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囊括了有关鸟类的各方面知识，从鸟蛋到鸟的繁殖，从领域行为到鸣唱、迁徙等；与此同时，还追溯了几百年以来人们是如何克服偏见和未经验证的“常识”，逐步获取知识和洞见的。本书从人类对鸟类和自然的兴趣出发，以100多幅精选的优美插图为轴，将整部鸟类科学史贯穿起来，深入浅出地揭示了自人类最初接触鸟类直至现代鸟类学诞生与蓬勃发展的历史脉络。

蒂姆·伯克黑德是英周谢菲尔德大学动物行为学和科学史专业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研究生涯中，他曾前往世界各地去了解鸟类的生活。伯克黑德曾经为《独立报》《新科学家》和BBC《野生动物》杂志撰写文章。他最新出版的作品包括《鸟类的智慧：插罔鸟类学史》、与另外两位作者合著的《一万种鸟：达尔文以来的鸟类学》以及《最完美的事物：鸟蛋内外》等书。

中文版序
序
1.从民间传说到事实——约翰·雷与鸟类学
2.眼见非实——从卵到维鸟
3.为生命而准备——本能与智能
4.幻象终将消逝——大迁徙的浮现
5.点亮探索之路——光与繁殖周期
6.野外研究创新——领域的发现
7.林中合唱者——鸟鸣
8.微妙的平衡——性别
9.达尔文否认的事实——不忠
10.堕落导致衰亡——繁殖与寿命
后记
关于插图的说明
注释
参考文献
术语表
译名对照表

刚开始撰写本书时，我满怀壮志地意图囊括各种养鸟
方式，包括笼养宠物鸟、养家禽、养鸽、驯隼等，看看它
们如何影响了鸟类学的发展。然而真正开始研究时，我才
意识到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因此不得不将
范围缩小，以便能够完成计划。关于养鸟如何影响鸟类学
发展，我基本只局限在笼养宠物鸟。当然，还有很多其他
人鸟互动的形式，共同塑造了如今我们称为鸟类学的这个
领域。
同样，我也只能将思考的范畴局限在西欧，虽然我深
知养鸟和鸟类研究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然而语言障碍和
获取非欧洲地区文献的困难使我无法实施全球范围内的研
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局限于欧洲历史的主导原因还
是文献的来源有限。现在看来可能难以置信，然而十年前
当我刚开始写作本书时，想要找一些特定的文献，我必须
从居住地谢菲尔德前往牛津、剑桥和伦敦等地的专业图书
馆。在这十年中，很多早期的鸟类学文献都可以在网上获
取了。要是我从头再来的话，肯定会花更多时间在电脑前
面，而不是前往图书馆和拜访图书馆馆员，这样也不可避
免会少很多乐趣。于我而言，研究鸟类学历史的部分乐趣
就在于与人打交道。在电脑上搜索文献是孤单的，虽然身
体闲了，然而却不那么有意思。我喜欢与图书馆馆员和专
家交谈，他们经常能告诉我一些之前完全想不到去翻阅的
典籍。同样，我发现浏览馆藏经常有意外收获，会让整个
过程更为丰富。我分享研究工作中这些细节，是希望如果
有人愿意扩充本书的视野，或者想撰写一本中国的鸟类学
历史，我的经验能提供参考。
本书关注的重点是观念的起源以及我们如今的鸟类学
知识是如何得来的——是谁在何时发现了什么。我力图溯
源求本。至少在欧洲，鸟类学作为科学是从17世纪中期弗
朗西斯·威路比和约翰·雷所做的研究开始的，这也是科
学革命的一部分。当时人们所知的很多内容都来自古希腊
，我也认可这一点，然而威路比和雷是首先以科学思维看
待鸟类的人，他们重新评估了很多古代思想。通过总结一
些课题的前沿知识，我也试图将自科学革命以来人们做出
的观察放在当代视角下来检视。
20、21世纪的鸟类学文献极其浩繁，要想提供最新的
综述是很大的挑战。后来我和两位同事一起摸索出如何更
为全面地总结达尔文时代以降的鸟类学，写成了《一万只
鸟：达尔文后的鸟类学》（2014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出版）。
我是职业的科研工作者，你在阅读本书时就能看出，
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鸟类的生殖，尤其是与滥交和精子竞
争相关的行为、生理和演化意义上。人们曾认为鸟类是一
夫一妻制的典范，然而我们现在知道不忠行为是普遍存在
的，并不只是鸟类，对于动物界整体来说都是如此，而且
也出现了很多相应的演化适应和逆适应。了解关于繁殖的
研究和鸟类学的历史对我作为生物学家的思维模式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鸟类学史让我加深了对鸟类和科学的理解，
也启发了新的研究项目。我不仅和学生们分享我对鸟类学
历史的热情，也通过演讲及撰写科普文章与公众交流。我
深深希望本书能够给一些中国读者带来灵感，进而扬帆史
海，以中国视角来记录鸟类学的历史。
蒂姆·伯克黑德
2016年1月7日于英国谢菲尔德

