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山坡，1973年8月出生，广西北流市人。早年主要写诗，2005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长篇小说《我的精神，病了》《懦夫传》等，出版有小说集《中国银行》《灵魂课》等，曾获得首届郁达夫小说奖、第九届《上海文学》奖、《广西文学》奖等多个奖项．有小说被译介俄、美、英、日、越等国。现供职广西文联，为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八桂学者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创作岗团队成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

朱山坡有着广西作家身上“野生”的典型特征，
这份“野生”既是他作品中的创新，也是他的野心。
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文学世界，以一种
冷酷而客观的态度展现人们的苦难，关注入的灵魂，
揭示社会的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家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
——蒋婧琳

陪夜的女人
灵魂课
推销员
最细微的声音是呼救
蜂鸟前传
箱子锁得很严实
想看海想得要
中国银行
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
丢失国旗的孩子
捕鳝记
你为什么害怕乳房
烟花巷里的唐教授
旅途
口罩
芳邻
狐狸藏在花丛中
美差
响水底

陪夜的女人
女人搭乘乌篷船来到凤庄。
这是一条很特别的船。除了特别扁小外，尖细而稍向上翘的船头，古香古色的船板和涂抹了厚厚一层桐油的船篷，还有断断续续引人发笑的马达声都引起了围观者的好奇。凤庄早就没有这种船了。其实，由于航道淤塞，又由于无鱼可打，不要说轮船，连渔船都已经很少见到。乌篷船从下游逆流而上，力气快用完了，速度越来越慢，宛若一个苟延残喘的人。
在人们的担心中，船总算在废弃了的码头靠了岸。船头摆满了炊具和其他日常生活用的物品，乱得像开杂货店。女人从船上跳下来，笨拙地拴好船，掸掸身上的暮气，然后神色镇静地往村子里张望。船里还钻出一个竹竿一样的男人，病恹恹的，吃力地扛着一件东西。后来才知道他是女人的丈夫，那东西是一张弹簧折叠床。男人把东西放在码头的石块上，跟女人嘀咕几句，转身便开船离开。他的脚下，便是慧江，宽阔浩瀚，水流平缓，黄昏的江面像大海一样孤寂。那条船，很快便看不见，似乎已经沉人深不可测的江底。
迎接女人的是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女人异常高大，皮肤黝黑，浑身胖乎乎的，头发很短，但手臂很长，而且粗壮，本来需要肩扛的折叠床她只是用手臂夹在肋中，另一只手还抓着一张薄薄的棉被。
“我要去方正德家。”女人说，“你们前面带路。”
孩子们迅速分成两半，一半在前面热情地引路，一半在女人的身后暗中取笑她的大屁股。通往村庄的石板路还残留着夏天洪水浸泡过的痕迹，萧瑟的田野像江面一样空荡。女人的到来给村子增添了新的气氛，像来了一位远客，引起了一些骚动。踩着几声狗吠，从屋里走出一些老人和一个腆着肚皮的妇女。
“来啦？”妇人们笑脸相问。
女人回答得很干脆：“来了。”
妇人们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在人们觉得女人话不多的时候，女人的话却意外地多了起来：“早上接到了两个电话，一个是金湾镇的，也是个女人，说她烦死了要我一定得过来，但我还是答应来凤庄，方厚生跟我家的侄子在广州是工友，熟人嘛，总得优先照顾。”
腆着肚皮的女人是厚生的老婆，快生了吧，不是万不得已连石阶也不愿爬了，一来累，二来怕摔。厚生家有两处房子，一处在石阶下面，是三年前建的新房子，二层的平顶楼房；另一处在石阶的顶头，是祖屋，破旧得看看就忍不住要动手拆掉，厚生要父亲搬，但老人住那里已经近百年，惯了，不愿挪，他说房子倒塌就倒塌顺便把他埋了最好。这座陡峭的石阶也是他家祖辈砌的，别人很少去爬。爬上高高的石阶，孩子们把女人引到老人的房间门外便一哄而散。为表明比其他孩子更勇敢一点，厚生九岁的儿子至善把女人带到了老人的窗前。窗是老式活动窗，能关上，关上后外面就看不到里面。至善踮起脚，颤巍巍地拉开窗棂，女人把脸贴着窗户往屋子里探望，里面只有一团难以打破的黑暗，但女人还是看到了一张有深蓝色蚊帐的床并闻到了迎面撞来的臭气。
