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讲述了电影《风云儿女》摄制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过程，以纪实文学的创作方式记录了艰难岁月中主创人员历尽千辛万苦进行拍摄和创作的故事。作者从聂耳、田汉、司徒慧敏等相关人物事迹展开描写，巧妙地将人物线与拍摄前后内容进行串连，大量引用日记、报刊、档案、回忆文章、传记等历史资料，对历史事实进行了精彩细致的描写，力求最大限度地客观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全景式展现了电影摄制和歌曲创作的过程，反映出当时背景下上海左翼文艺工作者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热血与决心。

吴海勇，1970年生，文学博士，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现任职于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参与编撰党史集体成果十数本，发表个人署名论文、文章逾 200篇。个人著述出版主要有《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时为公务员的鲁迅》《枭声或曰花开花落两由之：鲁迅的生命哲学与决绝态度》《Long之炫奇：百年世博的中国表情》《列兵毛泽东：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军生活》《“电影小组”与左翼电影运动》等。

前奏：电影儿女的风云创作
第一章 聂耳：想进电影界的音乐人
九一八疆耗传来
“班主”，《义勇军进行曲》
义演、练琴、电影梦，脑里的搏战
一·二八淞沪激战，险情
解约“联华”，寻找出路
“应当努力一点才对，不要落伍！”
“黑天使问题”扩大起来
在北平，“赶快决定走哪条路”
联华影业新作为
第二章 田汉： 从银色的梦里醒转来
银色之梦
南国艺术学院的兴衰
从银色之梦里醒转来
《乱钟》《扫射》，革命的民族战争
左翼电影运动第一燕
“应努力干起来”
捣毁艺华公司事件前后
凤凰新生，风云创作
第三章 司徒慧敏： “电通”第一片到第二片
“电影小组”年轻的“老同志”
协助研发“三友式”电影录音机
电通公司华丽转身
“电通”涉险“桃李劫”
摄制电通公司第二片
“起来”来了
第四章 夏衍：接手《风云儿女》剧本创作
端的，领先
中华艺大、艺术剧社与电影前缘
劳勃生路，不能遗忘的印象
进入明星公司之后 171二一.九大逮捕前后
编撰《风云儿女》一剧之本
选定《风云儿女》电影导演
确定聂耳作曲
第五章 许幸之、吴印成、张云乔老同学新合作
学画学诗，大革命洪波
日本一上海，一路向左
通往左翼电影阵营之路
《风云儿女》分镜头，执导开拍
“前进！前进！进！”
共创“铁蹄下的歌女”
假定没有告别
实现了一个幼年的梦
摄影师的艺术追求
美工师的奇遇
第六章 袁牧之、 王人美、顾梦鹤、谈瑛、王桂林、陆露明：《风云儿女》主要演员
“左边还再高一点”
新凤的更生
“唐璜”重展才艺
“黑眼圈女郎”新魅惑
“苦老头子”再沧桑
丽明，露明
第七章 孙师毅、 任光、盛家伦、郑君里、金山、施超等：为了主题歌
幕后英雄孙师毅
“味道”先生任光
美少年男中音盛家伦
“新进男星”郑君里
金山成为“反派”前
“银坛小生”施超的上进
唱片灌制、最后镜头的拍摄
尾声：《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传唱开来
煞尾
附录：《风云儿女》创作团队一览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前奏：
电影儿女的风云创作
一部电影激荡风云儿女，一首主题歌唱彻大江南北。
一个文明悠久的古老民族，在近代遭遇三千年未遇之
大变故，苦苦挣扎于侵凌、内乱、掠夺、灾难之中，尘封
在贫弱与血污的魔咒里，等待着天道运命的回还，祈求着
中华儿女的新生——太需要发出郁积胸腔久矣的吼声，太
渴望团结奋进、不怕牺牲，去战取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
《义勇军进行曲》，以决绝勇毅的态度、悲慨雄健的
歌词、激昂流利的旋律，唱出时代的最强音。这是民族的
心声，这是大众的曲调，这是时代的战歌。在多年后众望
所归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20世纪30年代，中国站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
源发于1929年美国的全球经济大萧条，致使30年代中
国经济雪上加霜。1930年辽西大水灾，淹死万余人，灾民
达四五十万人；1931年长江流域大水灾，20余省受灾，死
亡370万人，灾民多达5000万之众。中原大战硝烟方散，蒋
介石就对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接连发动军事“围剿”。万宝
