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卖上海滩(精)(美)欧内斯特·O.霍塞上海书店出版社豆瓣PDF电子书bt网盘迅雷下载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霍普软件下载网

1842年6月11日夜，风高月黑，英国军舰“复仇神号”(Nemesis)悄然无息地驶入扬子江口，停泊在距离上海县城12英里的吴淞炮台附近。
“复仇神号”是第一艘绕过好望角的轮船。它奉秘令离开利物浦去执行秘密任务。它载有两门32磅新式重炮，是那夜溜进扬子江口、现在集结在上海东面准备下手的英国舰队引以为傲的一艘军舰。
几天之后，英国人采取了立竿见影的行动。32磅的重炮弹向炮台发射，英国人的“炮火纷飞，掠空而来”，令中国官兵印象深刻。中国的战船迅即开溜，而守军经过短暂而英勇的抵抗之后也告溃退，吴淞炮台被攻陷了。据胜利者的报告称，“凡亲眼目睹中国守军顽强殊死的抵抗，都完全相信他们的勇气”。然而，英军的枪炮毕竟优于刀矛，上海的门户于是洞开。
接下来，就是西方人如何拿下上海县城了。英军蒙哥马利上校(Colonel Montgomerie)率队千人沿着吴淞炮台扼守的黄浦江岸，由陆路向上海进发，“复仇神号”溯江而行。乘坐“复仇神号”的第55团英兵在小码头登岸时，蒙哥马利已经进了县城。他在北门未见一人，只有被炮手遗弃的两门不中用的大炮。于是他吩咐两个手下爬上城墙，从城里打开大门。他闯进了一座拥挤、肮脏、扰攘的城市，约有十万的市民怕得要死，十分恭顺，许多富商仓皇离城。英军进城之际，正是暴民入宅肆抢之时。
鉴于这块地方富庶而重要，英国人决定不能听任抢劫，上将发布了一道让下属感到非常可笑的告示：“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国家不一，而万国之中，无不为天父上帝所治者，即无不为一家兄弟也。既如一家兄弟，其宜相友通交，不应自夸，自能明矣。”Ⅲ然后，英国人自行从一些公共大冰窖取冰，并勒索了14．5万英镑赎金，向南京进发了。
这并非白种人第一次来上海。十年之前，有位化名胡夏米(Mr.Lindsay，林赛)的先生，奉东印度公司派遣在中国沿海考察，曾经来过此地。考察之后，他向公司报告：“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如能在此地自由贸易，其利益将难以估量。”他立刻钟情于这个口岸的商业便利，“它事实上是扬子江海口和东亚的主要商业中心”。胡夏米是英国人又是生意人，他问总部，“眼下所有欧洲国家竭力排挤英国工业产品进入它们的市场，急切地关注那些迄今为止世上鲜为人知的地方，为英国工业产品找到出路，难道不合情理吗？这里有一个国家，其人口几乎比整个欧洲多一倍，海岸线足有三千英里，还有世界上最佳的河流和港口。其口岸和城市，充斥着踏实肯干、努力进取、腰缠万贯的商业人口，他们都会为能通商外国而兴高采烈”。胡夏米感到诧异的是，“这块地方[上海]在对外贸易上具有如此卓越地位，竟没引起更多的注意，真是咄咄怪事”。
当时东印度公司独占对华贸易，已经心满意足，行动十分滞缓。但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骚动之时，其棉纺织厂将产品销往全球各处，财大气粗，雄心勃勃。这家半封建公司的封闭性垄断却依然故我，只有公司船只才准许对华贸易，因而无补于英国商务的拓展。利益竞争千方百计冲破了这种专利——英国对华贸易增长的份额在美国的星条旗下被分沾。这是明目张胆的丑闻，公司专利遂被取消。于是，所有人都可以对天朝的尘封宝藏进行的抢夺开始了。
说来奇怪，在公司垄断向自由贸易的转变过程中，将有一场战争发生，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中国当局把洋商视为鬼子，或者就是蛮夷，强制将他们隔离到广州郊外，肆意羞辱。只要全部贸易由一家公司垄断，就比较容易使之顺从中国人的奇思怪想。一家非私人而守成的垄断公司，也易于忍受侮辱。至于现在进行贸易的英国各色人等，就不能期待他们会唾面白干。首先，他们不希望将他们的活动限制在广州郊区。从各方面看，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对华贸易：大宗出口商货丝、茶要穿过半个大陆由北运来，而指望作为增加财政税源的英国呢绒，却在并未真正体验严寒的人们那里销路不畅。英国贸易商想到所有中国沿岸做买卖，还想平等地做生意，而不是被当作蛮夷或鬼子。
英国人要求在华更大的活动空间，引发了英国人的第一次对华战争。这次战争称为“鸦片战争”，因为英国人要把中国推入印度出产鸦片的泥淖，而中国人严行拒绝，这是显而易见的。
