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的受害者》是一本另类时尚史，讲述的是关于时尚如何致命的故事。探讨了时尚如何通过浸出化学毒素、传染疾病、造成事故（包括火灾和纠缠）折磨那些制作它们、穿着它们的人们。不论是意外的还是有意的，时尚已经成了历史上导致死亡、疾病和疯狂的原因。这些披裹着时尚外衣的致命武器，包括令人窒息的裙衬、染了汞的帽子等一些表面无害的物品。
作者把日常无害的服装放在“显微镜”下，带领读者踏上各式服饰的致命历史，包括传说着的和现实中的。作者调查了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时尚物品和文本，在书中展示了大量的历史图片和历史事件，包括虱子缠身的军服、奥斯卡·王尔德的同父异母姐妹的死亡和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被其围巾意外勒死等。

艾莉森·马修斯·戴维，现任瑞尔森大学时装学院的副教授。2002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其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十九世纪的巴黎剪裁。她的时尚研究涉及的物质文化、医学人文、阶级和性别。发表、出版的文章和书籍包括《时装理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杂志》与《文化和鞋子：从凉鞋到运动鞋》等。
2004年，她成为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服装和纺织品的历史的韦罗妮卡·热韦尔研究的成员之一。2010年，她以《时尚的受害者》赢得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事会的研究基金。2015.6—2016，她与Bata鞋类博物馆一起为该书策划了相关的展览。

引言时尚的死亡陷阱：现实?抑或故事
第一章 致病的衣物：细菌战
第二章 用毒神技：水银帽
第三章 毒颜料：砷绿色
第四章 危险的染料：可爱又致命的彩虹
第五章 纠缠与绞杀：魔鬼机器之手
第六章 燃烧的布料：蓬蓬裙和裙箍
第七章 燃烧的假货：塑料梳子和人造丝绸
第八章 结语：时尚受害者的余生

1996年8月14日， 卡伦· 维特汉姆（Karen
Wetterham）正专心致志地进行化学实验。这位48 岁的达
特茅斯学院化学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有毒金属的研究，那天
也不例外。当天，教授的手套上无意中溅上了几滴汞化合
物，不到一年，她便与世长辞了。维特汉姆教授当时深信
，医用手套对皮肤有极强的保护作用，因此并未在意外发
生后及时脱下手套。然而，正是透过这双手套，剧毒物质
二甲基汞在15 秒内钻进她的皮肤，浸入她的血液中。可怜
的教授当时一切正常，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六个月后身体
状况却急剧恶化。她的听觉、视觉、行动能力及语言表达
能力都出现了问题。尽管后期采取了强化治疗措施，教授
还是在昏迷五个月后，于1997年6月8日离开人世。医护人
员发现她的大脑严重受损，因为头发检测可以有效地测出
人体内的汞含量，他们取了教授的一缕头发进行检测。实
验证明，维特汉姆教授头发的汞含量是正常含量的4200 倍
，比人体能承受的重金属含量高出22 倍。卡伦·维特汉姆
教授陷入昏睡前曾说过，她希望能将自己的案例汇报给医
学及科学界相关部门，以期改善“未来面对汞中毒时的认
知、治疗及防御能力”。那么，卡伦·维特汉姆的悲剧究
竟缘何而起？答案显而易见：一双手套，一双医用手套，
一双未能向她提供有效保护的医用手套。
