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说话到书写
事物能意味着什么吗？
关于电影
我不相信影响
符号学与电影
以“新批评”的名义
谈《时尚系统》和叙事文的结构分析
关于《时尚系统》
围绕着一首科学长诗进行的谈话
关于《S/Z》和《符号帝国》》
《快报》与罗兰·巴尔特携行致远
罗兰·巴尔特在批评
东拉西扯
谈话
文化的必然，反- 文化的极限
快乐/ 写作/ 阅读
形容词是对于欲望的“说出”
与书写工具几乎是疯狂的关系
歌剧院的幽灵
罗兰·巴尔特反对定见
一个拒绝自我分离的社会会变成什么？
万花筒游戏
罗兰·巴尔特的20 个关键词
文学与教学
超现实主义未与身体相遇
真实之危机
色情形象的伟大修辞家
知识分子有何用？
谈《恋人絮语》
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神话破释者与我们谈爱情
谈暴力
为了让人感到疑虑而说的话
一种过于突然的背景
罗兰·巴尔特自我表白
要敢于懒散
纸上的夏多布里昂
从爱好到沉迷
谈摄影
欲望之危机

从说话到书写
1974年3月1—15日
罗兰·巴尔特的这篇文本，是为罗杰·皮约旦(Roger Pillaudin)在法兰西文化电视台主持的首批《对话》(Dialogues)节目所写的序言，这些节目内容后来由格勒诺布尔大学出版社(Presses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出版。
我们在说话，有人在为我们录音，几位聪慧的秘书在听我们的谈话内容，他们过滤这些内容，对其进行誊写，为其加上标点，据此整理出第一份手写清样交给我们，为的是让我们再一次修订，然后将其交付发表、成书、成为永恒。我们要做的，难道不就是在“为逝者美容”①吗？对于我们说过的话，我们为其熏香保存，俨然像对待一具木乃伊，以使其不朽。因为，必须要比声音延续的时间更久，必须借助于书写的戏剧手法在某个地方将其记载下来。
对于这种记载，我们能为其做点什么呢？我们失去的是什么呢？我们得到的又是什么呢？手写活动的骗局
一般说来，首先，这就是落入手写活动骗局中的东西[我们更愿意使用手写活动(scription)这个词，尽管它有点儿学究味，而不大喜欢用书写(ecriture)这个词：因为书写并非必然就是被写东西的存在方式]。首先，我们显然会失去一种纯洁性。这不是因为说话自身是新鲜的、自然的、自发的、诚实的、对于某种纯真的虚怀是富有表现力的；恰恰相反，这是因为我们的言语(特别是面对公众说的言语)，直接地具有戏剧效果，它从全部的文化与演说编码中借用技巧(在该词风格学和游戏意义上讲)：说话总是讲求策略的，但是，一旦过渡到书写，我们所抹杀的，正是会听的人可以感觉到的这种策略的纯洁性，一如会读书的人们那样。纯洁性总是明显的，在重写我们已经说过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自我保护、自我检点、自我审查，就会删除我们说错的地方，删除我们过分表达的地方(或表达不充分的地方)，删除我们犹豫不决的地方，删除我们的各种无知表现、各种自命不凡表现，甚至是删除我们无言以对的情况(在说话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对话伙伴提出的这一点或那一点，难道我们有不予理睬的权利吗？)，总之，我们会删除我们的想象物的光亮、我们的自我的个人游戏。说话是危险的，因为它是直接的，它不会重说(除非是为明确而重说)；手写清样，则有的是时间，它的时间甚至足可以让人在嘴里复说多遍(谚语式的忠告从来都不是更虚假的)。在写出我们说过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也可以保存)将歇斯底里与妄想症分开的全部东西。
另一种损失，是我们的转换的严格性。通常，我们廉价地“编织”我们的话语。这种“编织物”，即福楼拜所厌恶的“口才”(fluenorationis)，就是我们的言语的内聚性，就是我们言语自我创造的法则：当我们说话，当我们“表明”随言语活动而至的我们的思想的时候，我们会认为高声地说出我们的各种探寻之变化是正当的，因为我们毫不掩饰地在与语言做着斗争，我们确信，我们的话语“取用”和“包含，，着这种斗争，确信这种话语的每一种状态都合法地带有其前面的状态。一句话，我们希望的是一种直率的产出，并且我们也以这种规范的连带关系来表明符号。由此，在我们的公开言语中，便出现了那么多的但是、那么多的旦些、那么多的重复或那么多明显的否定。这并非因为这些不起眼的单词具有重要的逻辑价值；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它们都是思想的赘词(expletif)。书写，在一般情况下，是对于思想的安排；书写敢于省略，而起分割作用的这种修辞格，是声音所不能承受的，就像不能承受阉割一样。
这一点与最后一种损失有关，这种损失是由于誊写言语而在言语上造成的：类似于“是不是啊？”的属于言语活动的一些碎屑——无疑，语言学家们将其与言语活动诸多功能中的一种联系了起来，那就是维系功能或呼唤功能。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对话者听我们说话，于是，我们便借助于没有意义的一些呼唤(例如“喂，喂，您听清楚我的话了吗？”等)唤起对方的注意力。这些词语或表达方式微不足道，不过，它们却有着某种隐约的戏剧性：它们是呼唤吗？是转调吗？——在想到鸟的时候，我会说是鸟的歌声吗？借助于这些，一个身体在寻找另一个身体。而正是这种不自然的、平淡的和滑稽的歌声，当其被写出的时候，在我们的书写过程之中消失了。
