唯记得而已。而所有记得的欢喜
相逢，都是因为长久的尊重，被时光之水一遍遍地过滤，
直至澄净如初。
真是篇好的文章，感谢郭珊对她生命中“记得”的小
事总有点痴。哪怕只是一片如雪的广东伦教糕呢，她都可
以反复低回依恋。她的痴把我从虚无的险境带入沉静的现
实，我宁愿相信她所说的，世上还有许多人、许多事需要
我们记得，不管事的大小、人的贵贱，凡存在过的就都有
意义，并且值得用时光之水一一淘洗，直到所有回到真实
的澄净，不是吗？
二○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溽暑之日写于台北永昌里旧居

本书收入的文章主要内容是记录作者少年时期的人与事，是台湾宜兰乡下的生活杂记。随着时光流逝，当年的“同学少年”多命运“微贱”，少有“轻裘”“肥马”，然而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正的人间，值得我们为它珍惜而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