虽说这起事故发生在“遥远的” 实验室，但我们必须
承认，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得靠各种衣物保护，不是吗
？衣物是遮羞布，是身体的铠甲，是心灵的慰藉。从出生
时的襁褓，到临终时的寿衣，终其一生，人类都在衣物的
陪伴下过活。19 世纪的一位法国作家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
：衣服，就像房屋，内含一切人类生活所需的物质因素，
足以“抵抗来自外部世界的伤害”。然而遗憾的是，本书
不得不告知列位，衣物—人类脆弱的血肉之躯的保护者，
在很多时候，非但不能正行其责，反而成为邪恶的杀手、
死神的帮凶。奇装异服当然杀伤力更强，无聊的常服也不
遑多让：袜子、衬衫、短裙、长裙，就连看似舒服的棉质
睡袍，都是杀手阵营里的一员。
本书讨论的重灾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英
国、北美，从那时起，时尚机器与其载体—服饰，就一步
步改变了肉体的自然法则。对“优雅精致”的时尚男女来
说，外在形象远比内在健康更重要：女士们脚踩高跟鞋，
身穿有箍衬裙，内裹紧身胸衣，在路上跌跌撞撞；男士们
头戴厚重的礼帽，汗如雨下，脖子被浆洗得硬邦邦的衣领
勒得透不过气来，他们足下细长的高靴，搁到现在，估计
没人受得了。最可怕的，还是所谓的“贵妇时装”，这种
强大的社交机器、身份象征，足以令每一位与它“近身相
搏” 的人，不论是制衣者，还是穿衣人，都饱受折磨，身
心俱疲。这些人是“奴隶”，是“受害者”，若将他们神
化，还可以称其为“殉道者”。1827年，意大利浪漫主义
诗人贾科莫·莱奥帕迪（Giacomo Leopardi）在作品《时
尚与死神的对话》（Dialogue between Fashion and
Death ）中，将“时尚” 拟人化，称为死神的姐妹。“时
尚” 骄傲地宣称，她最爱玩死亡游戏，“被鞋子禁锢的蹒
跚世人，束身衣让他们透不过气，眼珠鼓起……我好心劝
慰，试图让这些绅士免受苦楚，然而，他们爱我，宁受每
日千般折磨，万般痛苦，就算因此光荣就义，也要爱我。
”
19 世纪初，时尚荼毒的对象不分男女。两尊蜡制的“
死亡信徒” 就像是书架的两端，相互呼应，让人看了不禁
毛骨悚然，感叹生命脆弱，时尚易逝（图1）。然而，到
1830 年，性别差异在时尚界突显出来。对男性来说，黑色
套装独占鳌头，它既能体现衣物的功能性，同时也是西方
世界民主、理性和技术进步的象征。这种态度清清楚楚地
通过一幅讽刺画彰显出来，画名叫做“便捷生活”。
这幅画的主角是一种可旋转的帽子，帽子上配有各种
装备：眼镜、雪茄、嗅盒、放大镜，甚至还有一副挂在耳
朵上的喇叭。有了这些装备，画中人只需伸伸手，就能增
强听觉视觉，嗅到芬芳的空气，还能不时吸口雪茄提神醒
脑，“完全不需要操心拿东西”。看到这幅画，或许我们
会捧腹大笑，但在一个世纪后，更为先进的同类设备确实
被制造了出来，即“谷歌眼镜”。它功能更强、分类更细
，还带有照相机和网络，可随时随地为人所用。相反，女
性“自然而然地” 成为愚昧、疯狂、专断的时尚界受众。
无论在家或是外出，时尚之锤都重重地打击、阻碍着女性
的行动与健康。虽然现代女性的衣着较过去更具实用性与
舒适性，然而我们不得不说，“时尚”二字，从未挣脱性
别差异的紧箍咒。
……
引言重点描述了颇具威胁的服饰发展演变史，重点着
墨于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事件。
第一章把致病服装放在显微镜下，内容包括通过寄生
虫传播疾病的士兵制服、血汗工厂里生病的工人制作的衣
物，还有医生的领带等。19世纪的服装行业，一方面微生
物和病菌是衣料的主要隐患；另一方面，化学成分的添加
，虽然使服装制品变得便宜易得，却让制作者和穿戴者中
毒，深受其害。
第二、三章探讨了18、19世纪常见的有毒物质——水