通过这些观察，我们理解了在誊写过程中失去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身体——至少是正在对话的这个外在的(偶然的)身体，他在向与他同样不稳定(或狂躁)的另一个身体发送在智力上空空的讯息，但其唯一的功能却在于勾住(在该词性的意义上讲)另一个身体和将其维持在对话者的状态之中。
言语一旦被誊写，它便明显地改变了接收者，并因此改变了说话主体，因为在无他者的情况下便没有主体。身体，尽管总是出现的(没有身体便没有言语活动)，但它却不再与人称或者可以说与人格耦合在一起，说话者的想象物改变了空间：不再是要求、呼唤，也不再是一种联系游戏；它是在建立和再现一种分节∞出现的不连续性，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在建立和再现一种

罗兰·巴尔特(Ro1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与文化评论家。他和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文学思想界前后辉映，并被公认为蒙田以来法国最杰出的散文大家之一。罗兰·巴尔特对于西方未来学术和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其学术遗产对于非西方文化思想传统的现代化发展，也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他的作品适合于关心人文科学各领域、特别是文学理论领域的广大读者研读。《声音的种子》收录了罗兰·巴尔特1962年至1980年间，发表于《费加罗报》《电影手册》《法国观察》《快报》等媒体上的访谈。

早就想翻译罗兰·巴尔特的这本书了，原因是，它是
巴尔特一生中接受过的电台、杂志和电视台等多种媒体对
其进行的访谈的结集，我认定其信息量会比单独的一本甚
至几本书都多。我终于在2018年完成了对它的翻译工作。
真不负所望，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了许多新东西，极大地丰
富了我对相关书籍和作者思想的了解。
作为“导读”，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一下这本书
。
第一，《出版说明》中这样告诉我们：“这里汇集了
对罗兰·巴尔特所做的大部分法语访谈。尽管我们很想整
理得完整，但可能还会有遗漏”。作为译者，在译完这本
书后，我想说的是，这本书共汇集了罗兰·巴尔特生前所
接受访谈的39篇文字。为了解巴尔特生前所接受访谈的实
际次数，译者翻阅了2002年版五卷本的《巴尔特全集》，
发现这种访谈文字共有76篇，也就是说，有37篇未被编入
。是什么原因造成当年的搜集出现如此多的遗漏呢？译者
认为，这种未被编入的情况，一是因为当时(1981年)还没
有出版巴尔特全集的安排(首次三卷本全集出版于1993—
1995年，这中间相差12年之多)，其散在的访谈文字难以一
次性整理完整；二是未被编人的篇目的重要性也许不如被
编入的篇目那么大，所以不容易被记住。巴尔特是从1962
年开始接受访谈的，首次出现遗漏是在1964年，从1966年
起，中间除了1972年外，都有被遗漏的情况，而从1975年
至1979年五年问，被遗漏的访谈次数居高不下(1975年是5
次，1976年是4次，1977年是5次，1978年是8次，1979年
是5次)。这似乎可以让我们做出如下推论：一是巴尔特较
早接受的访谈由于内容新颖，且采访他的媒体不多，从而
让人记忆深刻，搜集起来也容易。仔细核对一下，那时正
是法国结构主义处于上升和接近达到顶峰的时期，人们面
对一种新的思潮或新的方法论，会积极热情地去了解。二
是后来巴尔特著作繁多，特别是《恋人絮语》出版后受到
热捧，对他进行访谈的媒体非常之多，搜集起来也确实有
困难，于是，人们只能记住在这一时期中最为重要的访谈
内容，被遗漏的自然也就多了起来。三是符号学从20世纪
60年代末起进入了多元发展时期，也分散了人们对于巴尔
特思想的关注。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本书中汇集的，应
该是巴尔特被人记住的最为重要的访谈内容。这些内容有
助于我们了解巴尔特的整个学术研究工作。我们也可以借
助巴尔特对外围情况的阐述来加深对他某些书籍写作背景
和主要理论的理解。当然，这并不是说，被遗漏的访谈就
没有重要的内容，起码在我们看来，有些篇目还是很重要
的，比如《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等。
第二，法国符号学自20世纪50年代发展至今，大体可
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在结构主义影响之下的符号学研究
，二是60年代末出现的、后来名为巴黎符号学学派和到今
天成为法国符号学研究主流的符号学研究。前者，沿用了
结构语言学创始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对符号学的定义和
