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媒介镜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党国英
南方农村报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一张以“三农”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报纸。在传统媒体纷纷入冬的严酷环境中，南方农村报依旧傲然挺立、独秀岭南，一方面得益于其顺势转型的经营策略，同时也缘于其对“专门为农民说话、专业为农业服务”这一办报宗旨的执着坚守。作为一名“三农”问题研究者，我与南方农村报从陌路相识，算来至今也有十数年之久。同时，出于专业角度，在这一过程中，我对南方农村报评论版多有关注，也曾将若干作品投诸编辑并获刊发。正是在这种切磋稿件的你来我往中，我对南农评论的立场、风骨与品格有了更为切身的认同之感。唯此“三农”改革正处历史蜕变的关键时刻，唯实、求真、悯农、明理的南农之声更显铿锵。
“三农”问题交错于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对话之间，穿行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共同编织的复杂网络之中，呈现于政界、学界、媒界等不同主体对于这一既关“庙堂之高”又系“江湖之远”之重大问题答案的孜孜以求之中。作为南方农村报的资深评论编辑，付伟的这本书，为我们铺展出的，便是由一家兼具社会责任与专业主义担当的媒体视角放眼望去，中国“三农”问题在峰回路转中的一条蜿蜒前路。在这条道路上，有传统农业通过资源要素重组、制度藩篱破除、组织形态升级等途径向现代发展方式的艰难跃进；有传统乡村通过对村民民主自治的继承与发展、对集体产权关系的调整与理顺、对基层运转方式的转换与优化向现代治理格局的艰难转型；有城乡关系通过推动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实现公共服务均衡配置、促进权利权能充分释放向统筹发展模式的艰难切换。虽然媒介对于“三农”问题的解释理路、解释能力和解释效果，难免会受到公共舆论建构思维的影响，有着紧追社会热点的视野局限，存在动辄悲天悯人的情感掺杂，但是仅就本书所录的百篇文章而言，出自一位年轻“三农”新闻工作者的这些肺腑之言、推心之话，不时显露真淳之气，闪耀理性之光，不啻为“三农”改革发展观点原野上凿出的一眼眼清冽甘泉。
同时，作为“三农”问题诸多媒体镜鉴中的一个上佳样本，从《三农中国说》一书中，我们既可以窥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三农”问题在经过公共媒体的立场折射和信息选择之后，如何被广大受众所接受，同时也可以感受公共媒体如何以作为“第五种权力”所附着的独立立场与作为“舆论喉舌”所高擎的政治责任，苦苦探寻“三农”方程式的求解思路。作为现代社会里一种重要的公共事务讨论平台，作为有限国家下一种重要的公共权力监督形式，作为自由市场中一种重要的公共信息服务主体，媒体角色的多重性决定了它在反映“三农”现状与探讨“三农”问题时往往会处于多向利益的拉扯中，比如，对受众口味的迎合会被斥为哗众取宠，对个案问题的纠结则被讥为一叶障目。而在本书中，一篇篇文字不失激扬气场的同时，更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辩证分析的方法和寻求对策的努力，成为破题立论之中流砥柱。而这恰恰回归了公共媒体评论之本义——既生存于大众情绪与受众需求的空间之中，又能够自此纷乱场域中向天地大道孑然而行。
然而，纵观全书，论者所持观点，虽竭力避免沾染铜臭之气，但对“利义之辨”却并非截然二分，更多建立在不以舆论公器为一家私利张目的原则之上，而绝非对“市场”一词表现出过度敏感。相反，在多篇文章中，作者恰恰是将对充斥法治因子的市场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上升为解决现代农业转型、乡村治理优化和城乡统筹推进过程中基层行政权力伸手过长问题治本之策的高度。立足中国实际，发挥制度优势，激活市场能量——字里行间，作者矢志“三农”的拳拳之心，正是映照在了对“三农”问题解决进程中政府与市场、权力与权利行为界限与互动方式的探索与尝试中。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和前沿地带，传统“三农”格局较早受到了工业化、城镇化所塑造现代发展模式的强烈冲击，也涌现出了众多在工农、城乡关系重新寻找“公约数”大背景下以顺利接驳现代大市场格局为目标导向的农村改革硕果。尤其是在乡村治理结构的深度调整方面，在佛山，便有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化、村庄权力结构“政经分离”等政策供给领风气之先；在云浮，在梅州，便有培育乡贤理事会、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等组织创新解村治之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社会在现代化浪潮席卷下所面临的结构性危机。这些改革“金点子”，固然源于农民创造和政府推动，媒体传播同样功不可没。相关内容，在本书中亦多有涉及。