银和砷——在服装行业大量使用后带来的不良后果。由于
水银主要用于男款礼帽的制造，这种成分严重损害了男性
的健康，女性受害者的比重相对较小；砷主要用于染色，
可以制造出绚丽的宝石绿，因此其受害者主要为女性，制
作或穿戴这种颜色的衣服或人造花，都会对健康产生影响
。
第四章着眼于苯胺染剂及其附加产品。各种化学染料
改变了缝纫行业，也改变了社会，越来越多新颖鲜活的色
彩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惜色彩带来的不仅是多彩
，还有死亡。
第五、六、七章的案例研究将视线从“毒药”转移到
“事故”上。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机械时代，交通运输不
再依赖动物力，火车、汽车、飞机相继出现。人们不再用
木材、蜡烛取暖照明，天然气和煤，以及随后问世的电能
，解决了这一难题。纺织业作为工业革命的重要推手之一
，运用机械化的纺织手段，降低了生产成本，将过去仅供
贵族消费的平纹细棉、蕾丝花边等物，变成了大众消费产
品。媒体大众惊喜于这样的改变，在世人眼中，这些新型
产品的问世简直不可思议，值得全人类为其喝彩。遗憾的
是，很少有人关注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许多人不顾身体
健康和安全，生产销售新社会的新产品。工厂和车间时有
火灾、窒息或爆炸事故发生。进入20世纪，妇女儿童即使
待在家里也是事故频发。第五章揭示了在这个机械化的现
代社会里，服装如何把人们生拉硬扯，拖进灾难里。第六
章，一个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围绕着易燃的衬裙和绒布
展开，故事中的人们如同飞蛾一般，投入火灾事故之中。
最后一章的主角是各种奢侈品的仿品，假象牙梳子、人造
丝绸……这些庸俗的时尚单品虽然拯救了濒危动物的生命
，却在一声声爆炸声中，夺去了人类的性命。
我衷心地希望，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读者们可以透过
故事、图像和特定的物品看见真相，幡然悔悟。它们就像
维多利亚时代约翰·坦尼尔所作的那幅《惊恐的女士》，
引导读者看向那面真实之镜，找到衣柜中藏着的一个个幽
灵。

时尚的致命方式不仅有三寸的高跟鞋、扭曲的塑身衣，更多的是衣物的染料、材质和装饰品，比如飘逸的丝带。
时尚的荼毒对象不分男女。
另类时尚史，讲述时尚如何致命的故事。
《时尚的受害者》探讨了时尚如何通过浸出化学毒素、传染疾病、造成事故（包括火灾和纠缠）折磨那些制作它们、穿着它们的人们。

1812年的冬天，拿破仑的大军已经分崩离析，饥肠辘辘、筋疲力尽的士兵们跪倒在地，头垂着，冻僵的身体如同婴儿般蜷缩着等死。他们的尸体被随意扔进一个万人坑，大约200年后才被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建筑工人们发现。一开始工人们以为，这些是死于“二战”中一场致命冬季战役的德国士兵，然而，考古学家们通过军服残片、军服上的纽扣和仍然戴在头骨上的步兵筒状军帽(图1)辨认出，这些遗骸分属于40个不同的拿破仑军团，比“二战”早得多。经过仔细清点，科学家们在坑内发现超过3 000具年轻男性士兵和一些女性的遗体，其中大多数人年龄在15岁到25岁之间。。他们并没有光荣地战死沙场，而是大部分死于恶劣的卫生条件和疾病，衣服污秽不堪，携带体虱，体内藏有致命的寄生虫。
