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漩涡里》是冯骥才先生“记述人生五十年”《冰河》（无路可逃）、《凌汛》《激流中》这一系列非虚构、自传体、心灵史式写作中的最后一本。本书完整、真实而又细腻地记录了冯先生人生的第二次重要“转型”——从文学跳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心路历程。这一转变是为时代所逼迫，也是冯先生已与文化融为一体的命运使然。他从情感上、使命上，把保护民间文化、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天职。从一开始的自发行动，到后来的主动投入，冯骥才始终没有离开作家的身份和作家的立场，这种立场不仅是思想的立场，而且还带着一份浓厚的情感，而一件件具体的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故事，体现出了他作为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敏感与自觉，责任与担当。

冯骥才先生，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家。
他初学画，后以“伤痕文学”享誉文坛。他的《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灵魂的巢》《珍珠鸟》《花脸》等多次入选中小学课本，代表作《俗世奇人》畅销300余万册。
他，1990年投身于城市文化抢救，2002年发起并主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2012年倡议国家紧急保护传统村落，被称为“民间文化的守望者”。

自序：纵入漩涡
上篇 一步步走近漩涡(1990—2000)
一、背着画轴奔往各地
二、从迷楼到贺秘监祠
三、“作家的情怀”
四、甜蜜的1993和1994
五、第一次文化行动
六、敦煌是我的课堂
七、抢救老街
八、巴黎求学记
下篇 在漩涡里，一边陷落一边升腾(2001—2013)
一、谁分我的生命蛋糕？
二、把自己钉在文化的十字架上
三、做行动的知识分子
四、文化自救
五、大山狭缝里的生活
六、羌去何处？
七、把所有武器都用起来
八、抢救没有句号
九、我已经成“非人”了
十、重返后沟村
附文：
文化责任感
到民间去！
思想与行动
请不要糟蹋我们的文化
沉默的脊梁
十三年来，我们想了什么？
附录：冯骥才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图书目录

纵入漩涡
我无数次碰到这样一个问题：你究竟怎样从一个作家
转变为一位众所周知的文化遗产保护者的？为什么？
这是我最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这问题对于我太复杂，
太深刻，太悲哀，太庄严，也百感交集。你会放下你最热
爱的心灵事业——文学，去做另一件不期而遇又非做不可
的事吗？而且为了它，你竟用了一生中最宝贵的二十多年
的时光？
我究竟是怎样想的，并做出这种常人眼中匪夷所思的
决定？
我说过，如果要回答它，至少需要用一本书。
现在我就来写这本书。当然，首先这是一本生命的书
，也是一本我个人极其艰辛的思想历程的书。
我说过，我投入文化遗产保护，是落入时代为我预设
的一个陷阱，也是一个一般人看不见的漩涡。我承认，没
人推我进来，我是情不自禁跳进来的，完全没有想到这漩
涡会把我猛烈地卷入其中。从无可选择到不能逃避，我是
从一种情感化的投入渐渐转变为理性的选择。因此，我对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心安理得。从宿命的角度看，我
的“悲剧”命中注定。为此，我写这本书时，心态平和从
容，只想留下我和我这代知识分子所亲历的文化的命运，
沉重的压力，以及我们的付出、得失、思考、理想、忧患
与无奈。但是这毕竟是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中一次空前的遭
遇。一次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期间无法避免的文化
遭遇。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此前与此后的文化景象都已经
大相径庭了。为此，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不想回避历史文
明在当代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困惑以及社会的症结。如果
我们不去直面这段文化的历程，就仍然愚钝和无知。只要
我们写这历史，就一定让它在镜子里呈现。
在我的“记述人生五十年”《冰河》（无路可逃）、
《凌汛》《激流中》这一系列非虚构、自传体、心灵史式
的写作中，《漩涡里》是最后的一本。写完了这本书，我
发现自己一生中有两次重要的“转型”——从绘画跳到文
学，再从文学跳到文化遗产保护，其缘由竟然是相同的—
—好像都是为时代所迫。
我最初有志于丹青，之所以拿起笔写作，完全是由于
时代的地覆天翻、大悲大喜的骤变。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
作《命运的驱使》，我说要用文学的笔记下我们一代人匪
夷所思的命运。这便从画坛跨入了文坛。后来，则是由于
文化本身遭受重创，文明遗存风雨飘摇，使我不能不“伸
以援手”，随即撇开文学投入文化的抢救与保护中。
可是，我这两次“转型”果真是受时代所迫、是被动
的吗？还是主动把自己放在时代的重压之下？
反正近二十年，我身在时代最为焦灼的一个漩涡里。
我的不幸是，没把多少时间给了纯粹的自己；我幸运
的是，我与这个时代深刻的变迁与兴灭完完全全融为一体
，我顽强坚持自己的思想，不管或成或败，我都没有在这
个物欲的世界里迷失。
为此，在现实中我没有实现的，我要在书中呈现。这
也是写作的意义。
戊戌元月初一开笔开篇