毫无疑问，这场荒唐的侵略是以不宣而战的方式开始的，英国兵异乎寻常的残酷同样也毋庸置疑。他们洗劫和平的城市，烧毁房屋，抢劫杀戮，令中国姑娘涂灰遮掩芳容。到处是无情的刺杀，神庙受到玷污，雕梁画栋成了兵营篝火的燃料。英兵看着老人、妇女乃至儿童绝望自刎，或者跳河自尽。1843年，伦敦殖民地协会的东印度委员会称，“丧父之痛，动乱和饥荒，无家可归之悲，都是这场可耻胜利的话柄。然而对中国人而言，他们已满怀郁愤之情，有朝一日，必定不择手段地以血还血，以牙还牙”。(P2-5)

美国记者、作家霍塞（Ernest O. Hauser）于1940年
出版的《出卖上海滩》（Shanghai: City for Sale），
在关于上海公共租界的西文历史书籍中，无疑是最畅销的
一本。除了当年纽约和上海分别出版的英文本外，第二年
就被译为中文、法文、荷兰文和瑞典文出版，同时还有为
数不少的盗版。
霍塞出身于1910年，卒于1997年。有关他的生平事迹
，我们知道的很少。他曾著有《意大利文化指南》
（Italy, A Cultural Guide）、《他者的世界》（The
Rest of the World）和《光荣的敌人》（Honorable
Enemy）等，此外在《美国周末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生活》（The Life）和《亚洲杂志》
（Asia Magazine）等杂志上刊载过不少时政文章。估计
他在30年代来到中国，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1937年上
海八一三事变之后，他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和澳门，然后
前往日本，1941年出版的《光荣的敌人》就是他在日本工
作期间撰写的。在日期间，他与日方军政界有较多的往来
。回到美国以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关系密切，曾
受到中央情报局的监视。1953年，获克里斯多夫奖
（Christopher award）。到60年代下半期，美国杂志上
已经看不到他的文章了。
《出卖上海滩》是霍塞30岁时的作品，书中充满了对
于远东这座“白人城市”的批评，也引起了一些“白人读
者”尤其是在公共租界上生活过的“白人”的不满和批评
。曾经在上海生活过的《宋氏姐妹》（The Soong
Sisters，1940）的作者项美丽（Emily Hahn）在1941年
写有长篇书评，认为这本书的脱字漏字较多，并留下了有
点抑郁刻薄的文字：“我对霍塞先生一无所知，只知道他
在《出卖上海滩》中写了些七拼八凑的那些东西，当然，
他花了两个星期做了这等丰功伟绩，这许多错误还是得原
谅的。不过，我以为他怎么也得花两个月去做这件事，还
得请人读读，从这些啰嗦冗长、疲沓散漫、道听途说的字
里行间发现些错误。”她奉劝作者下一次再写书时，得记
住英国作家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的话：“的确，女士们，我崇尚用真
实而非懈怠以享读者，而不敢如一些走马观花者以其才华
误导读者。”在这抑郁之词中，项美丽也实际上承认了作
者的“才华”。毫无疑问，霍塞在《出卖上海滩》中有不
少叙述是出了“洋相”的。比如，关于蒋介石与宋子文的
关系，作者有点说书人式的信口开河；他把黄金荣与王晓
籁的身份、长相等都搞混了。这对于一本叙述历史的著作
来说，确实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至于项美丽断然否定霍塞
“上海葬礼”的论点，声称这座白人的上海未死，还将在
中国延续千年，那只能说，她还没有读懂这本书。
但是，这样一部并不十分严谨的史话性质的“急就章
”，何以成为一时的畅销书，并至今仍在上海史的研究中
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霍塞之前，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历史的英文书籍，最
主要的有四种，麦克莱伦（J. W. Maclellan）的《上海
故事：从开埠到对外贸易》（The Story of Shanghai:
From the Opening of the Port to Foreign Trade,
Shanghai: North-China Herald Office, 1889）、裘昔
司（Jesus）《晚清上海史》（Historic Shanghai，The
Shanghai Mercury, Limited, 1909）、兰宁和库寿龄（
G. Lanning—S. Couling）的《上海史》（The History
of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1）和卜舫济（F. L.