拿破仑于1812年从俄国撤兵的时候，数以万计的士兵患病发烧。他们途经维尔纽斯时有25000个士兵，最终却只有3000人活了下来。一个由考古学家和历史流行病学家组成的小组通过现代DNA分析技术和古微生物学知识，在这些士兵的牙髓中检测到了斑疹伤寒和战壕热的存在。尽管大部分士兵死于普通感冒和饥饿，但取样检测的士兵中约三分之一感染了上述虱传播疾病。这些士兵本身已经十分虚弱，斑疹伤寒和战壕热简直是致命一击。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体虱的粪便传播细菌，造成致命病的流行。因此，考古学家小组特意从墓地土壤中分离出这种小昆虫，开创了从寄生虫中提取遗传物质的技术。结果表明，这些士兵的遗骸在200年后仍然携带疾病。这种体虱(拉丁名：Pediculus humanus humanus)和头虱与阴虱截然不同，它藏在衣服的边缝中，例如这件在墓址发掘出的帝国卫队马拉炮兵军官的制服外套(图2)。它们叮咬寄主，害得寄主发烧，等寄主变得身体滚烫，它们就寻找下一个寄主使其感染。可以想象，当时的这支军队里，几乎所有士兵都脏兮兮地挤在肮脏的营房内，紧挨着彼此共同生活，很难找出点安全距离。尽管从科学角度来看，害虫和疾病的联系目前尚不明确，但从古时候开始，斑疹伤寒就和战壕热一起，被人们称为监狱热或船热。因为只要挤在监狱或船只这样有限的空间内，人群中就容易暴发这类疾病。抗生素发明之前，斑疹伤寒和伤寒对于士兵来说是致命疾病。从统计学的角度，在诸如拿破仑战争或克里米亚战争这类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寄生虫造成的死亡甚过武器”20世纪早期，感染流行性斑疹伤寒的人中有10％～60％没能存活。美国军队里用“体虱”来表示身体糟透了，“觉得lousy(虱子多)”也是“感到糟透了”的意思。在军队行进过程中，对衣物进行彻底地清洗是不太可能的，为此士兵们付出了生命。 一直以来，人类并没有发现体虱和斑疹伤寒有什么联系。直到1909年，法国细菌学家夏尔·尼科勒(Charles Nicolle)把体虱描述为一种寄生虫，认为它们伴随在人类所有的旅途中，只有在“医院大门口或人类有水、肥皂或干净亚麻”。的时候才会停下。因为发现体虱是斑疹伤寒的传播者，夏尔·尼科勒获得了诺贝尔奖。斑疹伤寒这种疾病在“一战”中不可小觑，尼科勒的发现使得普通士兵也知道定期为军服除虱。一张“一战”期间的明信片展示了一个士兵坦着胸，戴着法国军帽，系着绑腿，坐在战壕一侧抓虱子的情形(图3)。另外有人，很可能是美国人，用紫色墨水在卡片上草草画了几笔，标出了战壕，写下了图像内容：“这家伙在抓虱子。”士兵弓着身子，费劲地用手去捉白衬衫上的虱子。那个时代很多其他的照片和明信片也描绘了这个过程。文化规范也会影响人对害虫的认知，比如法国兵就真的认为体虱是好运护身符。有一张色情明信片上面印着一个身穿制服正在休假的法国兵，和他的心上人躺在床上，第二天清晨，姑娘低头看自己镶褶有饰带的胸衣，发现他带给她的虱子后惊叹：“谢天谢地!它会给我好运!”(图4)
杀灭虱子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利用蒸汽和热空气，然而，在前线却少有合适的设备或者燃料。一些军官转而使用化学药品来给军服消毒，可惜这些化学药品对人和虱子均有毒性。这样，一场针对敌军和战线外的害虫的化学战发动了起来。一个由昆虫学家和药理学家组成的小组努力想办法解决战壕里的虱子问题。在“一战”中他们推荐了至少6种测试过的化学药品来对付虱子，包括后来被用于纳粹毒气室的致命氰化氢’。但是专家们最青睐的还是氯化苦，这也是一种剧毒化学药剂，德国人1917年开始将其用于毒气攻击。当年的专家们赞其便利，原因是“毒气战中能使用，战争前线也能保证供应”。他们同时警告说，由于氯化苦刺激眼鼻喉且“有毒”，操作人员在对衣物进行烟熏消毒时应戴防毒面具。尽管有上述措施，士兵们仍饱受虱子折磨，特别是夜里，虱子活动频繁，被它们的“尖刺”叮咬过的伤口会变得奇痒无比。关于迫切想要抓挠身体的折磨，一个士兵这样说道：“你觉得会把自己撕成碎片。”1918年有一首歌叫作《虱子行军(那些鬼鬼祟祟令人毛骨悚然的虱子)》刻画了士兵们同体虱做斗争的情形，当然，输的一方总是士兵。
第二节唱道：
我那芝加哥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