用词。在这一阶段中，罗兰·巴尔特是其代表性学者之一
，他的贡献集中在他对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
的符号学理论所进行的全面阐述和应用上，由此也开启了
符号学主要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广泛运用。
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是建立在其结构语言学论基础
上的，而其基础则是“二元对立”原则。索绪尔把言语活
动(langage)分为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认为语
言是言语活动中的“形式”“规则”，而言语则是对于这
些形式和规则的运用。索绪尔认为，一个语言符号是由一
个能指与一个所指构成的，对于能指与所指和它们之间关
系的阐释，将构成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形式”
，我们通常会把它理解为外在的，但索绪尔则对长时间以
来形成的“形式”与“实质，，的哲学概念做了颠覆，把
前者确定为“内在结构”，将后者确定为外在“物质表现
”。于是，语言可以被理解为内在的“语言规则”，“实
质”则表现为载体的物质材料和意义。这些概念，在我们
这本书中频繁出现，提前对它们有所了解，对于理解全书
是重要的。在我们的汉语习惯中，没有“言语活动”这个
概念，所以，这三个术语的译名和对它们在各种情况下的
理解，也许会让读者难以分辨。笔者在对巴尔特多部著述
的翻译中，坚持使用高明凯对《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翻译
中使用的上述译名，希望读者能按照上面的解释来理解它
们。然而，语言(langue)在这本书中的出现，特别是到了
后来，有时也指我们平时说的语言，即自然语言，在这种
情况下，笔者会对其做适当注释。
按照索绪尔的理论，一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
原则上是不可分开的，缺一不可构成符号。但是，在通常
情况下，人们就把“能指”看成是符号或“象征”，其“
所指”则属于需要探讨和发现的部分。在本书的访谈中，
巴尔特对能指与所指这两个概念，在多处结合具体情况做
了深入阐述，对于我们观察日常事物有很大的帮助，比如
把所指扩展为“意识形态”，这便加深了我们的认识。
……
“意指活动”(signifiance)是自拉康以来经常被使
用的一个术语，后来在克里斯蒂娃作品中也频繁出现，在
一段时间里，巴尔特对于该术语的使用多于“意指”或“
意指过程”(singification)。意指活动的定义在于它“
意味(而不确定意义)”。我国译者会在译名上难以
将“signifiance”和“signification”做较为清晰的区
分。实际上，在表达层面上，前者指的是某个点上的意义
显现，就像克里斯蒂娃对一个诗句的每一个节点的多重“
符义分析”那样；后者指的是意义的产生过程和结果。巴
尔特对于“signlfiance”术语的使用，见于他在接受了
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理论”期间的文章中，而在此之前和
之后，他都是使用“signification”(多指“意指过程”
)。在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符号学研究中，已不见
signifiance这一术语。
罗兰·巴尔特的这部访谈录，内容可谓丰富。当然，
文中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譬如对法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和
作用的阐述，与我们惯常的看法有较大不同，这自然是国
家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所致。那就由读者自己做判断吧。
本书书名《声音的种子》法文原名是Le grain de la
viox，取自收录在《显义与晦义》一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
，笔者曾将其译为《嗓音的微粒》，其中“微粒”一词，
依据作者的解释，将其注释为“特质”之意。读者可根据
这一提示和书中内容，来理解这一书名的全部意义。希望
上面的“导读”对读者理解这本书有用。
怀宇
2019年3月10日于南开大学宅内

《声音的种子：罗兰·巴尔特访谈录(1962—1980)》收录了1962年至1980年问，《费加罗报》《电影手册》《快报》等媒体对罗兰-巴尔特的访谈。在这些访谈对话中，巴尔特向读者阐释了自己关于电影、时尚、摄影、阅读、写作与批评的诸多看法，对自己的一些经典作品如《写作的零度》《恋人絮语》《符号帝国》等也进行了解读。这些对话为我们了解这一智慧并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呈现了一个颇具洞察力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