山事件交涉不成，蒋介石“安内攘外”的论调却已出笼。
在此节骨眼儿上，因中东路事件看透东北军实力的日本关
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实施日本鲸吞中华的侵略
计划。对日本关东军的军事动向，东北当局并非毫无觉察
，然而，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不但没有积极备战
，而且在遭围遇袭时竟然命令官兵“挺着死”，以致鲜有
自卫还击者，更多的是望风而逃。
中国共产党立即行动起来，在九一八事变的枪炮声震
惊沈阳之际，中共满洲省委便预见到事态的严重性，连夜
抓紧起草斗争宣言。“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将奉天
营口安东抚顺辽阳海城铁岭长春还有许多别的大小城镇完
全占领了，这是如何惊人的事件啊！”翌日发表的《中共
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事变
的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
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抨击国民党军阀的投降政策
，指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
对帝国主义的力量”，领起各政党、各团体反日运动的怒
潮。
“号外！号外！日本人炮轰沈阳，国民政府下令不抵
抗！”报童的叫卖声响彻申城。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
政治局闻讯紧急反应，9月20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
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公
开进兵中国、强占中国领土、屠杀中国民众，批判国民党
军阀投降政策“出卖民族利益”，号召“一致动员武装起
来”，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两天后，共产党又通过《中
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特别要求加
紧军队工作，组织兵变与游击战。待30日中共中央发表《
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工人
、学生、各行业、各团体的抗日运动已火爆上海。鉴于国
民党政府军未能履行国防军的职能，广大民众奋起要求行
使抵御外侮的权力，敦促南京政府迅速出兵，义勇军运动
在上海如火如荼展开，并迅速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上海
，成为全国抗日风云的风暴眼。
上海公共体育场，上海抗日救国会义勇军三千余人11
月1日举行宣誓检阅典礼。为北上援助马占山的江桥抗战，
12月3日公共体育场，又有青年自动赴东北援马抗日团召开
誓师大会。如火如荼的义勇军运动甚至影响到驻沪的十九
路军。蔡廷锴谋划从该军分出两独立旅、一特务营，组建
“西南国民义勇军”。正准备1932年正月底率军北上，日
本海军陆战队借“日僧事件”要在上海动武的动向日益明
显，蔡廷锴与蒋光鼐召集军部紧急会议，鼓舞斗志，决意
就地反击猖狂的日军（蔡廷锴《蔡廷锴自传》）。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各路义勇军奔赴上海火线，
支援十九路军。这其中就有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新建
的义勇军，“民反”是中共江苏省委发起领导的抗日群众
团体。这分明是响应1932年1月27日中共《中央紧急通知》
所发出的号召：“以极大的力量来进行组织工人的义勇军
与纠察队”。淞沪抗战期间，中共中央迅速发表斗争纲领
，继续强烈倡导“民众自动武装起来”。4月15日，中华苏
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中国共产党有敌无我的
气概、坚决捍卫民族尊严的立场，与国民党当局畏敌如虎
、奉行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对照，不啻为中华民族树立起
万众一心抵御外侮的抗日先锋旗帜。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共产党人在各地积极投身抗日
救亡运动。一批党员干部在白山黑水直接领导创建了一些
抗日义勇军，在1933年东北抗战局势陡转急下的危境中仍
然坚持抗战，后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基础力量。坚持
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坚持武装自卫抵抗，中国共产党如此
