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对一战期间澳新军团中的华裔军人进行研究，对这批华裔军人在澳新军团中的整体经历进行发掘整理，并具体对某些华裔军人个体进行考证，力图展现这批华裔军人的全面概况。该书为一战澳新军团的研究及华侨参与战争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康爱德（Alastair Kennedy），英帝国勋章获得者（MBE），是一名退役的英国陆军军官，普通话娴熟，曾在香港大学任翻译，之后的事业多涉及东南亚的华语社会。他在英国获得过两个学位，第一个是开放大学的荣誉文学士学位，然后是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的现代社会学硕士学位。他居住在堪培拉，现已入籍为澳大利亚公民。他在多个澳大利亚杂志和网络博客上发表过关于澳大利亚华裔士兵的英国战时新娘及相关问题的文章，在澳大利亚军事史研究会的刊物《刀鞘》（Sabretache）上也发表过文章。

关于作者
再版前言
出版说明
代序
中文版序言
图表目录
导言
第一章 序幕——1914年前澳大利亚国防军中的土生华人
1885年苏丹小分队（新南威尔士州步枪团C连的约翰·世英中
士）——民兵组织（、光达与乔治·迪布斯爵士的国民自卫队；维多
利亚州民兵团的成廉·初涛；维多利亚州骑兵团、澳大利亚第8轻
骑团的乔治·江明，但1916年他被拒绝加入英帝国澳大利亚军）——
1899—1902年南非战争（澳大利亚联邦第一骑兵团的威廉·陈歌、
新南威尔士州步枪骑兵队的托马斯·王）——昆士兰州（肯尼迪）
第3军团的军乐中士弗雷德·阿傅和孙兴
第二章 狡黠的比利·休斯与白澳政策：澳大利亚华人、第一次世界
大战及战后的种族平等观
人口（1901年人口普查和1911年人口普查）一歧视性法规（《
年移民限制法》）——归化——教育——就业和职业的限制——通婚服
兵役——后备军训运动（1903年和1909年的《国防法》）——禁止“实
质上非欧裔或非欧洲血统”者加入——陈和唐伟兄弟俩的经历
以后的形势发展——1915年比利·休斯的“征兵令”——豁免权法院
与澳大利亚华人——1916年和1917年两次征兵投票公决的失败——中
国参战后的1917年“200号军令”——入伍条件改为“父母一方是欧裔”
第三章 表彰英勇行为
表彰英勇行为的奖章——英帝国勋章的价值——外国奖章（法国、比利时
和美国的奖章）——个人事迹及表彰（包括：凯莱布·生、比利·成、莱
斯礼·久明、威廉·卢龙、成廉·唐、哈里·海灵及莱斯利·奥利弗·朗迭等）
第四章 战争中的光荣之家
应征入伍政策——征兵办五花八门的经历——隐藏华人血统（去掉母
亲的婚前姓或别名）——征兵军官的个人决定（根据家庭在社区中的
地位，父母的声誉）——征召未到法定年龄的青年——要求警察局核
查年龄和征得父母的同意——医疗问题——在一地被拒绝，而在另外
一地被接纳——几个家庭故事——总共超过4个儿子参军（来自西怀
厄朗的山姆8口之家）；阿尔伯特港的朗迭家（4个儿子——据说其中
一人还将阿拉伯的劳伦斯打翻在地）；巴拉瑞特的立家（6个儿子）
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家庭——梅光达家、艾格家、江明家（包括其侄
子奥斯卡·汉斯坦）、陈喜家、唐伟家、甄与喜家（大战中被德国
人俘虏）
第五章 英国战时新娘
1914年前澳大利亚缺少华人血统的女孩——大多数澳大利亚土生华
人士兵都是母亲为欧裔
澳军对海外婚姻的政策与返回澳大利亚战后在英国就地退役——钟
留在了布里斯托旅居澳大利亚的欧洲战时新娘未婚妻总数——超
过15000人
澳大利亚当地女孩的反应——在码头边抗议，但澳人家庭都接纳
士兵的故事15则——包括家庭照片以及或者官方文件——源自昆
士兰、南澳、西澳、塔斯马尼亚和新南威尔士
第六章 两次大战间
军人回国，关照伤病员；抚恤金及生活津贴；住房贷款；在乡村安置士兵
计划——最贫瘠的土地，不现实的期望；“光荣之家”——神话与现实
一些老板不愿接受伤残人员——经济困难与失业——削减抚·陋
金——“归国复员军人服务团”（RSL）与其他慈善团体的作用——经
济大萧条的影响