“我阿公就在床上。”至善率真地说，“他就习惯这样，白天睡觉，晚上扰人。”
估计正德老人快睡醒了，睡醒就要吃饭。平常，饭是厚生家的给他送到床边，手一摸，就能碰到不锈钢饭碗，饭菜都在里面。老人像一个壮劳动力一样，每顿总得吃满满的一大碗饭，一直到死都是，因此他每喊叫一声都有很足的底气，谁也听不出他是一个行将要死的人。
“我还没有死，你们进来吧，陪我一会儿。”老人在里面说。他醒了，也就是说，凤庄漫长而烦人的夜晚开始了。
女人轻轻推开门进去，点亮了煤油灯。灯光首先照亮了自己，看上去女人有一张还算端庄的脸，样子很热情、虔诚、豁达，她四处张望空荡荡的房子，像出了趟远门的主人回到家里看看是否少了什么东西。
老人说：“来啦？”
女人说：“来了。”
P1-3

朱山坡是一位真正意义上无法复制的作家。一方面，朱山坡密切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对我们时代的精神症候有着敏锐的观察，在形式上，有着清晰的线索和完整的故事，比如短篇小说《惊叫》《推销员》，以及长篇小说《我的精神，病了》等作品。另一方面，朱山坡的小说有着强烈的寓言化追求，对整个人类生存进向有着宏观的思考。比如《鸟失踪》《陪夜的女人》等，都在不同层面表达了一种对人类的存在主义式的终极关怀。另外，朱山坡具有自觉的文体意识，有时候，他甚至把小说当作诗来写，比如，《一个冒雪锯木的早晨》就体现出“诗化”叙事的追求，小说中大量“迷宫”的精心设置，无疑是对当前小说叙事通俗化倾向的反动。

“文学新势力”文丛·序
张清华 邱华栋
2012年10月，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再度激发了国
人的文学激情，也唤醒了各界在文学教育方面的旧梦。这
其中就包括北师大。因为一段至关重要的学缘，莫言曾于
1991年获得了北师大授予的文学硕士学位，而此刻，作为
母校的师大自然倍感荣耀，遂立刻决定成立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写作中心，并邀请莫言前来担任主任。中心成立之初
，其核心职能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这就是文学教育和创
作人才的培养。
需要稍加追溯前缘，才能说明这套文丛的来历。1988
年，由当时在研究生院任职的童庆炳教授牵头，由北京师
范大学提供学制条件，牵手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鲁迅文学
院，共同招收了首届作家研究生班。那时的学位制度还相
对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各种规章还没有现在这样严苛和
完善，所以运作相对容易，招生考试环节也相对宽松。因
此，一批在当时的文坛已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便被不拘
一格，悉数收罗。之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未受过太正规
的教育，刘震云几乎是唯一一个，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77
级的本科毕业生，系出正宗名门。余华便只是在浙江海盐
上过中学；莫言之前虽有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两
年的经历，但更早先却是连中学教育也不完整；严歌苓、
迟子建等差不多都只是受过中等专业教育；其他人我们未
做过严格的统计，但可以肯定，其中多数未曾上过大学。
然而不容置疑的是，这些人是那时中国最具希望的一批，
是青年作家中的翘楚，未来文坛的半壁江山。从这里出发
，二十年过后，他们的确未负众望，为中国文学争得了至
高荣誉，也几乎成为一代作家的代言人。
很显然，这一传统成为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共同的一
个记忆，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
是两所学校引以为豪的历史。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再续昔
日文学教育的前缘，找回这一无双的荣耀，也就是很自然
的事情了。
因了以上的缘由，2016年，北师大校方经过认真研究
，参考过去的合作模式，从全校不多的单招单考的硕士名
