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no，1953-2003），出生于智利，父亲是卡车司机和业余拳击手，母亲在学校教授数学和统计学。1968年全家移居墨西哥。1973年波拉尼奥再次回到智利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却遭到逮捕，差点被杀害。逃回墨西哥后他和好友推动了融合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及街头剧场的“现实以下主义”（Infrarealism）运动，意图激发拉丁美洲年轻人对生活与文学的热爱。1977年他前往欧洲，最后在西班牙波拉瓦海岸结婚定居。2003年因为肝脏功能损坏，等不到器官移植而在巴塞罗那去世，年仅五十岁。
波拉尼奥四十岁才开始写小说，作品数量却十分惊人，身后留下十部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三部诗集。1998年出版的《荒野侦探》在拉美文坛引起的轰动，不亚于三十年前《百年孤独》出版时的盛况。而其身后出版的《2666》更是引发欧美舆论压倒性好评，均致以杰作、伟大、里程碑、天才等等赞誉。苏珊·桑塔格、约翰·班维尔、科尔姆·托宾、斯蒂芬·金等众多作家对波拉尼奥赞赏有加，更有评论认为此书的出版自此将作者带至塞万提斯、斯特恩、梅尔维尔、普鲁斯特、穆齐尔与品钦的同一队列。

《佩恩先生》是波拉尼奥最初的创作成果之一，
却已展露出他那炼金术士般的耀眼天赋，他能将生活
中的绝境炼成危险的谜团。
——《出版商周刊》
《佩恩先生》留有未解之谜，在清晰和怪异间取
得了非常吸引人的平衡。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作者手记
佩恩先生
声音的尾声：大象之路

1938年，巴黎
4月6日，星期三，傍晚，当我准备离开我的房间时，我接到我的年轻朋友雷诺夫人的电话，她要求我在当天傍晚赶紧到波尔多咖啡馆去。咖啡馆在里沃利街上，离我的寓所不太远，如果我快一点，一个小时后可以准时赶到。
我刚开始讲的这个故事的第一个异常征兆立刻出现了：在下楼梯至三楼时，我和两个男人相遇，他们讲西班牙语，我不懂的一种语言，他们穿着深色的长外套，戴着宽檐帽，由于身处我下方的台阶，帽檐遮住了他们的面孔。由于楼梯通常处在半明半暗之中，而我走路的时候也没有声响，所以直到仅相距三级台阶时，他们才注意到我的存在。于是他们不再说话，但他们并没让到一边让我继续下楼梯(楼梯两人走，相当宽绰，三人走则不然)，而是相对而视了片刻。这一片刻却好似永无止境一般(我必须强调，我当时站在比他们高几级台阶的地方)。之后，他们极为缓慢地把目光放在了我身上。他们是警察，我想，只有警察才保持那种看人的方式，这是在阴暗的森林里捕猎的先祖遗留下来的东西。随后我想起来，他们讲西班牙语，因此他们不可能是警察，至少不可能是法国警察。我想，他们接下来会对我讲那些迷路的外国人讲的半吊子式的外语，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站在我面前的那个人以可以想象的最糟糕的方式向旁边一躲，靠在了他的同伴肩上，那种姿势肯定让两个人感到不舒服。这个动作使我能够在打了一个得不到回应的简短招呼后继续下楼梯。出于好奇，我在走到一楼的平台后回头看了看他们：他们还待在那里，我发誓，他们还站在原先的台阶上，上一层楼梯平台处悬挂的一枚灯泡投下微弱的光亮，让人委实感到惊讶的是，他们仍然保持着让我通过时的那种姿势。仿佛时间停止了，我想。走到街上后，从天而降的雨水使我忘记了这件事情。
雷诺夫人靠墙坐在餐厅的最里面，后背像往常那样挺得很直。她看上去很焦急，尽管见到我时她的面部放松下来，仿佛突然的松懈正是她表达已认出我来并在等我的明确方式。
“我想请你去看看一位朋友的丈夫。”我刚刚在她对面坐下来，她便脱口而出。我面对一堵墙上的大镜子，镜子让我几乎将餐厅里的一切一览无余。
我想起了不久前死去的她年轻的丈夫的面孔，天晓得我怎会有如此怪异的联想。
“皮埃尔，”她强调着每个字，“现在急需你从专业的角度去看看我好友的丈夫。”
我想先点一杯薄荷酒，然后再问她，那位先生患的是什么病……
“巴列霍。”雷诺夫人说，接着又同样简洁地说：“打嗝。”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张貌似已故雷诺先生的面孔会闪现于那几个在离我们一两张桌远的地方喝酒和闲谈的人身上。
“打嗝？”我面带但愿是礼貌的苦笑，问。
“他快死了。”我的对话者冲动地说，“谁也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你得救他，这不是一个玩笑。”
“我担心，”当她通过大窗户望着里沃利街上流动的行人时，我低声说，“如果你不特别清楚地说明的话……”
“我不是医生，皮埃尔，对这些事情我几乎一无所知，你很清楚，这是我的不幸，我一直想当护士。”她那双蓝眼睛愤怒地眨了几下。其实，雷诺夫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实际上，她没有进行过任何学习)，但这并不妨碍我认为她是一位聪慧的女性。
她微露愠怒的表情，垂下了睫毛，以一种背诵的语调补充说：
“从3月底开始，巴列霍先生就住院了。医生们依然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但是他确实快死了。昨天，他开始打嗝……”她停了片刻，巡视着街上的人群，仿佛想寻找什么人。“就是说，他昨天开始不停地打嗝，谁也没有办法减轻他这个症状。正如你所知，这样打嗝下去是会要人命的。如果说这还不够的话，高烧还一直不下40度。巴列霍夫人我多年前就认识，今天早晨她给我打了个电话。（P5-8）

