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超的评论具有“现场性强，密切跟踪当前文学发展”之特点，也具有“感受的真诚”。她对迟子建、林白、路内、林森、蔡东等的评论富于新见；而更加见出才情和文化深度的，可能是关于林兆华的“第二主题”，台湾文学中的“孤儿意识”，骆以军与莫言之比较分析，特别是对雷蒙·卡佛，对“小清新”，对校园民谣的阐释，视野开阔，触类旁通。

行超，女，1988年生于山西省太原市。2006—2013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先后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学位。2010—2011年赴台湾大学交换学习。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期高研班学员。2013年起供职于《文艺报》社。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
有作品见于《读书》《文艺研究》《南方文坛》《上海文化》《青年文学》《文学报》等。

总序：袁鹰
序：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向往梁鸿鹰
第一辑：流浪与成长
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
流浪与成长——论20世纪中后期台湾文学的“孤儿意识
“所有时代的心灵”——论林兆华的“第二主题
过于喧嚣的“感官
第二辑：缝隙间的秘密
“与天地万物风雨同行”——读《北去来辞》
让我们重谈“爱情”——读《我们的踟蹰》
缝隙间的秘密——读《王城如海》
用深情书写薄情——读《游戏是不能忘记的》
两个女人与一座城市——读《晚安玫瑰》
在“物”中发现“我”——读《熊猫》
写给失意的得意之作——读《和我们的女儿谈话》
一个人的向田邦子
东京的忧郁
沉默地说话
第三辑：青年者说
自信勇敢的“80后”世界——论马小淘
年轻的老灵魂——论祁媛
追梦、青春与时代的较量——论路内
“自我”即是“世界”——周嘉宁小说论
要不要“过海”？——论林森
第四辑：并不沉默的大多数
失败者的飞翔——浅谈“小清新”
新摇滚路上的长征
告别情怀的年代
第五辑：光影河山
迷人的毛刺与安全的陷阱
当梅花落满了南山
霍沃斯的一场疾风
一场英范儿的“红楼梦魇”
谁的北京，谁的世界
好莱坞占领宝莱坞