Hawks Pott）的《上海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8），这是霍塞利用的基
本历史书籍，阿利国回忆录、巴夏礼传记等，他也显然是
阅读过的。30年代初出版的费唐报告，霍塞应该是仔细研
读过的。对于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情况，没有现成
的专业历史书籍可资利用，霍塞只能凭借职业撰稿人的习
惯发掘一些博人眼球的信息，引起项美丽批评的问题也主
要出现在这一时期。但30年代许多随手可得的政治社会新
闻、与白人大班们的交谈和采访以及在上海滩的“走马观
花”，还是可以帮助霍塞对于租界总体情况的了解。从阅
读已有历史著作获得的灵感和亲历亲见亲闻，促成了霍塞
写作《出卖上海滩》的激情。
《出卖上海滩》并非是项美丽女士所批评的那样，只
是一些道听途说的七拼八凑，而是建立在对于上海公共租
界历史深层结构感悟基础上的抒情式的史话。这种深层结
构，霍塞是用“上海宪法”（Shanghai Constitution）
、“上海架构”（Shanghai Scheme）和“上海心
理”（Shanghai Mind）这些概念展开的。
所谓“上海宪法”，指的是1854年英法美三国领事迫
使上海道台接受的上海地皮章程。根据这个章程，公共租
界的外侨租地人取得了对于租界的行政管辖等许多权利，
由此形成了工部局及其颁布的各种行政法规。霍塞认为，
“这个上海宪法，是最居心叵测、最为不祥、最现实主义
的文件。乘中国政府内忧外患的虚弱之际攫取权益，这些
有远见的上海绅士为未来几代上海绅士们的活动奠定了法
律基础。他们为这座唯利是图、冷酷无情、寻欢作乐、放
荡无忌的城市——泥城的蓬勃发展，营造了合适的氛围。
”他揭露，这个“上海宪法”，“是从阿利国脑袋里蹦出
来的产儿”，而工部局也由首任上海英国最高法院法官洪
卑裁定，具备了“主要的和实际的”自治政府的条件。霍
塞的判断和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所谓“上海架构”，指的是上海公共租界乃至法租界
赖以成长和繁荣的基础。这个架构的法律基础，“一是各
国领事对于其侨民具有排他性的裁判权；二是工部局对于
中外居民都具有立法权和行政权。”这种领事裁判权和工
部局的立法权、行政权虽然“体制畸形，基础薄弱过时”
，但依然按照运行得令大班们十分如意。这个架构的经济
基础是，上海“后院”是长江流域广袤的腹地，凭借着上
海租界的特殊地位，控制着半个中国的贸易，“攘利半壁
江山”。霍塞写道：“上海位于江口，在亚洲大地奔流不
息三千英里的黄色江流，浩浩荡荡地流到此地。这座城市
便可吸吮扬子江带来的无尽财富，可以同两亿不知名姓的
芸芸众生做交易了。他们占了中国人口的一半，上海的公
共租界年复一年地经手着半个中国的贸易。巴麦尊时代精
明构勒的上海架构发生作用了。”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
上的上海政治架构，则是由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十三个
国家的侨民依其财产资格而获得选举权，并且主要由英美
大班瓜分工部局董事会的名额，由此产生工部局的行政机
构并且号令巡捕房和“万国商团”。条约国家的侨民团结
一致，则是“上海架构”的重要政治基础。
“上海心理”则是霍塞用来把握统治上海公共租界的
大班，尤其是英国大班群体精神层面的一个概念。霍塞认
为，“上海心理”起源于大英帝国的非洲和印度的殖民地
，但在上海外滩的英国总会画下了点睛之笔。这座建立在
黄浦滩上的泥城，面对着四万万中国人，旦夕可能倾覆。
因此，对于居住在租界的上百万华人，居住上海的四百万
华人，全中国的四万万华人，上海的外国绅士们时刻戒备