抗战主张与斗争实践，直接促成了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于
1934年8月在上海成立。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义勇军运
动的主心骨，并由此影响相关文化领域的创作。
“起来啊，饥寒交迫的奴隶，拒绝这种种残酷的命运
！”当此民族危难之际，1931年12月11日出版的左联刊物
《十字街头》创刊号发表《怒吼啊，中国！》，指出九一
八事变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又在翻着新的一页
”。在左翼文化旗帜的引领下，在广大观众的强烈呼吁下
，上海电影界开始左转。一·二八淞沪战火使上海电影业
饱受摧残，更刺激中国电影人危境奋起。当年上海的电影
公司大多拍摄了淞沪抗战的新闻纪录片。联华公司赶制抗
日故事片《共赴国难》，实现文艺片在这方面零的突破，
影片中主人公参加义勇军，奔赴上海火线。
一·二八淞沪抗战硝烟平息后，中国共产党人抓住契
机进入电影界，左翼电影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面对
国民党当局扼杀左翼、禁拍抗日影片等重重阻力，左翼电
影人设法冲破燃烧的荆棘，将反帝反封建包括宣传抗日的
影像成功地投射于大银幕上。在此过程中成立的电通影业
公司，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控的左翼电影大本营。在电
通公司第二部影片《风云儿女》中，主人公经过沉沦最终
奔赴抗战前线的情节，为一首将深远影响中华民族的热血
歌曲提供了创作契机。
田汉创作了《风云儿女》电影故事梗概以及主题歌歌
词；夏衍承担起据此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的任务，并指定
了该影片导演许幸之、摄影师吴印咸等摄制主创人员；聂
耳主动承担了为该歌作曲的任务；还有孙师毅、许幸之，
在聂耳作曲中协助调整了相关词句。当聂耳从日本给孙师
毅、司徒慧敏寄来乐谱定稿，《义勇军进行曲》就此诞生
。
促成《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面世的，不仅是田汉、
夏衍、司徒慧敏、孙师毅、许幸之、聂耳等人的接续努力
，还有一大批左翼电影人的风云际会。他们中有左翼戏剧
运动、左翼美术运动、左翼音乐运动的文化健将，还有左
翼电影运动的团结对象，以及幸运路过的历史过客。在他
们的共同努力下，《风云儿女》盘旋着《义勇军进行曲》
的壮音，横空出世。
事实正是如此：风云时代涌现风云人物，风云人物演
绎《风云儿女》，《风云儿女》孕生风云歌曲。我们的《
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样起来的！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和成长的见证者，城市血脉中流淌着红色基因。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作协联合邀请著名报告文学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创作一部聚焦反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十二年（1921—1932）历程并联系当代上海发展的长篇报告文学《起点》。上海作协还组织了程小莹、陈晨、王萌萌、吴越、吴海勇、杨秀丽等一批有创作热情和能力的中青年作家，创作一系列反映上海“红色起点”主题，体现党的诞生地意识的系列纪实文学。
本书题材新颖，素材丰富，十分生动地刻画和描述了历史人物与历史故事，文中对人物对话、日记等的直接引用，能够很好地将读者带入他们的内心世界，这种融入性让读者更好地感受电影《风云儿女》摄制和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艰辛过程，今天来看，依然带给我们许多震撼。

连续熬夜近一周，完成主要参考文献的整理，一时没
了写后记的力气。
作品完毕、掷笔一快，我是无由享受了。
这不是学术研究，但是为了索解历史的谜团，最大限
度地还原过去的真实，我投入了足够写研究生学位论文的
精力，并且羁縻了想象、约束了文字。
节省些许精力也好，在参考文献中我不甚恰当地使用
“传主”一词，为的是不再罗列已进入全集、专集的篇目
。然而，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传记，它至少是19人构
成的群体世界。每一个人都有等待发现的意义，文字阙如
是莫大的遗憾。许幸之的哲嗣许国庆热情地提供其搜集的
父辈资料，惠我良深。
写作关键期间，经历从浦东向浦西的回迁，感念岳父
、岳母承担了繁重的一应事务。终于没能在原定时间交稿
，感谢提供写作机会的市作协又给予充分耐心的等待。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源自两年前创联室李伟长君打来