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向往——序行超的文学评论集《言
有尽时》
梁鸿鹰
文学评论到底是做什么的？是鉴赏，是评价，是解读
，此外，还可以做什么？实际上，评论不单单关乎文字，
也关乎修养、性情，好的评论如蒂博代所言，其功能“在
于感觉、理解、帮助形成现在，而不是立刻进行筛选”，
这使得一个会从事评论的人，不可以简简单单地做轻率的
决断。一个评论者应该，也需要忘掉自己，表现得似乎就
像所谈论的对象那样，是创作过程的一部分。才智也好，
创造力、生命力也罢，总之作家、艺术家的每一个独特的
表现均有自身的特性和命运，连创作者都不一定清楚创造
性会将自己引向何处，他们往往会对自己创作的成品表现
出与别人一样的惊异——更何况作为评论家的局外人，即
使再敏锐、再富于洞察力，也要承认自己的局限性，相信
自己会处于“言有尽时”，不可以把所有的话都说完。
这方面，我们的古人向来极富智慧。严羽在其《沧浪
诗话·诗辨》中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
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
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
就指出了创作上的节制性与有限性问题。同样，对评论者
而言，或许保持一种“言有尽时”的姿态，会是一个较为
明智的选择。行超的第一部评论集即将出版了，名字就叫
《言有尽时》。
虽说是“言有尽时”，但阅读过全书，你会觉出作者
行超对“意无穷”的追求，显现出很有潜力的素质，比如
她有很好的言说质地，比如她有活跃的、敏捷的、生气勃
勃的趣味，比如她正在以敏锐的发现的眼光穿透当代文学
、当代艺术创作广袤的星空，探究着其中蕴含的奥秘。所
有这些都是安安静静地读书、思考、写作之后的心得，是
她虽年轻但有所追求、有所向往的积累与勃发。
作为处于成长期的青年批评者，行超的评论写作起步
早，起点较高，到现在为止，有了一定数量的积累，质量
上也有可以称道的进步。怀着对文学的初心，由文学专业
研究生直到走向文学评论编辑、记者岗位，行超始终没有
停顿过自己的研究与写作，而且议题、行文往往均很有特
色。她具有一定的总体思维意识，很早就对一些较为复杂
的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表现出可贵的把握能力，比如“
边疆叙事”问题，她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在《文艺研究》杂
志发表了长达一万两千多字的论文，这篇题为《当代汉语
写作中的“边疆神话”》，把中国当代汉语文学的“边疆
神话”放在世界范围内文学叙事对“西方中心”偏离的视
角下考察，从重述神话、由弑父到寻父的历史叙事、探险
叙事与解密冲动等诸方面，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分析，最终
认为：“通过文学叙事所建构的‘边疆神话’，无论它采
用现实主义还是新神话叙事，都有意无意地包含着一种地
缘政治学批判的思维。同心圆式的‘中心一边缘’结构，
不仅我们疆界之外的世界结构。它是近代以来国际格局中
二元对抗的‘楚河汉界’模式消解的结果，也是当今各种
价值观念和文明尺度，争夺‘叙事’权威，以及争取想象
之合法性的诉求。”表现出较强的判断力与洞察力，并且
很有现实启示意义。
而在台湾文学的研究方面，她的探讨也有一定的意义
。发表于《南方文坛》的《孤儿的流浪与成长——论20世
纪中后期台湾文学的“孤儿意识”》一文，在台湾文学“
找寻一质疑一出走”的发展脉络中，探索出历史放逐一代
人造成的“原乡”感、“异乡”感和怀疑主义的理论，指
出孤儿意识引导下，“文学台湾”更让我们亲近，台湾作
家在文学叙事和想象的层面“呈现了可能被扭曲的心灵史
的前因后果”，不仅如此，“文学台湾的发现与理解，也
是我们接近海峡两岸历史的一个通道”，显现出研究与评
论扎实、通达的面貌。
行超的文学评论是及物的、在场的，具有鲜活的现场
性。她对文学创作现象、进展保持着可贵的细致与敏锐洞
察，她对文学及文化文艺现场发生的一切总是保持着观察
、吸纳、品评的好奇，无论发生过的还是正在发生的，她
都会以一种求真的目光去打量、研究和分析，调动与整合
自己学到的知识，努力在鉴赏、品味中进行美学上的甄别
和感悟。比方，她对路内、马小淘、周嘉宁、祁媛、林森
小说的专论，表现出对活跃在创作一线年轻作家的极大热
情，而她对从迟子建、林白到徐则臣、晓航等一些重要作
家作品的赏析可以看出，她能够深入到作品的肌理之中，
探究文字背后的一切。她没有停留在别人现有的结论里，
更不屑于在已有命名或定义中深文周纳，她热情解析作家
们创作发展的突出特点，鼓励他们发扬自信勇敢的精神，
在创新中走出新路。认真的阅读，睿智的分析，感性的表
达，让观察后的文字富于质感与知性，感受的真诚成为行
超评论中最突出的品格。
开阔的眼界，多方面领域的评论涉及，同样是行超评
论文字的一个特点。她在报社负责文学评论报道，但在文
学评论术业专攻之外，看得出她作为一名长期读书、观影
、音乐欣赏的积极参与者，对电影、音乐、综艺等等葆有
很好的鉴赏力与评论热情，她的好学不断弥补着她初出茅
庐的资历，她赞赏电视剧《唐顿庄园》中那种“不仅仅是
笔挺的西装、复杂的礼仪和永远一尘不染的家，而是在需
要的时刻可以抛下这一切，变成一个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
前舍掉自我的人”的可贵；而且，我倾向于同意她对“小
清新”的一些分析，比如她在《失败者的飞翔》一文中说
：“在小清新所构造的那个远离世俗的乌托邦中，他们可
以很容易地通过着装打扮、说话语气和性格爱好等隐秘的
线索寻找到自己的同类，他们之间也许素昧平生、也许只
是萍水相逢，却常常能比日常生活中的同学、同事、朋友
更能让彼此感到安心，也更容易在心底里惺惺相惜。”其
实关于流行文化，认真留意，是能够捕捉到其中不少有意
思的趋向和特质的。除国内文艺现状和作品，对欧美、日
本等文艺作品入情入理的精彩评论，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而这些文字慢慢丰富着她的感受能力，大大助益了她的
文学批评实践，让她逐渐地收获了一些精彩。
评论本身有时就是记者职业的延伸，置身于文学第一
现场的便利使得行超成为勤奋而有耐心的倾听者、对话者
。“生活是值得的，如果生活不具有单一意义但却具有许
多不同意义的话。”行超曾引用新历史主义者海登·怀特
的话，表达对缤纷时代现场的向往。是的，我们生活在世
上，实际上就是在与日常生活、在与世界天天进行着对话
，写好与世界、与生活、与人生这篇大文章，才能做好评
论。在我们《文艺报》这个集体里，阅读、评论本身就是
生活的一部分，日子像溪流一样，不舍昼夜，同仁的气息
如同午后的阳光那样辐射在各处，令人感奋的事情每时每
刻都在发生着，报社里的年轻人认真读书、默默做事情，
行超在这个集体里，采访、编辑、排版、写文章，慢慢地
，她的优势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发挥。愿她以此为新的起点
，绽放更多的精彩。