本书关注的重点是观念的起源以及我们如今的鸟类学知识是如何得来的——是谁在何时发现了什么。我力图溯源求本。至少在欧洲，鸟类学作为科学是从17世纪中期弗朗西斯·威路比和约翰·雷所做的研究开始的，这也是科学革命的一部分。当时人们所知的很多内容都来自古希腊，我也认可这一点，然而威路比和雷是首先以科学思维看待鸟类的人，他们重新评估了很多古代思想。通过总结一些课题的前沿知识，我也试图将自科学革命以来人们做出的观察放在当代视角下来检视。

约翰·雷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生命中最后几年尤为
受折磨。尽管如此，他还是一直让自己保持忙碌，连续修
订了好几版的《上帝之智慧》，撰写了一本关于植物分类
的手册，并且努力完成他和威路比一起开了个头的昆虫百
科全书。
1675年，威路比的母亲——威路比去世后雷的资助人
——去世，雷离开米德尔顿府，与年轻的妻子玛格丽特一
起搬到沃里克郡的科尔斯希尔。玛格丽特曾经受雇于米德
尔顿府。他们结婚时，玛格丽特20岁，雷45岁。他们在几
处不同的居所住过，而当雷自己的母亲于1679年去世后，
他带领全家，包括四个女儿，搬回了自家的旧宅，也就是
位于他的故乡埃塞克斯郡布莱克诺特里的丢兰斯
（Dewlands）。而两年前，即1677年，雷曾受邀出任显赫
的皇家学会秘书一职，然而他拒绝了，认为职务会影响自
己写作。17世纪末，在接连几个酷寒的严冬之后，雷的病
痛愈发严重，腹泻、肿块以及腿部溃疡越来越糟。他自己
说溃疡是“无形之蛭”引起的，但实际上多半是由于长期
缺乏活动，冬季得不到供暖和衰老造成的。无论原因如何
，这让雷一直肢足且非常疼痛：“殊不知，其溃疡虽前所
未闻，然其痛无比，日夜不歇。”
慢慢地，雷的境况日下，而1697年他14岁的双胞胎女
儿中的一位死于黄疸，更是雪上加霜。这时雷每天要花一
上午的时间浸浴和护理腿上久治不愈的溃疡，然而他没有
止步不前，在病痛中保持着惊人的工作量，几乎直到最后
。雷死于1705年1月17日，之后葬在布莱克诺特里教堂；他
曾叮嘱“遗体封棺，不得允人观瞻”。
本书开篇提到，我那些鸟类学家朋友提名戴维·拉克
、恩斯特·迈尔和埃尔温·施特雷泽曼为史上最了不起的
鸟类学家。这几位的确都是丰碑式的人物，然而他们也都
认可约翰·雷在鸟类科学发展中起到的奠基作用。要是雷
能与这三位鸟类学家会面，我猜想他一定会与戴维·拉克
最为亲厚。他们不但会尊重对方，而且可能会喜爱并欣赏
对方。雷和拉克都对鸟类有热情；他们信仰上帝，却同样
有远见，能洞穿表象，看到背后通过逻辑推理和科学方法
得出的结论。他们都对理论感兴趣，并且有着相似的洞察
力，能够看到鸟类学中提纲掣领的问题。
雷在戴维·拉克出生前两百年就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
，这是振聋发聩的事实。更为了不起的是，至少就我的了
解，戴维·拉克从未读过《上帝之智慧》，要是他读了，
一定会因他们观点的相似而震惊。
我也坚信，要是有办法让两人会面，拉克一定会温和
而坚定地说服雷接受演化论。而雷虽然是虔诚的教徒，内
在却是一位科学家，他一定会接受劝说，并且为那不可争
辩的事实而激动——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塑造了鸟类的生命
、形态和功能。
雷的哲学观让他将对鸟类和博物学其他方面的热情与
一种深刻的宗教信念联结起来。这看上去很矛盾，然而他
的智慧造物论实际上为达尔文的观点铺就了道路。对于大
多数人来说，自然选择理论的出现是令人震惊的，因为这
不但与神创论中关于物种创生和物种固定性的概念相左，
而且彻底以去人类化的自然选择过程代替了智慧的造物主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宗教人士都拒绝接受自然选择，有一
些人如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就接受了达
尔文的观点，正如拉克所说：“如果他们不仅仅是在私人
信件中表达认可，就很可能有助于弥合科学与宗教之间的
鸿沟。”另一些人部分妥协，相信人的身体是通过自然过
程演化来的，然而灵魂却是由神所赐。拉克本人的观点是
，虽然自然选择非常重要，但是将人类与其他生命区分开
来的是道德感。拉克正是因为不能相信我们的伦理和道德
也会通过自然选择演化而来，所以认为它们是神赐的。恩
斯特·迈尔和埃尔温·施特雷泽曼都是无神论者，而拉克
是基督徒，与他的时代格格不入，似乎是英国牧师博物学
家传统的残留。
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从雷的《上帝之智慧
》开始，经过欧洲大陆的冯·贝尔诺和佐恩，回到英国的
吉尔伯特·怀特，直到达尔文，然后再到戴维·拉克以及
最近的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有些讽刺
的是，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和雷的《上帝之智慧》一
脉相承，而达尔文则是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自私的基
因》改变了人们对生物学的看法，雷的《上帝之智慧》在
300年前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雷的思考开启了现代鸟类学研究。他和威路比的百科
全书是鸟类分类学的起点，《上帝之智慧》则开创了鸟类
的野外研究。在过去50年中，这两个领域都有了蓬勃的发
展。在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专业鸟类学家仍受雇于博物
馆，然而后来高等教育的扩张和科学界对鸟类学的日益重
视，使研究鸟类的专业科学家数量剧增。我们从有关鸟类
的科学文献数量变化就可窥一斑：1900年只有500篇，而
1990年时已有14,000篇，到现在无疑还要更多。
我最终要描绘的图景或者说幻想，是约翰·雷能够成
为下一届国际鸟类学大会的荣誉嘉宾。我似乎能看到他认
真聆听演讲、积极参与讨论，并在会议