防范，时刻注意条约国家侨民的步调一致，来共同对待中
国人。这种戒备和步调一致，自上海租界开辟以来的历次
风浪中，都行之有效，形成了三代大班的心理定势和传统
。他们依靠买办与中国人做交易，也只与买办的中国人打
交道。当蒋介石公开反共之后，大班们即对这个买办政权
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支持。但是，绝不会牺牲条约国家侨
民一致行动的前提而与这个买办政权联姻。这种心理层面
的分析，说明霍塞具有很高的悟性，而很难用是否符合学
院派历史学的方法而论是非的。
《出卖上海滩》一书，围绕着这三个核心概念，以生
动的文笔叙述了上海公共租界形成、发展乃至走向末日的
过程。在霍塞看来，1937年八一三事变，是上海公共租界
末日开始的标志，但这个末日的发生，则是上海公共租界
赖以生存的“上海宪法”、“上海架构”和“上海心理”
等各种条件都开始崩溃了。
首先，租界华人要求参政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
五卅运动之后，尤其是汉浔租界被中国政府收回，迫使上
海公共租界当局不得不让步，增设了华董的名额，初步形
成了所谓外国人与中国人合作的新体制。许多禁止华人入
内的公共场所也逐步有限地向华人开放了。其次，1932年
一二八事变，日本“第一次抛弃了大班们团结一致的旧帝
国传统”。霍塞已经看到了德、意、日轴心国与英、法等
同盟国侨民在上海租界上的深刻分裂，所以在下笔之时，
对于租界将在“四万万人”的压力之下崩盘的前途，已有
成竹在胸。第三，外侨的结构、地位和权利也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大批白俄逃亡中国，加以因战
败而失去条约国地位的德国侨民，总数达三万六千；日本
侨民占到二万，英美侨民不过一万三，原来的上海政治架
构，不仅难以代表整个外侨群体，而且发生了深刻的分裂
，日本侨民要求增加董事名额的要求尤其强烈，在1935年
的“选战”中，形成了“白种人”与“黄种人”的鲜明壁
垒。租界外侨“团结一致”对付中国人的政治和心理防线
已经坍塌了。1937年上海抗战的爆发，只是加速了公共租
界末日的到来。霍塞刻画了租界大班们“上海心理”的崩
溃：
他们知道，无论如何，一切都已经完蛋。如果中国人
赢得战争，总司令的军队将日本人赶进浊浪里，也会把大
班们与日本人一起赶走。在这样的胜利者面前，他们没有
再讨价还价的余地。一个重获新生的国民党中国会赢得清
朝官员和军阀想要而要不到的东西，根本不会有买办外交
的希望了。
他同时还描写了“上海架构”的崩溃：
如果日本人赢，也没有什么希望。上海的地位是建立
在它与内地熙攘的城镇、卑陋的乡村、集市和农田的联系
上的，只要四万万民众居住的内地依然是中国的土地，上
海架构就可以运作起来。如果日本军队占领了扬子江流域
，上海每天的口粮都操诸人手，这座泥城就得看为着大阪
工厂主而派出来征服一个帝国的褐色小个子们的脸色。他
们可以施行他们的法律，流通他们的钞票，倾销他们的棉
纺织品、机器设备，在外滩后院的富饶省份征收他们的捐
税。流经上海的国际贸易和航运的大江大潮将化为涓涓细
流，即使得胜的小个子还想利用上海商业设施的便利，即
使他们利用这些商业设施就像他们利用缴获的坦克一样驾
轻就熟，大班时代的荣耀也是一去不复返了。何况上海的
最后一批银元已经装运到香港、去了伦敦；上海的贸易已
经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口岸；上海的工厂已经迁徙到了内地
、迁徙到了比较安全的城市。这些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座泥城，不再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它的繁荣也与它的