对于“三农”问题，学界与媒界虽然各有不同解读方式，但“隔行”并非“隔山”。媒体机动灵活、信息灵通、反应灵敏，可以第一时间敏锐捕捉到“三农”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和鲜活案例。对于“三农”研究者们来说，来自媒体的声音，同样是启发思路的触点和深入挖掘的起点。同时，在由媒体所搭建的“三农”舆论沙龙内，官员与民众、学者与商人，各界人士各抒己见、碰撞思想，岂非一桩美事？而对于南方农村报而言，其与学界交集更多，合作更密。近年来，该报不但对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团队在广东蕉岭进行的乡村治理实验施以鼎力相助，予以追踪报道，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等联合举办中国农村发展论坛，迄今已是第十一届。本书作者服务南农五年之后，由媒入学，进入浙江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亦是“用以致学”的难得范例。
2015年下半年，“三农”领域大事不断。10月9日，“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仙逝；11月2日，中办国办印发《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以顶层设计之高度为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发展定下基调，也是对杜先生毕生致力的“三农”改革事业的很好延续。改革理念见诸官方文件固然不易，改革举措付诸行动尤其艰难。单就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设想，将牵动多少根神经！一个浮光掠影但却有唬人之功的“调研报告”呈到上层，就可能使一项好的改革胎死腹中！虑及于此，笔者常念优秀记者之不可或缺。他们反映真问题，提出好见解，胜于那些舞刀弄棒、扯旗放炮的“学者”。这也是希望所在。抚今追昔，不由慨叹：山一程、水一程，“三农”身向何处行？风一程、雪一程，“三农”改革步难停。
2015年11月于北京
写农村问题评论尤其需要悯农情怀
□中国青年报编委、知名时事评论员 曹 林
与付伟兄虽未谋面，但常读他关于农村问题的评论。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对把目光投向贫瘠的土地、关心农村问题的评论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以前都只是偶尔在报纸和网上看到付伟的评论，今日有幸先看到这部书稿，能完整地阅读他对农村问题的系统看法。
能感觉到付伟对农村问题的深入看法——这种深入，与三农问题专家的“深入”不一样，而是一个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记者对这个领域敏感的“问题意识”。记者的敏感与专家的专业是不一样的，专家能把一个问题说深说透，而记者能够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微妙的变化，发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并以大众能够听得懂、并有新闻冲击力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设置议题引发关注。从《警惕土地流转市场“丛林化”》《土地流转应成“三农”改革红利》《农地确权是稳定剂更是兴奋剂》等文章中能看到他的专业和洞察力。