精神疾病与婚姻的破裂，抚养儿女——白澳政策的持续，对澳大利
亚土生华人的歧视以及华人摆脱不了混血儿的社会污名
第七章 新西兰远征军中的土生华裔军人
对征召加入新西兰远征军的新西兰土生华人历史的简介——资料的
主要来源——第一、第二军团的预备役军人名单一名新西兰华
裔军人——作战勇敢，荣获奖章的代价——行动中负伤和阵亡；给
未来研究者的建议
第八章 尾声：下场战争，下一代人
1939—1940年间——部分人重新披挂上阵，大部分人年纪太大，已
不适合远渡重洋，参加激烈的军事行动，因此只在国内服役，参与
国防军行动——再度应征入伍的人数以及他们服役的地方——他们
的子女应征入伍——鉴于混血原因，加入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和空军
的困难重重——阿恒男孩的遭遇
结束语：反思（仅与澳大利亚相关）
尽管澳大利亚政府继续实行白澳政策，但澳大利亚土生华人为国当
兵。不管有没有迎娶了战时新娘，他们是否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加
速融入了白澳社会呢？
参考书目
附录一 1919年前澳大利亚国防军中的土生华裔军人名录（摘自墨尔本的澳大利亚华人历史博物馆大数据库）
附录二 1914—1919年新西兰远征军中的土生华裔军人名录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在本书第一版中，我有点鲁莽，居然以“澳新军团
（ANZACS）中的华人”作为书名，而没有提及那些在新西
兰应征加入新西兰远征军（NZEF）的新西兰土生华人的事
迹，他们当年与澳大利亚战友一道，转战于加里波利
（Gallipoli）、埃及和欧洲西线战场上的沙漠战役。这是
我的过失——我的新西兰同事很快提醒了我这一遗漏。在
他们的帮助下，我努力开启了一扇窗户来考察新西兰的社
会与军事史，这似乎在澳大利亚是人们忽略的一个领域。
因此。我写第七章，是希望引起人们对那些服役于新西兰
远征军的第二代新西兰华裔的历史产生兴趣。
在收集我需要的研究资料的过程中，新西兰的历史学
同行提供了慷慨的协助，我必须对此予以答谢。我要向奥
克兰大学的叶曼英（Manying Ip）、奥克兰战争纪念馆的
罗丝·杨（Rose Young）、霍基蒂卡博物馆（Hokitika
Museum）的茱莉亚·布拉德肖（Julia Bradshaw）、马尔
堡博物馆（Marlborough Museum）的史蒂夫·奥斯丁
（Steve Austin），以及“纽西兰华联总会”（NZCA）的
执委会和各分会成员谨致谢忱，他们给予我鼓励，对我寻
求协助予以支持。我还要感谢新西兰国防人事档案馆和新
西兰国家档案馆的办公人员，当我提出要复制新西兰远征
军个人资料的请求时，他们迅速给予答复。最后，我要特
别感谢达尼丁的詹姆斯-吴博士（Dr.James Ng）提供的帮
助和建议，他是研究新西兰华人的学术著作《窥探华人的
历史》（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的作者，我觉得
他的四卷本专著带我入门，让我很好地了解了6个月前还知
之甚少、无从理解的领域。尽管他的时间紧迫，有其他更
重要的事情要完成，但他仍然始终如一地为我提供指引，
为我的初稿提出意见。
跟研究澳大利亚方面的问题时一样，在增补关于新西
兰远征军一章时，我得到了那些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新西兰华人后裔的很大帮助，他们慷慨地向我提供了
他们的家书、照片以及与他们祖先经历相关的轶事。我目
前很希望能够促进其他新西兰的历史学家继续挖掘这个一
直未开发的资料宝藏，这是向为新西兰的军事和社会历史
发展作出贡献的先辈致敬的最好表达方式。
康爱德
写于2013年7月，堪培拉

本书是纪念澳大利亚华人（第七章专门讨论新西兰的土生华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服役于澳大利亚国防军的一段往事。他们中有些人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应征入伍，重上战场，与他们的儿女并肩作战。轮到他们的后代时，他们也投身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印马对抗的战斗中：如今他们继续跟随着澳大利亚分遣队，战斗在阿富汗，也跟随着联合国部队服务于世界各地。