神圣一去不复返了。
在八一三抗战之后，日军在外白渡桥设立岗哨，要求
所有通过的中外人等均须向日本哨兵行礼问候。在霍塞看
来，这就是“这座东方白人城市葬礼的序幕”。
上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崛起为远东的国际性大
都市，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罕见的现象。是那些因素造成
了上海的崛起？霍塞的《出卖上海滩》从公共租界的角度
，对于中外人士普遍关心的这个问题给予了比较全面的回
应。同时，他也揭示了公共租界生存和发展中存在的一系
列问题，准确地预告了它的最后结局。这样一部内在理路
深刻而有序展开的抒情式的史话著作，虽然个别历史细节
和认识判断上有所歧误，也缺乏不少论证环节，但其对上
海公共租界历史命运框架的构勒，无疑具有相当的真知灼
见。这是它一问世便迅速成为风靡亚美欧三大洲的畅销书
的重要原因。
上海的公共租界，是西方殖民史上独一无二的列强共
享的“国中之国”，被称为“模范租界”。霍塞以生动的
笔墨描绘了这个租界中市容、环境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互
相关系，揭露了这个“模范租界”背后的丑陋和欺压。初
来上海的白人，上海民众大体温顺和气相待，但白人却自
居优越，连传教士都说出这样的话：“除了几条狗见了洋
人还未俯首贴耳外，没有人会摇唇鼓舌地叫唤。”之后，
白人对华人设置了一系列禁区，白人的酒店、公园、会所
，不准华人进入乃至接近。霍塞会把你带进租界里华人的
生活、工作的弄堂里，让你听打铁敲铜、沿街叫卖和算盘
拨动的声音，带你到外滩和大马路上看成百上千人力车、
手推车的奔跑，看车夫们汗流浃背的身影。他会带你走进
工厂，看童工女工的烂手，简陋的工棚和恶劣的劳动环境
。他还会带你到外滩，听岸边搬运工的呼号，看沿江林林
总总的洋行大楼，告诉你那高耸入云的是沙逊大厦，那看
起来有些破旧的“外滩老女人”是字林西报社。他会带你
走进英国人的上海总会，告诉你那个远东最长吧台的席位
坐次。当然，霍塞也会带你去听外滩公园和兆丰公园里洋
人举办的音乐会，带你走进大华、新华和老大华舞厅的舞
池，甚至带你逛虹口的下等妓寮和“血路”。护卫白人在
租界作威作福的，有街道上巡逻的巡捕，有“万国商团”
的常备军和条约国家的海陆驻军。华人苦难的地狱与白人
享乐的天堂，在霍塞的笔下生动形象、有声有色地描绘了
出来，让你如临其境，自然会吸引当时从未到过这个东方
“魔都”的读者，也会让今天的读者颇受教益。
《出卖上海滩》只是一个响亮的书名，是谁把这座白
人城市——上海公共租界出卖的？这是作者自己也无法回
答的一个问题。一个建立在中国的“国中之国”，由于它
自身的内在矛盾而分崩离析，最后在日本的铁蹄之下垮台
，这本身就是它的历史宿命。
《出卖上海滩》从问世到今天，已经过了大半个世纪
。昔日的公共租界早已烟飞灰灭，但霍塞形容的上海外滩
的“门面”，从外白渡桥到延安东路的“万国建筑”依然
矗立，与浦东陆家嘴的新金融区隔江对视。在霍塞之后，
有不少新的介绍上海公共租界历史的英文书籍出版，中文
图书也为数不少。但在融情境、历史和作者情感态度于一
体，以流畅生动辛辣的文笔，比较全面地展现公共租界内
在历史逻辑和历程，就通俗历史读物而言，《出卖上海滩
》依然首屈一指。由霍塞引出的宋氏王朝及其蒋介石与青
帮关系的话题，的确曾把一些读者引入歧途，衍生出像西
格雷夫《宋家王朝》的大著和电影文学作品，但是，作者
对于上海公共租界宏观历史过程的把握和提出的一些基本
概念，依然具有十足的魅力，需要上海公共租界史的研究
者更加深入地开掘和论证。对于一般读者，也可以从霍塞
的笔下，深切体会到与列强侵略、外国租界相联系的中国
民众近百年苦难和奋斗的复杂历史过程和内在结构。在走
