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大家说历史”丛书的一种，选编了王先生治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几十年的重要成果。全书分“总说”和“分说”。“总说”包括敦煌吐鲁番文献对唐史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治唐史所用历史文献等问题；“分说”则分别研究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情况，包括官制、币制、田制等各种制度。最后的两篇附录，《种花留与后来人——陈寅恪先生在清华二三事》《陈寅恪先生“读书不肯为人忙”述义》记述并阐发了陈寅恪先生的为人、治学方式。王先生认为陈先生的治学方式、治学精神乃是值得今之学者铭记、并学习之处。

王永兴（1914-2008），辽宁人，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攻读隋唐史，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山西教育学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永兴先生师从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并担任其教学助手多年，遵循陈寅恪先生“长编考异”之法，治学严谨，著述不缀。曾出版著作《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上下）《唐勾检制研究》《陈门问学丛稿》《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等专著，主编五大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为中国敦煌学研究重要成果。王永兴先生还主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撰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等。

总说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
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官府文书中“者”字
的性质和作用
宋本《大唐六典》
分说
杨隋氏族
唐太宗经营西北的策略
唐代前期的河西节度
朔方军
韦皋在唐和吐蕃、南诏关系中的作用
唐代均田制
差科簿
唐代色役制
唐代土贡
中晚唐的估法和钱币
勾检制
流外官
关于《唐律疏议》中三条律疏的修改——读唐律札记
附录
附录一 种花留与后来人——陈寅恪先生在清华二三事
附录二 陈寅恪先生“读书不肯为人忙”述义
附录三 王永兴先生事略
附录四 主要论著目录
后记

本书此次再版，在原稿之上增加了《关于〈唐律疏议〉中三条律疏的修改》一文，以见王先生对唐代法律史研究之一斑。为便于读者了解作者的学术经历，又增补《王永兴先生事略》和《王永兴主要论著目录》。
王永兴先生的论述史料丰富，既有对于名物、文字的细节考释，也有对史观的大局阐发。文字流畅，述、论得当。书中有几篇论文早先发表后已得到学术界的众多肯定。本书对于隋唐史学、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者、对于隋唐历史、陈寅恪先生及其后学感兴趣的读者都是一本优秀的学术读物。