虽说是“言有尽时”，但阅读过全书，你会觉出作者行超对“意无穷”的追求，显现出很有潜力的素质，比如她有很好的言说质地，比如她有活跃的、敏捷的、生气勃勃的趣味，比如她正在以敏锐的发现的眼光穿透当代文学、当代艺术创作广袤的星空，探究着其中蕴涵的奥秘。所有这些都是安安静静地读书、思考、写作之后的心得，是她虽年轻但有所追求、有所向往的积累与勃发。

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
当代文学正面临着其命运中的生死之劫。批评家们说“文学死了”，出版商们庆幸文学在市场上的惊人活力。美国文论家希利斯·米勒一方面宣称“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使依赖于传统印刷书籍的文学面临灭顶之灾”，一方面又说“文学虽然末日将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它能经受一切历史的变革和技术的变革。文学是一切世间、一切地点的一切人类文化的特征……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反思，都要以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论断为前提”。米勒之所以对文学信心尚存，是因为他寄希望于语言文字的奇特作用，他认为，“用作‘能指’而没有所指的词语，能轻易创造出有内心世界的人、事物、地点、行动”。文学的神奇性在于能创造虚拟的现实和另一个世界。
当代文学或小说的问题
与文学所面临的困境与转机相类似，叙事作品中“人”的形象，也面临着由生存到死亡、由死亡到永生的轮回与转换。在18世纪以来形成的西方近代小说中，自诩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人的形象被无限放大，成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神话在叙事上的例证。19世纪末，尼采借助疯子的口高喊“上帝死了”，而“人”就是杀死上帝的元凶。“上帝之死”也意味着“人之死”，仿佛只有“超人”能够拯救我们。20世纪60年代罗兰·巴特又发现“作者死了”，“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上帝之死”无疑是“父亲”或“历史”之死的隐喻；“人之死”暗含着“现实”之死；“作者之死”则告知了“梦想”之死。一切明晰和确定的东西都死了，剩下的只有混乱、碎片、不确定性？我们将如何说话、将如何叙述？“人”这个似乎是自明的概念从而变成了一个疑问，作为小说内核的个人经验的表达也开始犹豫不决。在19世纪中期以来的文学作品中，人的形象也从奋斗、崇高、伟大的制高点，跌落到渺小而又可疑的深渊。伍尔芙说，现代小说为了表达复杂的生存真相，“必须把小说家通常遵守的老规矩大半都抛弃也在所不惜”。本雅明关于“讲故事艺术衰落”的预言，便彻底变成了现实。于是，我们看到了支离破碎的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派小说叙事，彻底背离了以故事情节完整架构为核心的传统叙事逻辑，个人经验的写作替代了宏大的集体叙事，以零散破碎的记忆和个人感受为叙事线索的现代意识流小说迅速崛起。
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与西方一直保持着一个时间差。笛福和菲尔丁等人在大量创作现代小说的时候，康熙皇帝还在大兴文字狱；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开始兴起的时候，咸丰皇帝正在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诺贝尔文学奖开始设立的时候，梁启超正在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拉票；鲁迅开始学写现代小说的时候，西方文学开始受到电影艺术的挑战，爱迪生的电影托拉斯已经成立。20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吸收、借鉴西方小说的叙事技巧和思想内容，形成了以西方18、19世纪现实主义思潮为基础的现代小说叙事传统，并与古老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并肩而行：或启蒙救亡，或宣传鼓动，或拨乱反正，或思想解放，或自我表现。直至今天，鲁迅所说的“文的自觉”依然是一个奢望，连小说叙事中“故事”这一基本形态也不见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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