的那个电话：写国歌，你还有兴趣吗？……
2018年11月1日夜

第一章 聂耳：想进电影界的音乐人
九一八噩耗传来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那一天，聂耳接到联华影业公司通知，明天要乐师穿礼服拍戏。这是续拍前些天就参与开拍的影片《银汉双星》的一幕，那年聂耳19岁。
因被同一共青团小组里的叛徒出卖，刚刚毕业、原本有望在玉溪做县督学或在县中教书的聂耳（聂耳《致二哥[聂子明]》，1930年6月19日），紧急避险来沪，至此已经一年有余。通过三哥的关系，聂耳1930年7月18日到沪，即投奔云丰申庄（薛振青、张仓荣《回忆聂耳[摘录]》，《聂耳年谱（增订稿）》），在虹口公平路同春里（今公平路185弄86号2楼）栖身。两天后，他拿着三哥给的介绍信，照上面的地址四处求职。英语专业的师范学校毕业生，在湖南、广东当过数月的兵，曾考进欧阳予倩在广东主持的戏剧研究所，有些表演小天赋，向往音乐、文学，如此种种，在上海找工作并不容易，留洋博士还失业呢！整整十天一大圈兜下来，还是回同春里做云丰申庄的店员。起初没有工资，不久改为“驻申稽查员”，开始有每月15元的津贴。
“云丰”做的是由滇汇款到沪，购买“大联珠”香烟运滇销售的生意。从精华工厂提货、包装、付邮、打电报，忙时忙，闲时闲，聂耳此外还要兼任记账、打扫、买菜等杂务。所住是市井陋巷，苍蝇，蚊子，臭虫，肮脏的被窝，几个人挤通铺，遇到他们打麻将聂耳就设法躲开。邻居有经常酗酒打老婆的白俄，还有能讲英语、日语及多地方言却不会写字的轮船火头。晨起，但见黄包车、巡捕、老虎灶、马桶，西牢的洋岗警，推小车，小红灯，提着饭盒上早班的工人，工厂的烟囱，轮船的烟囱，汽车、洋房……（聂耳日记，1930年12月4日）
聂耳没有忘怀政治，何况上海那时正是进步人士向往的革命中心。八一世界反帝战争日，又是南昌起义3周年纪念日，聂耳正忙，但还是特别留意警察“严怖”的街面，看到第二天上海报纸，这才知道“原来昨天的事”“依然大肆活动”（1930年8月2日）。惦念着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日，聂耳午后到英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南京路、跑马场、北四川路一带转悠，但见华洋巡捕密布，眼光闪着凶神恶煞，那天飞行集会没能实现。就在初到上海的日子里，聂耳回顾了既往经历，思想有了新的进步。他抽空整理了自己的所谓年谱：1912年2月生人，4岁丧父，兄三姐二，靠父亲留下的药材铺勉强维持生活，6岁上玉溪县立师范的附属小学，10岁入私立求实小学读高小，演新剧，音乐已成全校之冠，13岁进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15岁进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军，复学，等等（10月19日）。看了几篇革命文学论文，他心领神会：“现在的艺术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要大众化”，明确自己今后不再作个人呻吟，要“向着新的艺术运动的路上跑去。”（10月19日）“由于该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之特性，产生了依附于该社会经济基础之特殊的意识形态——思想、学说、理论等，”《读书月刊》上的格言也被他认真地抄写在日记本上，“而这意识形态——思想、学说、理论等，恰恰足以解决了当时代的社会问题。”（11月10日）通过郑雨笙（郑易里），聂耳11月和虹口的反帝大同盟联系上了。聂耳之所以尊称郑为七叔，是因为自己的三哥与他的侄女订婚，其实二人相差不过5岁。郑雨笙是中共党员，是中国组织翻译《资本论》的第一人，对聂耳在沪发展起到了关键的呵护作用。据郑回忆，有一次，聂耳身穿一件蓝布大褂，参加了南京路的示威游行（郑易里《回忆聂耳二三事》）。
跨入1931年，2月9日聂耳迎来他到沪以来的第一场雪。用冻僵的手画出“一个赤热小心”，那天正是心中所爱袁春晖的生日。继续英文修炼，并补习日文，重读丰子恺《音乐入门》，因而注重小提琴的基本练习，买一本口琴吹奏法搞定口琴，转又研究摄影术。轧马路，逛“大世界”，游龙华，会同乡，偶尔无聊到在买菜时跟踪年轻女子，他在日记中称此为“追小白兔”并加追悔（1931年2月20日）。这种闲适日子不会长久，云丰申庄主要是靠邮局的一个股东将高额的特种消费税瞒过以营利，聂耳察觉后就不看好它（聂耳《致二哥[聂子明]》，1931年2月13日），再说环境也不能让他满意。3月3日，他曾报考国际无线电台打字员，到场不由得慨叹“在上海谋职业之不易”。16天后，“青天自日中突来一个霹雳”，“云丰”商号逃税事在昆明被查获，并处于高额罚款，本店连同申庄一同倒闭，店员做不成了，一时衣食无着（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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