过外滩一幢幢历史建筑时，会浮现那个时代进进出出的白
人大班，会听到江滩上扛夫、挑夫的号子，会看到车流之
中人力车夫的身影。真正把这些高楼大厦变成历史建筑的
，并不是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而是这大批不能走进这些高
楼的中国民众。这样的结局，霍塞预见到了：大班们知道
，“如果可怕的末日风暴从亚洲的崇山峻岭席卷而来，这
些坚船利炮会像稻草一样被折断。他们知道，只消一夜功
夫，就可以让上海滩上所有的白人都玩完。这些，在他们
坐上人力车，从外滩到南京路、到静安寺路，在成千上万
面无表情、身穿蓝衣的人流中穿行的时候，都知道。”
霍塞的《出卖上海滩》只写到八一三事变中国军队撤
离上海为止，“孤岛”时期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
上海租界的历史并未涉及。2015年，我与周书垚合作翻译
出版了美国学者华百纳（Bernard Wasserstein）的《上
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
（Secret War In Shanghai: Treachery, Subvers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对于
公共租界的整个“葬礼”过程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因同
盟国和轴心国的交战，列强侨民在上海租界的“团结一致
”不复存在，用霍塞的“上海架构”概念来观察公共租界
的寿终过程，依然是十分有效的。1962年，伦敦Putnam出
版了戴维森－豪斯顿（J. V. Davidson-Houston）著的《
黄浦江：上海的故事》（Yellow Creek: The Story of
Shanghai），从上海开埠一直写到外国资本在上海的完全
撤出为止，中文篇幅大约在十万字，史实的叙述比霍塞严
谨一些，对于外国大班在上海的最终消失，有了一个完整
的交代，但于上海租界历史深层结构的把握上，依然难与
霍塞的著作比肩。
《出卖上海滩》的中文版最早是越裔翻译，由大地出
版社于1941年出版的。之后，又改名《上海近百年小史》
等不同名称出版。因涉及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方面的内容有
所犯忌，译者作了一些删节。在翻译风格上，译者也尽量
按照中文习惯，并未完全逐句翻译。（1999年上海书店曾
重印此书。）1946年，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
，将书名译为《出卖黄浦滩》，引用了其中关于蒋介石政
权是买办阶级支持的政权的论述。1962年，商务印书馆编
辑部组织重新完整翻译，署名“纪明”，以《出卖的上海
滩》为书名作为“内部读物”出版。在翻译风格上，采用
逐字逐句的译法，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原书内容，但作者的
明快、讽刺或抒情式的文字风格却失去了不少。译文中，
还存在一些硬伤。英文原版中标点符号错误、脱字、错字
，译者没有很好的甄别，也影响到了翻译的行文。项美丽
所抱怨的问题，其实在翻译过程中是可以处理和解决的。
此次重译，参照了上海美华印书馆和纽约Harcourt,
Brace & Co.的两个英文文本，在越裔和纪明译本的基础
上重新翻译，并增加了译者序和插图40余幅，期望的是这
部神形兼备、情感充沛、文采飞扬、风格独特的上海公共
租界史话能有一个更好的中文译本。能否如愿，尚祈读者
批评赐教。
译者
201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