额中拿出了20个，交由文学院和国际写作中心，来寻求与
鲁迅文学院合作，并于2017年秋季正式招收了“非全日制
”学术型文学创作硕士研究生。为了省却过于烦琐的制度
性限制，我们特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二级学科下，设
立了“文学创作方向”，并采用了学术导师加创作导师相
结合的培养模式，以给学员创造更为合适和充分的学习条
件。鲁迅文学院则为他们提供居住和学习的物质条件，提
供尽可能好的一切形式的支持，并拟在培养方案中结合鲁
院的讲座制培养模式，两相结合，尽显特色互补的优势。
同时还必须指出，有几位至关重要的人物支持了这项
事业。时任北师大党委书记的刘川生教授、校长董奇教授
，他们在推助写作中心的文学教育工作方面给予了大力支
持，在制定相关体制机制方面也给予了诸多方便；晚年在
病中的童庆炳教授，多次勉励我们传承好过去的经验，大
胆探索，争取把工作尽早落到实处。中国作协这一方面，
作协党组、特别是铁凝主席也同样给予了积极支持和热诚
关怀；分管鲁迅文学院工作的吉狄马加书记，则在工作中
给予了非常具体的关心和指导。
参与该项工作，制定合作规划、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以及日常服务管理等诸项事务的，便是本文的两位作者
，时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的邱华栋，和北师大文学院
负责研究生教育的副院长兼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
。整个过程中，要想实现两个职能完全不同的单位之间的
密切合作，在所有培养工作的环节上都无缝对接，是一个
至为琐细的工作，难以尽述。好在这不是一个“工作汇报
”，我们在此也就从略了。主要想说明的是，两校之间目
前的合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一切都在愿景之中。
迄今为止，该方向的研究生已经招收了三届，共56人
。从总体情况看，达到了预期的要求。在学员中，有鲁迅
文学奖获得者乔叶、鲁敏，有多位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获
得者，有“70后”“80后”广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像东紫
、杨遥、朱山坡、林森、马笑泉、高满航、闫文盛、曹谁
、曾剑、王小王，等等，他们在文学创作上都已经有了相
当出众的成绩，或是十分丰富的经验，然而他们共同的诉
求，又是都有“充电”的渴望，有成大家的梦想，所以因
了冥冥中某种命运的感召，汇聚到了一起。
关于文学教育，历来也是分歧明显众说不一的，有人
坚称“大学不培养作家”。这话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大学
的使命很多，成败胜负的确不在乎是否出产了一两个作家
。但这话的“潜台词”值得商榷——其意思是有轻蔑的，
是说“你培养不了作家”，“作家不是谁培养出来的”。
这当然也对，没有哪个大学敢说自己“培养”了几个作家
，而只能说，那儿“走出了”哪些个作家和诗人。但这么
说是否意味着文学教育是无必要的呢？似乎也不能。因为
照某些人的逻辑，我们就可以反问，大学不能培养作家，
难道就可以“培养”经济学家、政治家、科学家和法学家
吗？谁又敢于说，他们“培养”了那些伟大和杰出的人物
呢？很显然，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都是很难通过“定制”
来培养的。但从另一方面说，大学又必须要提供人才成长
和受教育的条件，从这个角度看，宣称大学不培养作家又
是不负责任的。回顾当代文学的历史，文学的变革和作家
的成长与大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密切相关。“文革”及“
文革”前大学教育的草创和荒芜时期，也出现过许多作家
，但他们要么是从战争年代的洗礼中锻炼出来的，要么是
在长期的自学中成长起来的，因为没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
育，他们的文学道路多有延宕，艺术成长和成就也都受到
了限制，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正是“文革”后教育的全
面恢复与发展，才让文学事业出现了人才辈出蓬勃兴旺的
局面。
