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中国深圳、东莞和广州266名农民工的深度访谈，本书描述了中国的城乡迁移对家庭和性别关系的改变。而这一探讨，是通过聚焦于男性和男性气质的改变来完成的。作者在书中展示了这场始于三十多年前的大规模城乡迁移是如何重塑男性农民工作为爱人、丈夫、父亲和儿子的角色的。在这场为了生计的“搏斗”中，男性农民工做出了“男性气质的妥协”：他们通过在夫妻权力和家务分工中做出让步、重新定义孝顺和父职等方式，努力维护着家庭中的性别界线和他们在家庭中的象征性的支配地位。这些男性农民工及其家庭的故事，也揭示了中国经济改革、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另一个侧面。

致谢
1 导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男性气质
2 中国宏大叙事背景下的边缘男性
3 寻找平衡：恋爱、婚姻与性
4 夫妻关系中的权力与策略
5 家务与男性尊严
6 爸爸在远方：城乡迁移、父职与情感
7 来自远方的孝顺：养老职责的协商与重构
8 男性妥协：关于变迁中的男性气质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男性气质
传统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或多或少依赖于儒家家庭系统
的成功运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家庭、经济与社会在中
国是一个系统，即父权制。
——朱迪思·斯泰西，《中国父权制和社会主义革命
》
东莞是中国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2013年12月，我们
在这里一家新建的三星级酒店遇到了小谢，一个20岁的酒
店服务生。小谢是一个个子高挑、相貌清秀、有些羞怯的
重庆男孩。他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在14岁的时候离开农村
老家，是因为他在学校里带头打群架而被学校开除。那时
候的小谢是中国农村数以百万计的留守儿童之一。小谢的
父母在他刚满3岁的时候便将他留给祖母照顾而双双外出“
打工”。“打工”是农民用来描述他们在城市中工作状态
的一个常用词。小谢的父母外出务工六年未曾回家。当小
谢因为想念父母而问祖母他们为什么不回家的时候，祖母
就会指着家里一栋新建的房子说，这就是父母关爱小谢的
实证。那栋房子是用小谢父母寄回老家的钱建的，是给小
谢将来娶媳妇用的。小谢的父母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希
望他们打工的钱能够供养小谢读大学，或者至少能学一门
手艺。但是，小谢在自己打工的六年时间里已经换了不下
十份工作了。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云南一家豪华的五星级
酒店里做男性性工作者。这份工作最后倒是相当太平地结
束了，因为小谢染上了性病而不得不回到当时在东莞工作
的父母身边。
我们遇到小谢时，他和父母居住在离他工作的酒店不
远的一个城中村‘的出租房里。小谢的祖母还在农村老家
，不过小谢和他父母打算存钱在老家农村附近的镇上买套
房子。小谢说，他对农活一无所知，也无法想象自己回家
务农，甚至连春节都不打算回去，想跟父母在东莞一起过
年。小谢曾经有一个获得父母首肯的谈婚论嫁的同居女友
，不过当女友发现小谢从事性工作的时候，就跟他分手了
。小谢喜欢那个女孩，是因为她像小谢母亲一样具有“贤
妻”的品质。她为小谢洗衣、做饭，并且省吃俭用。跟父
母的选择不同，小谢发誓绝对不会因为外出打工而将自己
的小孩留在老家。他想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并且和家人幸
福地生活在一起，而这个愿望的实现需要以成功的事业为
基础。当我们遇到小谢的时候，他的这个愿望看起来还颇
为遥远。作为服务生，小谢的月工资是1800元人民币，而
对于这份微薄的工资，小谢也是使用无度，把大部分钱花
在了按摩、赌博、和朋友一起喝酒以及偶尔在附近的卡拉
oK厅嗑药上面。小谢看起来也不太担心自己的未来。父母
已经在老家为他建了一栋房子，并且正在为在镇上买房攒
首付。他们打算在春节之后送小谢去学一门技术。
45岁的湖南人老姚在酒店做保安。早在1989年，他就
离开农村老家到中国南方城市打工。那时候，他的独子才9
岁。在最初的五年，老姚的妻子留在老家照顾儿子。到了
2004年，她开始跟老姚一同到城市打工，因为患病的老姚
已经无法为家里赚取足够的钱了。当2叭3年我们在深圳遇
到老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对自己父母
的深深愧疚，因为他已经有十一年没有回家过年了。而第
二件事则是他对儿子的歉意，因为他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
没有给予其足够的关爱。老姚唯一的慰藉是，自己还算是
一个体贴的丈夫。虽然农村男性在农村生活时极少做家务
，但老姚在他老婆也跟随他到城市打工后就开始洗衣做饭
、打扫卫生、买菜、叠被、换床单。尽管因此而备受湖南
老乡的嘲讽，老姚依旧包揽家务。老姚的妻子则独揽家中