《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是一部随笔集。书中，作家冯骥才书写了自己从上世纪90年代投身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心路历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冯骥才从情感上、使命上，把保护民间文化、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天职。

一、背着画轴奔往各地
我文学的车在“新时期”的大道上一路轰鸣地开下来，我已经把我这个时期（八十年代）的心灵历程写进前边的一本书——《激流中》了。
可是，进入了九十年代，好像一下子出了什么毛病。虽然没有丢下手中的笔，我心里却没有了方向盘，多年来头一次感觉我的目标变得含混。我是个“读者感”很强的人，我忽然不知道怎么再与我的读者交谈了。原先那些“信心满满”的写作计划都失去了原动力。一片空茫之中略带一点恐慌。这时，我有了画画的念头。好像画画是我可以抓住的一个把手。我要离开文学？不知道。反正王蒙和刘心武也都已经埋头于“红学”了。张贤亮更是走火入魔下海经商了。他居然印了一张名片，上边写着“银川绿化树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还花了两千块钱买了一个进口的真皮公文包，春风得意地夹在胳膊里，开会时请假去王府饭店与港商谈生意。那时我认识的不少作家、记者、教授都纷纷忙着下海。记得一次在北京开会，一位在一家主流媒体工作的笔杆挺强的记者来看我，他已经下海经商。他笑着问我：“写作还有用吗？”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也第一次不知怎么回答。
就这样，我重新拿起画笔开始画画。
1990年我应邀在科隆大学演讲。有个德国学生问我：“冯骥才，听说你画画了，是不是写不下去，去画画了？”
我笑着说：“你的问题已经包含着答案，为什么还问我？”
1990年春天，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我非画家》，我说：
近日画兴忽发，改书桌为画案，开启了尘封已久的笔墨纸砚，友人问我，还能如先前那样随心所欲么？
我曾有志于绘事，并度过十五年的丹青生涯，后迫于“文革”剧创，欲为民族记录心灵历程，遂改道易辙，步入陌生的文坛。然而，叫我离开绘画又何其困难？
我这段话只是为自己放下写作而画画找理由而已。
可是我写作前那段长长的绘画生涯是埋在暗淡的青年时代里的，没人知道；世人知我，皆缘自文学。何况整个八十年代我都给了文学，甚至没有动过画笔，谁也没见过我的画是什么模样。因此一些人听说我画画，都摇头说我“不务正业”。
倘若这只是在绘画里寻找一些心灵的慰藉，很快也就会过去。完全不曾料到的是，此次笔墨触到纸上，竟然生出全然不同的景象。我习画从两宋入手，画画用的是地道的宋人笔法。特别是“刘李马夏”，中锋勾线，斧劈皴法，讲究技巧与功力，而且属于十分具象的山水——这些我在前边的书中都写过。这次不同了。笔墨落到纸上，一切竟然全变了，它不再是技术，好像变成一种语言，可以随心所欲地抒发出我的心境、情感、思绪与想象。是不是我作画的动机也与以前不同了？比如我心存愤懑就画出一丛大火，忽有激情便放笔于长风巨浪；若是一种忧郁或感伤飘然而至，就让一只孤雁飞过烟雨里的河滩。我那幅《树后边是太阳》就是在压抑中感受到一些遥远的希冀，于是我“看到”一片光线从林间逆向照过来，把林木长长的蓝色的影子铺在广阔的雪原上。还有《穿破云层》《期待》《老门））《小溪的谐奏》等等都是这样。我发现，我的画笔居然能像写散文一样诉说心灵。有一次，我眼前恍惚出现八十年代我在多伦多街头看到的一个景象：满地红叶十分好看，一个女子在我前边行走，大概她怕踩到地上美丽的红叶，两只脚躲着红叶走，两条长长细腿便姿态优美地扭来扭去……当这个曾经感动的景象冒出来时，《每过此径不忍踩》就成了我的一幅新作。
完全没想到重新拾起画笔之后，我的画竟然会成了这样。最根本的缘故是写作前和写作后的我已经完全不同。文学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思维，并使我有了太多的思考、变化的心境与复杂又敏感的心绪。
开始，我并没有想到“文人画”这个概念。我只是说我的画“遵从生命”“人为了看见自己的内心才画画”，我喜欢这种“表白的快意”。渐渐地，我才意识到我的画与文学关系甚深。我开始强调说“文学是连绵不断的绘画，绘画是片段静止的文学”。我称自己的绘画是一种看得见的文学。当时，我和吴冠中先生在全国政协同组，一次吴先生问我：“你的画重复吗？”我摇摇头说“不”，并说：“我画画有点像写文章，写文章是不会重复的。”吴先生笑道：“我画画也不重复。”当然，我的不重复与吴冠中先生本质上还是不同的，此中的道理需要另做阐述。
P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