我遇到一位名叫巴列霍的病人，他得了一种不停打嗝的怪病，医生们都束手无策。我试图用催眠术给他治病，却遭人暗中阻挠。
我被人跟踪，又跟踪了别人。与此同时，我叉偶遇过去一起学催眠术的朋友，得知了我们共同朋友的自杀之谜。
记忆深处的噩梦对我紧迫不舍，我正在慢慢失去同现实的联系……

多年前，1981年或1982年，我写了《佩恩先生》。它
的命运不同平常，且有点冒险。它以《大象之路》为题获
得西班牙托莱多市政府授予的费利克斯·乌鲁瓦延中篇小
说奖。在此前不久，它以另一个名字在另一次省级比赛中
获得提名。前者获得30万比塞塔。后者，我想我记得，获
得大约12万比塞塔。我的书在托莱多出版，并让我担任下
一次比赛的评委。在另一个省首府，我被人们忘得比我后
来忘记他们还快。我一直不知道那本书是否出版了。这些
情况，我在《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的一篇小说里都讲述
了。时间，是十足的幽默家，后来它让我得到一些重要奖
项。但是任何一项奖也不如我在西班牙各地获得的奖重要
，那是一头红皮毛水牛为生存而必须外出捕食而获的奖。
我作为一个作家，从来也不像那时感到那么骄傲和不幸。
关于《佩恩先生》，我可以再说一点。我讲述的一切，都
是在现实中发生的：巴列霍的呃逆，轧死居里的那辆马车
，居里和催眠术的某些方面有密切关系的最后一项工作或
最后的某项工作，没有好好为巴列霍看病的那些医生。佩
恩本人是真实存在的。若尔热特在她那充满激情、痛苦、
无助的回忆录的某一页上提到了他。

皮埃尔·佩恩，以催眠为业。1938年的一天，他爱慕的女子雷诺夫人请他给秘鲁诗人巴列霍看病。遭遇阻挠的佩恩并没能真正给巴列霍治病，反而在威逼利诱之下，他又答应两个陌生的西班牙人，彻底忘记跟巴列霍有关的一切。自此怪事接连不断发生，噩梦也纠缠着他，佩恩也开始陷入精神崩溃。
恢复清醒的佩恩，发现一切都已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