重要事情的决定权。这是一种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教导下
的“夫唱妇随”及“男主外女主内”的夫妻权力关系具有
显著不同的关系模式。老姚夫妻关系的非传统性，还体现
在老姚的妻子在工厂打工的收入差不多是老姚在酒店做保
安的收入的两倍。
……
在田野调查的最初，我们考虑到由女性访谈男性可能
存在的问题。为了最小化因访谈者的性别而对访谈造成的
影响，我们在由10位训练有素的访谈员所组成的研究团队
中配备了5位男性访谈员。同时，我们也根据年龄对访谈员
和被访者进行匹配，例如，我们避免由年轻的女性访谈员
访谈年轻的男性农民工。对年轻的男性农民工的访谈，要
么由研究团队中的男性访谈员来完成，要么由两位年纪较
长的女性访谈员来完成，后者对于被访者而言类似于阿姨
或者姐姐的角色，从而避免了在涉及亲密关系问题时的尴
尬。在比较了男性和女性访谈员所获得的访谈数据之后，
我们发现并不存在与访谈员性别相关的系统性偏差。以往
的研究表明，在访谈中可能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性别化
机制。一方面，相同的性别认同被认为是成功访谈的前提
；另一方面，一些研究则表明对某些话题而言，不同性别
之间的对话反而可能更轻松。比如说，当男性被访者在谈
论怀孕的问题时，他与女性访谈员的交谈往往会比与男性
访谈员的交谈要更深入一些（Lee，1997）。实际上，在我
们的访谈中，上述两种模式都被观察到了。年轻的男性被
访者在与男性访谈员交谈时，更乐于谈论娱乐、友情以及
某些男性的次文化；而令人意外的是，许多男性被访者在
与女性访谈员交谈时，颇为愿意去谈及夫妻关系和代际情
感等议题。相当一部分男性被访者对我们研究团队中的女
性访谈员说，他们几乎从未与自己的朋友谈论过此类问题
，并且对能有机会讲述这些关于亲密关系和情感的问题表
示了感谢。一直以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男性是
不被鼓励表达他们的情感的，然而在访谈过程中，有5位男
性被访者在讲述自己生病的妻子，或与女朋友的分手，或
者与配偶发生争执的时候，流下了眼泪。也许，与其说女
性访谈员构成了某种阻碍，不如说她们为男性被访者们提
供了一种难得的倾诉机会，使得一直被排除在被视为女性
专有的情感领域外的这些男性，有机会去分享他们鲜被探
讨的因迁移而产生的复杂情感。
本书结构
本书一共分为八章。首章为导论，第二章简要描绘了
被访者的打工生涯以及相应的宏观社会背景。农民工的打
工经历是与中国城乡不平等、经济现代化以及改革开放后
的城乡流动相关联的。第三章讲述了男性农民工如何在城
市中体验爱情与亲密关系，以及他们如何在个人选择与父
母影响之间寻求平衡。第四章关注的是夫妻之间关于迁移
的协商，以及源于迁移或与迁移相关的婚姻内传统的男性
支配模式的延续性与变化。第五章检视了城乡迁移所带来
的新处境如何令家务分工的协商成为夫妻间的重要问题，
并关注男性农民工如何发展出一套反城市霸权男子气概的
话语，从而合理化自己在家庭领域中越来越多的家务参与
。第六章探讨了父职缺席的困境。尽管迁移使得父亲们实
现了供养孩子的工具性角色，但同时引致了多面相的情感
鸿沟。第七章讨论男性农民工作为远游的儿子，如何化解
他们无法如中国传统孝道所期许的那般去服侍和供养自己
父母所带来的失败感，以及他们如何努力通过情感性的措
辞来重新诠释孝道。基于上述章节的一系列发现，在第八
章中，我们提出了“男性妥协”这一概念，用以讨论与迁
移相关的性别实践与身份。这也进而为分析迁移如何改变
家庭提供了一个性别及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帮助我们
理解男性农民工是如何解释和回应由城乡迁移所带来的种
种转变的。

中国大规模的城乡流动已经持续了超过三十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城乡流动人数已经达到2.81亿。这些农民工，不仅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同时也塑造着其留在农村的家庭成员的生活。在对农民工和家庭的讨论中，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留守儿童和女工，对于打工男性的家庭生活和性别定位研究不足。本书作者通过对广东省深圳、东莞和广州266名民工的深度访谈，描述了在中国性别、阶级和城乡分割这样一个交叉的结构中，进城农民工作为爱人、丈夫、父亲和儿子的性别及家庭角色。

阅读这些个体的生命故事如此激动人心；即使对
于不具有学术背景的读者，本书的分析也令人欲罢不
能。《男性妥协》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其中的田野故
事既深入又广阔。此外，由于作者的分析讨沦不拘限
于中国，所以本书也会对北美学术界产生影响。
——戴慧思，耶鲁大学教授
《男性妥协》一书将男性农民工这一群体拉到了
聚光灯下。作者以细致的田野调查资料和出色的分析
，阐述了亲子关系、亲密关系、夫妻权力、子女义务
等看似不可妥协的家庭关系模式是如何在城乡迁移中
发生变迁的。本书是一本必读之作。
——皮埃雷特·洪黛露索特鲁，南加州大学教授

