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藏整理了傅斯年先生关于“战国子家”和《史记》的珍贵讲义资料，前者概括了诸子百家的源流和特点，后者则开创了现代《史记》研究的先河，两部分内容都是傅斯年巅峰时期的精华之作，至今仍为学界所推崇。对涉及的相关历史篇目做了辑录，在附录部分还精心编撰了傅斯年年谱，具有很强的收藏性和阅读性。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我国近代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著《文学革新申义》，提倡白话文，鼓吹自由思想，支持文学革命，评论社会问题，十分引人注目。1918年组织创办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与《新青年》齐名。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1928年受蔡元培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20日病逝。
傅斯年一生笔耕不辍，其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古代文学史》、《傅孟真先生集》等。

上篇
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
诸子天人论导源
春秋战国之际为什么诸家并兴
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
止有儒墨为有组织之宗派
儒为诸子之前驱，亦为诸子之后殿
战国诸子之地方性
春秋时代之矛盾性与孔子
孟子之性善论及其性命一贯之见解
荀子之性恶论及其天道观
墨家之反儒学
墨子之非命论
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
所谓“杂家
祥之重兴与五行说之盛
梁朝与稷下
齐晋两派政论
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
预述周汉子家衔接之义
下篇
《史记》研究参考品类
老子申韩列传第三
十篇有录无书说叙
论太史公书之卓越
论司马子长非古史学乃今史学家
手批“史记”（全文周法高辑录）
与颉刚论古史

吴伯雄
梁启超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
”的确，学术的盛衰，关乎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象与文化氛
围。民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内忧外患，较之晚清，
更为剧烈，中华民族几乎已经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而就
是在这样日月无光的民国时代，却涌现出了一批批大师，
他们不但具有坚实的旧学基础，也具备超前的新学眼光。
加之前代学术的遗产，西方思想的启发，古义今情，交相
辉映，西学中学，融合创新。因此，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
的时代，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王国维、鲁迅、胡适、
冯友兰、余嘉锡、陈垣、钱穆、刘师培、马一孚、熊十力
、顾颉刚、赵元任、汤用彤、刘文典、罗根泽……单是这
一串串的人名，就足以使后来的学人心折骨惊，高山仰止
。而他们在史学、哲学、文学、考古学、民俗学、教育学
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更是创造出了一个异彩纷呈的
学术局面。
岁月如轮，大师已矣，我们已无法起大师于九原之下
，领教大师们的学术文章。但是，“世无其入，归而求之
吾书”(程子语)。
大师虽已远去，他们留下的皇皇巨著，却可以供后人
时时研读。时时从中悬想其风采，吸取其力量，不断自勉
，不断奋进。诚如古人所说：“圣贤备黄卷中，舍此安求
？”有鉴于此，我们从卷帙浩繁的民国大师著作当中，精
心编选出版了这一套“大师讲堂系列丛书”，分辑印行，
以飨读者。原书初版多为繁体字竖排，重新排版字体转换
过程当中，难免会有鲁鱼亥豕之讹，还望读者不吝赐正。
吴伯雄，福建莆田人，1981年出生。2003年考入福建
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系，师从陈节教授。2006年获硕士
学位。同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师从王
水照先生。2009年7月获博士学位。同年9月进入福建师范
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工作。推崇“博学而无所成名
”。出版《论语择善》(九州出版社)，《四库全书总目选
》(凤凰出版社)。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我国近代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本书汇集了傅斯年先生关于“先秦诸子”和《史记》的珍贵讲义资料，前者概括了诸子百家的源流和特点，后者则开创了现代《史记》研究的先河。

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
世界上古往今来最以哲学著名者有三个民族：一、印度之亚利安人；二、希腊；三、德意志。这三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他的文化忽然极高的时候，他的语言还不失印度日耳曼系语言之早年的烦琐形质。思想既以文化提高了，而语言之原形犹在，语言又是和思想分不开的，于是乎繁丰的抽象思想，不知不觉的受他的语言之支配，而一经自己感觉到这一层，遂为若干特殊语言的形质作玄学的解释了。
以前有人以为亚利安人是开辟印度文明的，希腊人是开辟地中海北岸文明的，这完全是大错而特错。亚利安人走到印度时，他的文化，比土著半黑色的人低，他吸收了土著的文明而更增高若干级。希腊人在欧洲东南也是这样，即地中海北岸赛米提各族人留居地也比希腊文明古得多多，野蛮人一旦进于文化，思想扩张了，而语言犹昔，于是乎凭借他们语言的特别质而出之思想当作妙道玄理了。
今试读汉语翻译之佛典，自求会悟，有些语句简直莫名其妙，然而一旦做些梵文的工夫，可以化艰深为平易，化牵强为自然，岂不是那样的思想很受那样的语言支配吗？希腊语言之支配哲学，前人已多论列，现在姑举一例：亚里斯多德所谓十个范畴者，后人对之有无穷的疏论，然这都是希腊语法上的问题，希腊语正供给我们这么些观念，离希腊语而谈范畴，则范畴断不能是这样子了。
其余如柏拉图的辩论，亚里斯多德的分析，所谓哲学，都是一往弥深的希腊话。且少谈古代的例，但论近代。德意志民族中出来最有声闻的哲人是康德，此君最有声闻的书是《纯理评论》。这部书所谈的不是一往弥深的德国话吗？这部书有法子翻译吗？英文中译本有二：一、出马克斯谬韧手，他是大语言学家；一、出麦克尔江，那是很信实的翻译。
然而他们的翻译都有时而穷，遇到好些名词须以不译了之。而专治康德学者，还要谆谆劝人翻译不可用，只有原文才信实：异国杂学的注释不可取，只有本国语言之标准义疏始可信。哲学应是逻辑的思想，逻辑的思想应是不局促于某一种语言的，应是和算学一样的容易翻译，或者说不待翻译，然而适得其反，完全不能翻译。则这些哲学受他们所由产生之语言之支配，又有甚么疑惑呢？
即如DingallSich一词，汉语固不能译他，即英文译了亦不像；然在德文中，则anSich本是常语，故此名词初不奇怪。又如最通常的动词，如Sain及Werden，及与这一类的希腊字曾经在哲学上作了多少祟，习玄论者所共见。又如戴卡氏之妙语“CogitoergoSum”，翻译成英语已不像话，翻成汉语更做不到。算学思想，则虽以中华与欧洲语言之大异，而能涣然转译；哲学思想，则虽以英德语言之不过方言差别，而不能翻译。则哲学之为语言的副产物，似乎不待繁证即可明白了。 、
印度日耳曼族语之特别形质，例如主受之分，因致之别，过去及未来，已完及不满，质之与量，体之与抽，以及各种把动词变作名词的方式，不特略习梵文或希腊文方知道，便是略习德语也就感觉到这么烦。这些麻烦便是看来“仿佛很严重”的哲学分析之母。
汉语在逻辑的意义上，是世界上最进化的语言(参看叶斯波森著各书)，失掉了一切语法上的烦难，而以句叙(Syntax)求接近逻辑的要求。并且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语言，不富于抽象的名词，而抽象的观念，凡有实在可指者，也能设法表达出来。文法上既没有那么多的无意识，名词上又没有那么多的玄虚，则哲学断难在这个凭借发生，是很自然的了。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