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以党的第一个文学组织“左联”为研究主题。书稿的作者程小莹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上海作家协会。他从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发表过数部长篇小说。在小说中以温情的细节描写而见长。这部书稿中也不乏细腻感人的细节描写。关于“左联”的研究其实已经有很多了，无论是从史学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单是对于鲁迅先生的第一手研究就已经是浩如烟海了。因此从其中择选出适用的材料，完整地重构“左联”的发展史，并非一件易事。而作者显然很成功地达到了这一目的。

程小莹，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女红》《温情细节》等；长篇非虚构文学《带球突破》；中短篇小说《温柔一少年》等。作品曾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转载。

第一章
1. 伍豪之约
2. 红与白
3. 聚集
4. 横浜桥
5. 文委
6. “公啡”咖啡馆
第二章
1. 联盟
2. 拉摩斯公寓
3. 归隐
4. 血色记忆
5. 神交
6. 火和光
第三章
1. 退出与开除
2. 大众化
3. 灰色一点
4. 失踪者
5. 刊物
6. 一盏灯
第四章
1. 外围人
2. 多余的话与何话可说
3. 转折
4. 疏远
5. 苏区
第五章
1. 信与信使
2. 解散
3. 送别
4. 同志
5. 纪念
6. 尾声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本书写清楚了“左联”从诞生到解散的历史。作者不仅注重鲁迅、冯雪峰、瞿秋白等核心人物，也兼顾到了萧红、萧军这样的“外围人”。书中显然是以鲁迅先生为主线，但是摆脱了平淡无奇的线性叙事，采用的是相对来说更为灵活的穿插叙事手法。对于“左联”的书写而言，鲁迅先生显然是重头戏，书中对于鲁迅先生形象的刻画是极见功力的。比如鲁迅对待青年人的态度，作者注意到，鲁迅一开始是对他们保持距离的，这从他与冯雪峰的交往就可看出。不过等到两人熟悉了之后，冯雪峰就能直接住在他家里。他与瞿秋白的革命友谊蕞令人感叹。而他对萧军、萧红两人的关心更可看出先生其实是一位外冷内热型的文学导师。这些细节的刻画都是极其细腻而成功的。

第一章
1．伍豪之约
伍豪约见李富春，谈左翼文艺阵营团结的事。那是1929年2月。早春，晨空中绽出一片青天，即起风，头年最后一片枯叶落下；冷雨随之袭来。至前年春起，青天白日骤乱，万象趋衰。春意心不在焉。
伍豪即周恩来。中共上海组织转入“地下”，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化名“伍豪”，谐音“五号”。李富春是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
1928年6月，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行前，便发现左翼文艺阵营出现某些裂痕。此事上心。六大会毕。1928年底，周恩来自莫斯科到远东，入国境；在哈尔滨，见到在中共黑龙江省委工作的任国祯。
“任国祯是鲁迅先生在北大时教过的学生。”伍豪对李富春说，“我在任国祯那里看到鲁迅先生给任国祯的一封信，信中谈到创造社的‘理论’；可以看出，先生对这次论争的不满。这次到上海，我联系到潘汉年和冯雪峰，又了解到矛盾有了新的发展。”
论争主要在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发生，还涉及对茅盾的不恰当批判和错误的指责。此外，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也存在分歧和争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公开反共，扼杀革命。1928年开始，国民党当局采取法西斯军事镇压的同时，亦加紧文化“围剿”；白色恐怖日益严重。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六大，确定党的中心任务为“争取与积聚广大群众势力，准备新的革命高潮之到来”。
“我们应该看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强大并严密占据城市，使我党在城市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极其困难，像过去那样采取工人罢工、学生风潮、武装起义等公开的斗争方式，已经不可能。，’伍豪分析，面对严酷的斗争现实，迫切需要采取适合新形势的斗争方式。他对李富春说，在文化战线上，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上海，如此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坚持革命文化活动，值得重视；应该加强党在文化战线上的力量，使初起的革命文化活动发展起来，聚集和组织进步文化力量，进而确立党对进步文化工作的领导地位。
“眼下，对敌斗争的严重局面，迫切需要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伍豪提议，由上海党组织干预，停止论争。
1921年7月中旬，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1927年秋，太阳社成立于上海，发起人包括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孟超、杨邮人等。大革命失败以后，从实际斗争中转移到上海从事文化活动的中共党员，成为太阳社的主要核心成员；相似的斗争经历和共同的思想基础，使这些文学青年在文学主张与创作上，也有相近的倾向：积极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反映工农大众的生活与斗争。
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产生与发展，与当时中国时代发展潮流合拍，顺应社会革命需要；在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情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方面，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精神和大方向无误。但是，其主张颇有激进之处；甚而至于，他们把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进步作家视为“革命文学”的障碍，把鲁迅作为主要攻击目标。鲁迅对此错误批判和无端攻击表达不满和愤懑；并看出，革命文学倡导者的主张中“很有些错误之处”，便著文批驳。就此发生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双方围绕“革命文学”问题进行的探索与争辩，客观上宣传和促进了中国左翼文学先驱对于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马列主义水平的提高，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影响扩大；但在论争中，一些人对待鲁迅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的宗派偏见和情绪偏激，损害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团结，妨碍共同的对敌斗争。
伍豪言简意赅，表明态度，遂送李富春下楼，穿过客堂，出天井门；一边叮嘱李富春，要做好工作，团结鲁迅。伍豪说：
“先生对我们很重要。”
永安里，主弄东口，朝四川北路，临长春路、溧阳路、山阴路；西出多伦路，北与永丰里贯通。来者往往从四川北路前弄口进，出往多伦路去。或反之。永安里的门牌号，也便有四川北路1953弄和多伦路152—192号两部分。
1925年，靠四川北路一侧，永安里前半部房屋先期竣工，1930年之后，建多伦路152—192号的沿街建筑。所以，伍豪见李富春的时候，还没有多伦路沿街的街面房子。直至1945年，又建造了永安里弄内的后半部，整个永安里分三期建造完成，时逾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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