由康爱德著述的《澳新军团中的华裔军人（1885—
1919）》，以澳新军团为切入点，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土生华人的历史，尽管身处白人种
族主义歧视的结构性社会环境中，他们却积极响应政府号
召，参军入伍，奔赴海外战场，为所在国贡献了自己的力
量，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从研究视角来讲，学者们鲜有
涉足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土生华人的生活经历和家庭状况
的研究，特别是对混血的土生华人的研究，因此本书展现
了一个颇为独特的视野和研究领域。从史料来说，作者大
量运用了丰富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家庭和私人档
案资料，并辅以大量的口述史资料，使得本书论述翔实可
靠，提升了本书的学术价值。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土生华裔军人，大多是早期从广东出洋、移民到澳新的粤
籍华侨后代，目前在我们重新审视、研究和编撰广东华侨
史时，这批粤籍华侨后裔的历史不应被忘却。正因为上述
原因，我们认为将《澳新军团中的华裔军人》翻译成中文
出版，介绍给中国华侨华人研究学界和广大的广东“老乡
”，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翻译由潘一宁和费晟共同合作完成。潘一宁翻译
前言、代序、导言，第五、六、七、八章以及全文的审校
，费晟则负责第一、二、三、四章的翻译，并且负责与作
者联络，签订翻译出版合同。本书涉及众多华人、华裔名
字，鉴于澳新华人华裔大多来自广东（特别是四邑地区）
，我们一般以粤语进行音译，个别确认为福建人的名字以
闽南语音译。文中如有错漏，概由译者负责，也敬请各位
专家学者指正。
译者
中山大学历史系
2016年12月11日

第一章 序幕——1914年前澳大利亚国防军中的土生华人
19世纪，美国和四个主要的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和新西兰吸引了来自中国南方的移民工。其中的推一拉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推力因素包括，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42）中败于英国，从而导致基于广州的陆海贸易中断，经济萧条，以及太平天国运动（1851—64）导致的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拉力因素则是，19世纪50年代后期加利福尼亚（旧金山）淘金热潮退减，另外四个国家的金矿陆续被发现。这四个国家均纳人大量的中国单身男性作为契约劳工。这些中国人中的大多数抱着“侨居者”（sojoumers）的心态，想通过海外淘金赚钱从而衣锦还乡。但在澳大利亚，金矿随着不断开采而逐渐减少，或者矿场对于更精细化复杂化采矿技术的要求，使得许多中国劳工转向从事当地的其他形式的工作，这激发了与当地白人越来越多的矛盾。因此，几乎每一个澳大利亚殖民地都采取了限制性的措施应对这些问题，试图限制更多中国移民的到来，也希望尽可能快地减少当地的中国人口数量。直到二战后，这些限制移民的政策才开始松动：在澳大利亚，限制移民政策最综合性的体现，当属1901年颁布的《澳大利亚联邦移民限制法令》（The Commonweahh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of 1901），该法令直到1974年才得以正式废除。2002年2月，新西兰政府对此前针对中国移民所采取的150多年的种族歧视政策正式公开道歉，并成立一个“华人遗产信托基金”（Chinese Heritage Trust Fund）试图作出弥补。2006年6月，加拿大政府也作出了一个类似的道歉，并对华人士兵幸存者和他们的配偶作出相应补偿。但澳大利亚并没有采取这种措施。尽管有来自官方的种族偏执，也遭受种族迫害或者社会排挤，但是在一战之前、一战期间或一战之后，这些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还是自愿参加澳大利亚的殖民地或者联邦的国防军，保卫澳大利亚。