写三农问题评论，需要把自己的脚扎根于农村。评论员虽然不必像记者那样事事采访，可如果没有“用脚采访”的积累，就无法做到“用笔还原”。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付伟的脚上沾着农村泥土的气息，有着对农村问题采访的积累，所以评论能够很内行。没有像一些类似评论那样，生活在城市，带着“城市中心主义”的视角，把农村当成一个陌生的他者，从城市的角度来阐释和分析农村，把农村当成城市的边缘和附庸。在这种视角下，难免就会认为农民进城打工是为城市建设，他们是城市建设的工具，他们是到城市寻找赚钱机会——在这种“城市中心论”下，自然只会自私地想到农民进城给城市带来的问题，犯罪率升高、城市资源匮乏、城市秩序受农民工进城冲击等“城市病”，而没有将乡村当作一个平等的主体。
而且，这种远离农村所写的评论，也不是把农村人当成读者，而是写给城市人看的，茶余饭后了解那个陌生的、无法理解的世界。付伟的评论中没有这种城市人的优越感，我相信，多数文章农民都能看得懂，也能够认同他的观点——因为他的评论沾着“农气”，他的评论中有着对三农问题的同情和理解。
是的，我觉得写关于农村问题的评论，最重要的也许不是专业，而是要有关怀农民生存状态的悯农情怀，每一个字都要带着悯农的温度，如果没有这种脚踏农地、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悯农情怀，这种文字就会没有生命力。
什么是悯农情怀？不只是同情和怜悯，不只是把农民当弱者，更要有一种亏欠和感恩的意识。从央视离职的著名主播张泉灵写过的一段话很有感染力，她说：我们是亏欠农民的，农民是种粮食的，可60年代初的饥荒，饿死最多的是农民。粮食先保障了城市。农民拥有土地长期的承包权，可说到征地，他们却是从土地收益中得到最少的。城市用工荒，劝他们来，金融危机，劝他们回。他们住着城市里最差的房子，干着城市里必须有而城市人不愿干的工作。我们是亏欠农民的。——这种亏欠意识，就带着悯农情怀。有了这种意识，评论才能心怀敬畏，才能善待土地和农民。而一些人在农民面前带着十足的优越感，好像是城市给了农民工作，城市买农民种的菜养活了农民。
什么是悯农情怀？不是站在外面抒情煽情说农村真苦、留守儿童真可怜，流几滴泪，而是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体验他们的艰难。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癌症一代。我老家在江苏苏中的一个小村庄，苏中农村的生活水平，虽然比不上苏南的富庶，但比苏北还是好很多的，也比其他地方的农村好一些。尤其是在近1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中，生活基本上离他们原来所期待的小康很近很近了。大学毕业来京工作后，我基本上每周都会打一次电话回家，差不多每次快挂电话时，都会听到爸妈叹息一句：唉，哪家的谁谁谁又查出癌症了，估计没多长时间了。虽然离家多年了，但对村里人还都很熟悉。那个谁谁谁，在我的记忆中，还是10多年前我读高中时常看到的形象，正值盛年，青壮劳力，家中的顶梁柱，起早贪黑地开拖拉机替人运砖运土，靠那双勤劳的手把孩子都培养出来了。生活刚好起来，怎么就……让人感到无比沉重的，是这不仅仅是个案。奋斗打拼了一辈子，累得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终于有点起色，家境好起来了，儿女都成家、能赚钱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查出癌症……一个个地因癌症而离去。一遍遍地重复着这样的故事，以至于村里人都感觉到这已经成为一个魔咒，这个魔咒像一个巨大的阴影覆盖在他们的心中。当感觉生活有了起色的时候，准备享儿女之福时，他们就充满焦虑，担心那个可怕的魔咒有一天会落到自己的身上。
走近他们的生活，才会读懂乡村社会中“癌症一代”的焦虑与痛楚。
我所理解的悯农情怀，还有的就是对农村真正的同情和理解。看过一个故事，记者在中国一个贫困山区采访时，看到孩子的母亲给孩子泡方便面，记者对那个母亲说，以后尽量让孩子少吃这些油炸的速食垃圾食品。孩子的母亲说：“没关系，不经常吃。但是每年都会给孩子煮一次，因为今天是孩子的生日，其实我们根本舍不得吃。”这不是供人滋养内心道义感的心灵鸡汤，而是很残酷的现实对比，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对另一种生活永远是陌生的，我们当成油炸的速食的垃圾食品，而另一个世界里的人却当成奢侈品。真正有了对农村世界的理解，才会含泪读懂这个故事。
从《“榨菜指数”凸显就近城镇化紧迫性》到《“裸身讨薪”痛在民工碎片式生存》，从《穷孩子的春天始于制度机会均等》到《别让农民工的梦想继续流浪》，在付伟一篇篇评论中能读到这种可贵的悯农情怀。
2015年9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