1.从民间传说到事实——约翰·雷与鸟类学
想象一下，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日常生活不是依靠逻辑和常识，而是笼罩在恐惧、迷信和经常用鸟来传达旨意的“上帝”的权威之下。在这里，看见一只落单的喜鹊意味着厄运临头；听见渡鸦叫则大限将至；仅仅在燕子巢中找到的一种特殊的石头能使盲人复明；把鸽子的精液涂在女性的裙子上，就能让她们爱上你；吊在丝线上的死翠鸟能当风向标。翠鸟具有魔法的力量，能预测风暴的来临并迎风飞翔，所以直到现在，在英国和法国的很多农家还能找到这种可怜的小鸟的干尸。
此类奇幻的观念曾根深蒂固，直到17世纪初才开始有人质疑这些说法。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是革新的生力军，他强调实验和证据才是可靠的知识来源。住在诺维奇的鸟类学家托马斯·布朗爵士（SirThomas Browne）也热切地倡导新的思维模式，他恰巧也是约翰·雷的朋友。布朗于1646年出版的《常见错误》（Pseudodoxia Epidemica）是一部佳作，书中宣扬讲求证据的全新科学方法，提倡用仔细设计的实验来验证以翠鸟为风向标之类的坊间传说。
布朗设计了一个简单而巧妙的实验：把两只死翠鸟并排挂在一起，如果它们各自指向不同的方向，传说就不攻自破了。布朗是新派博物学家的代表，他对雷也有很深的影响。雷曾写道：
吾等不可尽信书，固步于他人著说易使人轻信谬论而薄于事实；凡所能及，吾等皆当亲身格物，纵览群书亦当善习草木……
要想弄清雷所说的“尽信书”是什么意思，你只需去剑桥大学动物学系的牛顿博物馆看一看。在博物馆的深处有一座大铁笼（实在没有更好的词来形容了），内藏卷铁浩繁的鸟类学书籍珍本。这些书曾是19世纪初剑桥动物学系主任、鸟类学家艾尔弗雷德·牛顿（Alfred Newton）的收藏，它们几乎涵盖了整个鸟类学的历史。在一个单独的架子上，放着几册巨大的、皮面精装的书卷，出自16、17世纪，极为珍稀、易损而且价值连城，让人简直不敢伸手翻阅。这些都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皮埃尔·贝伦（Pierre Belon）、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sner）、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rovandi）和约翰·强斯顿（John Jonston）所著的鸟类学百科全书。旁边紧挨着的架子上，则是雷所著的百科全书。
要知道，当时人们对鸟类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可这些书为何都如此大部头，到底贝伦和他后面那些作者挖出了多少可写的东西？实际上，其中大部分都是奇谈怪论。格斯纳和阿尔德罗万迪的著作格外令人迷茫。当然，书中部分内容还是符合当代鸟类学认知的，但这些内容几乎被一大堆现在看来既不是鸟类学也不是博物学的糟粕给掩埋了，得费一番工夫才能找到。
这些早期作者所记述的内容主要来自两个渠道。其一是亚里士多德，所有知识的源泉，几乎没人敢反驳；其二是当时横扫欧洲的新潮流——隐喻之说（emblems），其起源则是中世纪动物寓言集。 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