2013年初，我们在深圳遇到了42岁的装修工人老冯。老冯比较胖，有个明显的啤酒肚，眼神明亮。访谈时，他穿了一件棕色尼龙夹克和一条溅满了泥点子的黑裤子。访谈刚开始时，老冯有点紧张，不过点上一支烟后他就放松了下来，开始跟我们分享他外出打工的经历。老冯来自河南一个贫困的农村，19岁的时候参军，在部队当了四年兵。1994年复员以后，老冯回到了农村老家。为了回报老冯四年的服役，地方政府安排老冯在当地林场工作。但是这份工作并没有为老冯提供稳定的收入，因为所有林场员工的工资都依赖于他们对村民的罚款。老冯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有良心和同情心的人，无法接受这种行为。因此，他对工作非常消极，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他拿回家的工资仅能勉强糊口。参军之前，老冯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邻村的女孩。老冯家非常贫困，经济的窘迫限制了老冯配偶的选择和成家的时间。老冯坦言：“我希望找个更好的（媳妇）。但是，家里穷，我担心我可能找不到老婆。所以我想：‘算了，不想了，能找个老婆就不错了。’”家境贫困也意味着老冯必须用六年时间攒够“老婆本”来迎娶未婚妻。结婚一年以后，老冯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尽管一家人因为冯家有后而高兴，但是生活依然窘迫。老冯回忆道，除了春节，家里很少能吃上肉。因为收入太低，他们连买盐都得靠借钱。老冯也无法给儿子买牛奶或者点心。感到绝望的老冯相信到城里打工是将家庭从贫困的深渊里解救出来的唯一办法。1998年，老冯第一次来到深圳。没想到的是，在深圳等待老冯的不是一份好的工作，而是一段可怕而屈辱的经历。
正如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讨论的，中国政府在1985-2003年问用暂住证制度调节和限制城市中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的数量。这一措施给予地方政府通过发放暂住证来调控流动人口的权力。对没有暂住证的农民工进行罚款也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之一。到深圳以后，老冯找了一份卖包子的街头小贩的工作，但是他很快就被当地警察抓住。被捕时，老冯仅仅赚了几百块钱。老冯被送到了广东省北部城市韶关的一个收容所。时隔十五年，老冯回忆起拘留期间所遭受到韵不人道对待时仍然表现得十分气愤。他回忆到，当时他们30个人被关在一间非常小的没有厕所的房间里，所有人不得不挤在一张大床上睡觉，吃的是馊饭和咸萝卜。老冯告诉收容所的管理人员自己是复员军人，是到深圳去找工作的，他之所以还没有申请暂住证是因为自己刚到深圳几天，还不熟悉这些规则。他的解释和恳求并没有换来释放。老冯被拘留在收容所五天，直到他的朋友交了300元罚款才被放出来。这段经历对老冯而言很痛心。作为一名复员军人和共产党员，老冯很难相信在收容所里虐待他的人也是共产党员。老冯说：“那时候地方政府很腐败。我真的怀疑当时抓我的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我怀疑他们都是流氓。共产党员怎么会做这么可恶的事情？”带着幻灭的心情，老冯被放出来之后就回了老家。
这段经历让老冯感到恐惧。直到2002年，他都留在老家务农。其间，他和老婆有了第二个孩子，家庭开支也随之增加。因此老冯在2002年开始着手准备第二次外出打工。他这次先去了山东省威海市，在当地公安局做保安。因为工资太低（一个月450元）和工时太长（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这份工作老冯只做了一个月。2003年，中央政府废除了暂住证制度，老冯听说珠三角地方政府不再抓没有暂住证的农民工，便第二次来到了深圳。他加入了一支装修队做装修工，一天能挣60-70元。老冯表示，他的收入不足以供养全家人：“如果只有一个人到城里打工，他／她赚的钱是不够（供养一家人）的。扣掉（在城市里的）房租和日常开销之后，只剩下很少一部分钱。如果夫妻两人都出来打工的话，他们会赚得多些。”老冯的工资取决于他所在的装修队接到的订单数量，因此工资也不太稳定。没多久，老冯的妻子也出来跟他一起打工了。她在深圳一家劳动密集型工厂工作。在2013年，老冯妻子一天工作11个小时，一个月能挣2500-2600元。夫妻俩日夜工作，过得也极为节俭，从而省下足够的钱在老家盖房子、供养两个留在老家的小孩和年迈的父母。为了节约开支，老冯和妻子2003-2006年都没有回过老家。每年，他们寄回两三千元钱给在老家照顾两个小孩的老冯的父母，用来支付学费、生活费和其他花销。尽管年过七十，老冯的父母仍然一边干着自己地里的农活，一边干着老冯地里的农活。
老冯对工作和生活都抱着较低的预期。他坦言，除了将两个孩子养大成人和赡养父母之外，自己没有什么特定的目标，也不会梦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他反复告诉我们：“能填饱肚子就行。”老冯也没觉得自己的孩子能够有什么大的成就。“能找到工作，能赚钱填饱肚子”是老冯对自己孩子的所有期望。老冯同样意识到自己很难在城里长久地待下去，因为他的收入很低又不稳定，而城里的消费却很高，并且物价在不断地飞速增长。老冯总结说，如果失去工作，回老家是他唯一的选择。不过他相信，只要他在老家有田地，还是可以务农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