关于这些在澳大利亚土生土长并在联邦成立之前和之后投身到国防军中的澳大利亚华人（也因此是英国臣民），在澳大利亚联邦的历史上却很少被提及。因而本书开篇将主要叙述在一战前参加澳大利亚殖民地、州或者联邦自卫军等以保护澳大利亚的这些澳大利亚华人的故事。谁应该来保卫澳大利亚？
在早期，澳大利亚这块土地的主要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运输而来的流放犯人。随着当时第一艘英国战舰到来，大英帝国皇家海军的三个连队，还有大约212名民众协助海军进行治安维护。1790年，第二艘战舰又送来183名英国移民，成立了新南威尔士州军团，其后在当地退伍的皇家海军军人以及自由移民也加人军团中，使该军团队伍迅速壮大，在几年内发展到拥有550名各级官兵的规模。但是，当时该军团的军官和当地大地主皆别有用心，都希望能夺得对利润极大的商品如酒类和烟草的垄断权，因而引发了朗姆酒叛乱（The Rum Rebellion）和反对布莱总督（Governor Bligh）的夺权事件。伦敦于是决定召回布莱，并将两大集团的领头送上军事法庭，绳之以法。最后麦格里总督（Governor Macquarie）被派来取代布莱，而新南威尔士州军团被解散，这是它第一次被解散。其后，该军团重新集合，作为第102团派回英国。1810年，该军团被另外一个英国军团第73步兵团，即“麦克劳德山地军团”（McLeod’s Highlanders）所取代，后来又被编入了南德文郡（SouthDevonshire）第46团，再后来又分遣到23个不同的英国军团内，在英国与澳大利亚或英国与新西兰之间调动轮防，这些军费全部由这两个殖民地担负，而大部分澳新军人在退役返乡之前，都必须到印度执行军务一趟。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1870年9月，也即是最后一个英国军团——皇家爱尔兰军（Royal Irish）第18军团撤出澳大利亚才结束。
从1814年开始，一些殖民地开始成立自己的小型志愿军团，例如皇家南澳志愿军（Royal South Australian Volunteer Militia）。这些部队都是没有酬劳的，且自备军服，但是由政府提供武器，大部分是英国陆军过时的火枪、来复枪和弹药。一开始，志愿军团是由当地大地主筹资建立和指挥，因此他们有权挑选自己的军官，决定他们的服役时间，而且可以不受军纪约束。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况有所改善，比较接近那些部分带薪的军团，尤其是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爆发后，枪支俱乐部（Gun Clubs）涌现，这些俱乐部的大部分成员也成为志愿军的成员。州与州之间的情况也各有不同，1883年昆士兰州的志愿军部队解散，重新组建民兵组织。维多利亚州步枪骑兵团（Victorian Mounted Rifles）当时就制定了英国臣民的招兵标准，要求年龄在18到35岁之间（曾在帝国部队服役者，年龄可放宽到45岁），能够骑马，擅长射击，“并且有成为一名好士兵的潜质”。有一个条件尽管官方文件并没有正式表明，但实际上必须是英籍后裔，否则难以想象会被民众所接受。1896年，人们在为是否应该接受爱尔兰军团加入澳大利亚军团展开争论，《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的一名记者当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