所以，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作家是无法培养的，但文
学教育是必需的。当然，文学教育对于高校而言，其目标
确乎主要不是“培养作家”，而是为所有学生提供一个素
质养成的环境条件，这才是成立“国际写作中心”、引进
著名作家执教的核心意义所在。换句话说，能不能出产一
两个作家或许不是最重要的，其培养的人才是否具备写作
的能力，成为文学的内行才是重要的。传统的文学教育虽
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所培养的读书人大都是既能够
研究，又可以写作的双料人才。新文学的早期，大学的教
授也有许许多多是学者和作家集于一身者，之后才逐渐文
脉不彰，大师不存，大学教育渐趋沦为工具化和技术化的
知识教育，名实不符的学术教育。
但无论如何，北师大与鲁院联办的这一培养模式，其
目标还是直接而干脆的，就是“培养作家”。当然，这培
养不是从根上栽植开始的，而是“选苗”和“移栽”的过
程，甚至有的就属于“摘果子”。即便是后者也不是无意
义的，当年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严歌苓等这批
人，在进来之前早就是声名鹊起的青年作家了，录取他们
无疑也是“摘果子”，但系统的阅读与学习，大学综合环
境下的熏陶成长，谁敢说对于他们后来的写作没有助益？
所以，我们坚信这一工作是有意义的。
最后再来说说这批作为“文学新势力”的新人。显然
，他们都属于“70后”或“80后”的一代，较之他们的前
辈，这批新人的主要差异在于代际经验。前代作家的成长
期大都经历过历史的大波大澜，童年也大都有原初和完整
的乡村生活经验，所以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到“总体性经验
”支配和支持的一代作家。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
可以说寄寓了他对于农业社会生存的全部感受和想象，也
寄寓了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巨变的全部记忆与理解，读之
如读一部血火相生、正邪相伴、生死轮替、魔道互换的史
诗。这种具有总体性和原生性的经验与美学，在下一代作
家这里早已变得不可能，他们都命定地处在某种“晚生”
和“后辈”的自我想象之中，不得不在碎片化、个体化的
历史经验与记忆中探索前行。
这些都并非新鲜的话题，我们也只是重复了前人既成
的说法。但这也是所谓“新势力”的根基与合法条件，“
新”在哪里，又何以成为“势力”，这是需要我们想清楚
的。在我们看来，所谓“新势力”其实就是指：一是有新
的文化特质的，他们在文化上所拥有的“新人”特色或许
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但一定是更具有个性、自主性和独
立思考的一代，是拥有新知和新的经验方式的一代，是用
新的思维与视角看取人生与世界的一代，是在网络信息时
代生存和写作的一代；二是有新的美学属性的，这些属性
自然更难以总体性的概括来描述，但毫无疑问他们是具有
陌生感的一族，是难以用传统范型所涵盖和统摄的一族，
是游走和不确定的一族，是空间化和个体性得以充分彰显
的一族，当然，也是相对琐屑和相对真实，相对平和和相
对日常性的一族。有时我们觉得是这样的不满足，但有时
我们又会觉得，他们离着理想的文学，离所谓普世性的“
世界文学”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旁观者说一千句，不及读者自己去观照、去体味其中
的丰富和微妙，“总体性”之不存，我们的概括也自然显
得苍白无力，不如读者们自己去一一打量和细细辨识。
看，这就是“文学新势力”，他们来了。
2019年7月，北京西山暑热中

朱山坡老师的作品整体读来非常具有吸引力，人物的塑造刻画也很形象，故事主线清晰，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开展合理有据，情感表达真挚。其中尤其以《灵魂课》《推销员》《最细微的声音是呼救》以及《四月份的退休金》为代表，这些作品中的文字在刻画一个个底层人物、小人物时，能够用简单细腻的文笔充分展现他们的窘境与内心，使读者深刻体会到他们的辛酸与无奈，正所谓，世人皆苦。但正是作者将这种世人皆苦表达出来，才能让人体会到每个人心中的苦楚，才能让人在面对挫折时充满力量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