本所宫长为先生邀我为外子编选此书，作为“大家说
历史”系列丛书之一部。受命欣然。根据丛书体例、原则
，征询外子意见，于今年3月底编选完毕。
将书稿呈给外子，他说又欣喜，又惭愧。他从陈寅恪
先生受教，治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几十年，百折不回，
九死不悔，但遭际坎坷，真正的学术生命，开始于1978年
，当时他已64岁。即使他焚膏继晷，只争朝夕，皓首穷经
，老而弥笃，毕竟过了研究著述的最佳年龄。更兼长达二
十余年的非人折磨，在肉体和精神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烙印。肉体病苦，沦肌浃髓；精神伤痛，历久弥新。他奋
力挣扎，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长期超负荷工作，甚
至艰难地学会使用电脑，笔耕不辍，但无力回天，发展义
宁之学之愿只能形诸梦寐，待诸来者了。
本书之前的四校样排出时，外子已辞世十天了。物有
盛衰，人有生死，然学术宏业，斯文千秋。外子生前对青
年后学寄予厚望，念兹在兹。倘此书能为弘扬义宁之学略
尽绵薄之力，倘有读者能读书知世，从中窥见外子和他这
一辈学人的苦心孤诣，也就告慰了外子在天之灵。
感谢编辑为本书配制了图片。感谢为本书顺利出版付
出辛勤劳动的出版社。
子规啼血，东风不回。抚卷长恸，忍泪校之。
李锦绣
2008年10月17日于北京荷斋
又及。十易寒暑。今年年初，接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出版社编辑杨女士来信，知此套丛书将由三联书店
再版。于是在原稿之上，增加了《关于（唐律疏议）中三
条律疏的修改》一文，以见王先生对唐代法律史研究之一
斑。为便于读者了解作者的学术经历，又增补《王永兴先
生事略》和《主要论著目录》。杨女士认真负责，对书稿
修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为本书增色不少。谨致衷心感谢
！
李锦绣
2019年3月24日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
敦煌文书是出自甘肃敦煌（唐代沙州敦煌县）莫高窟藏经洞的一大批古文书。这批文书大多是手写本，也有极少数是刻印的；其时间上自十六国，下至北宋初期；这批文书大多是汉文的，也有少数是其他文字。大约在19世纪末，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偶然发现了长时期封闭的藏经洞，于是少数文书流散出来。1907年，英国派遣的斯坦因来到敦煌，进入藏经洞，把我国的宝贵文化遗产，成包成箱地盗劫而去。斯坦因盗劫的这一大批敦煌文书现藏于英国伦敦的大英图书馆。1908年，法人伯希和来到敦煌，又盗走了一大批敦煌文书。这批文书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劫后的藏经洞中的古文书，1910年由清学部运来北京，在运送途中以及运到北京后，又被李盛铎等盗窃。这批文书现藏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李盛铎还将所盗得的敦煌文书中较好的一批售与日本人，以后又售出一批。日本人橘瑞超等也在斯坦因、伯希和之后到敦煌劫购，因而在日本的龙谷大学等图书馆中也藏有一些敦煌文书。另外，在俄罗斯也有一些。
吐鲁番文书是出自新疆吐鲁番等地（唐代西州）古墓中的一大批古文书。20世纪初，长期埋藏于地下的珍贵文书流散出来。此后，一些外国人劫走一大批吐鲁番文书，现藏于日本龙谷大学及国外各地。
1959年以后的十几年中，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地区先后发掘清理了一大批古墓，获得了从晋到唐代的大量珍贵文书。
现有的敦煌吐鲁番文书有数万件，涉及的学术研究领域是多方面的，如宗教、哲学、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历史、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等。在这里，我讨论的只限于唐史。
我国开始研究敦煌文书是在1909年，第一部敦煌资料录文集是《敦煌石室遗书》（罗振玉编）。从1909年至今，研究者也同时研究吐鲁番文书。从1981年《吐鲁番出土文书》（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出版后（现已出版十册），吐鲁番文书研究与敦煌文书研究比较普遍地开展起来。
敦煌吐鲁番文书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这一大批遗书中，唐代的最多。它们是研究唐史最重要的资料。把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六典》、《通典》、《唐会要》、两《唐书》、《通鉴》等等史籍以及有关唐史的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已经使我们在唐史研究上取得了成绩，今后还会取得更大的成绩。以下就两个方面论述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
首先，敦煌吐鲁番文书为研究唐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包括法制文书、官府文书、田制文书、户籍、手实、差科簿以及与计账有关的资料、赋役制文书、寺院经济资料、各种契约以及有关公廨钱等等的资料。这样大量的多方面的资料，都是唐人记唐事，它们是研究唐史的原始材料，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样的资料是研究唐史不可缺少的。
例如律、令、格、式是法制文书的主体。《唐律》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但令、格、式大多已亡佚。保存在《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唐会要》等书中的令、格、式，大多已不是完整的原貌。因此，敦煌文书中的唐《公式令》、唐神龙《刑部散颁格》、唐开元《水部式》等等，虽然都有残缺，但都能使我们看到唐令、格、式的大致原貌。这些令、格、式为研究者提供了有关唐官制、法制以及有关唐水利灌溉等多方面的原始史料，可补一般史籍文献之不足。在田制、赋役制等方面，敦煌吐鲁番文书的价值也是如此。
其次，就一些重大研究课题而论，敦煌吐鲁番文书使这些课题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兹举二例：
唐代均田制是我国史学界多年研究的重要课题，取得了成绩。但唐代均田制是否实行了？是否按照唐《田令》规定的那样实行了？这是中外学者热烈讨论的问题，但长期得不到一致的意见。20世纪50年代末，吐鲁番文书中的退田文书、欠田文书和给田文书公布了。这一大批资料证明，唐代均田制确实实行了，而且基本上是按照唐《田令》规定那样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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