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娅·布里，民主德国记者，1958—1961年、1964—1965年，两次被派往民主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在使馆的新闻文化处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1985年退休，任职于东柏林的新闻学院。索尼娅·布里对中国的热爱旷日持久，直到2011年在柏林去世。

我们去中国
迷路
“紫禁城”与灰胡同
小牛的故事
在少年宫过儿童节
在北戴河度假
白沙中的胡椒粒
不可理喻的驴和大字报
长城
孟姜女哭长城
屋顶上的瓜和绿色的棚子
安德烈的叙述：摘棉花
铁之谜
春节
丝绸、茶叶和黑麦面包

每天晚上睡觉前，妈妈都给我们讲故事，许多故事里面都有三个兄弟。我们也是三个兄弟。
这些故事总是千篇一律，老小是英雄，有时候，老大也是英雄，而中间的老二却总是很无能。这真令我愤愤不平，因为我就是三个兄弟中的老二。难道我因此就是个傻瓜、无能儿？
为了这个，我现在要讲一个故事，一个我、我哥哥安德烈和我弟弟米沙的故事。你们等着瞧吧！童话故事都是编造出来的，而我的故事却是真实的。
一天，爸爸回到家，对我们说：“我们去中国。”我们自然以为他在开玩笑。可是，妈妈却开始把我们的衣服、裤子和鞋子都装到大箱子里，连我们的玩具都装进去了——那么，这肯定是真的了。
在学校，大家都特别羡慕我们。我的好朋友于尔根问我，去中国是不是比去柏林还要远，他的奶奶住在柏林。（参见图3）我哈哈大笑，对他说，去中国要走一万两千公里。可是，一万两千公里到底有多远？就连我们三兄弟中最大的安德烈也不知道。爸爸摊开地图，指给我们看中国在哪里，我们用手丈量着：从我们什未林到柏林的距离只有我的指甲盖那么小，而从什未林到中国得用两只手来丈量。那么中国真的很远了，因为从什未林到柏林还需要坐将近四个小时的火车呢。我们去中国的首都北京要坐多少小时的火车呢？我真想试一试，但是，爸爸却说，我们坐飞机，因为飞机更快。那么好吧，坐飞机也更带劲。
妈妈给我们每个人买了一个彩色背包背上，玩具熊从包里探出头来，它们也想看看世界。
在柏林，一切都进行得很快，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飞机，就坐在了上面。飞机启动了，先在地面上滑行。突然，安德烈喊了起来：“我们飞起来了！”然后，我们就越飞越快，越飞越高。
我们先到了苏联首都莫斯科。在那里，我们又登上了另一架飞机，型号是图－104。在我眼里，第一架飞机就已经很大了，但是这架飞机在图－104旁边却显得相当矮小。图－104的速度也要快两倍，飞得也更高。从飞机的舷窗向下看，地面几乎像在地图上那么渺小，但是白茫茫的，因为苏联到处都是厚厚的雪。苏联很大，我们从柏林起飞，过了一小时之后，妈妈说：“现在我们在苏联的上空。”白天过去了，我们夜里睡着了，醒来时，已经又是白天，而我们仍然飞在苏联的上空。
当我又睡着了的时候，安德烈叫醒了我：“看呀，托马斯，那儿就是中国。”我凑到舷窗前。这就是中国？我们的下面没有雪了，大地是黄色的。它也不再是平坦的，而是起伏不平的。妈妈解释说，那是中国北部的戈壁滩，我们将住在北京，那里完全是另一番风景。她说得没错，但是戈壁滩有时也会跑到北京去，这一点妈妈当时还不知道。
我们乘车从机场来到城里，我不记得最初的几个小时是怎么度过的了。（参见图4）我们在兴奋劲儿过去之后，疲惫不堪，一觉睡了好长时间。
第二天，我们就出去看世界了。正值春天，阳光明媚。一般来说，我最不喜欢跟着爸爸妈妈，而是喜欢自己到处跑，但是今天，我很庆幸有他们在身边。大街上有很多人，可能因为是星期天，大家都出来逛街。而且妈妈说，北京是一个大城市，有500万人生活在这里，大街上的人当然也要比在我们小小的什未林要多得多。（图5）
P2－6

《小老外看中国（三个德国孩子的新中国漫记）》，作者索尼娅·布里，民主德国记者，两次被派往民主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在使馆的新闻文化处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1985年退休，任职于东柏林的新闻学院。索尼娅·布里对中国的热爱旷日持久，直到2011年她在柏林去世全书由一些有趣的小故事组成，主要从索尼娅·布里的二儿子托马斯的角度，以托马斯的口吻讲述了三兄弟在中国的经历。每个故事都自成一体，分别讲述了三兄弟在中国过春节、在海边度假、到少年宫参加庆祝活动、攀登长城、到农村去劳动、去矿山了解科学奥秘等经历见闻。这些简单生动的小故事真实地反映了新中国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尤其是儿童们的生活。

本书写于1961年至1962年，作者是我的母亲索尼娅·
布里。当时我们刚刚从中国回到民主德国(东德)。1958年3
月至1961年6月，我们在中国生活了三年多。(图1)在中国
的日子对我母亲产生了很大影响。她对中国的热爱旷日持
久，直到2011年在柏林去世，书前的小诗便是一个例证。
这种对中国的热爱和敬仰贯穿了这本小书。我母亲在
世时，这本书没能用德文出版。她当时写这本书是为了让
民主德国的青少年了解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新中
国及其古老的历史。然而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恶化也影响
到民主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民主德国的出版社不能出版对
中国进行正面积极报道的书籍。因此，其中所表达的对中
国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好感使这份手稿被打入冷宫
，束之高阁。50多年后，这份手稿就像被扔到大海中的漂
流瓶一样，终于漂到了中国的岸边。
几年前，我在访问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时，
将手稿交给了潘建国教授和荣新江教授。我觉得这份手稿
与这里的许多档案一样是时代的见证。令我非常感激的是
，我的中国同事们建议用中文出版此书。我母亲从外国人
的角度对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中国的观察是我们中德两
国的共同遗产。
我母亲索尼娅·布里是一名记者，1925年出生在德累
斯顿。她的父亲是一位商人。在法西斯主义盛行的年代，
和当时的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全家也随波逐流。但是，在
目睹了战争的残酷，纳粹德国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对
欧洲犹太文化的灭绝及对波兰、苏联和东欧人民的残杀，
以及1945年2月自己的家乡德累斯顿被炸成废墟之后，我母
亲决心投入建立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德国的事业，她于
是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1948年，她与我的父亲霍斯特·
布里结婚。我的父亲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共产主义者家庭
，纳粹时期，全家成功地逃离了法西斯的德国，途经捷克
斯洛伐克和波兰，流亡到英国。(图2)战后，我父亲回到了
民主德国。我母亲从联邦德国(西德)迁居到民主德国，在
大学学习新闻学。他们的三个儿子——我的两个哥哥安德
烈、托马斯和我分别出生于1950年、1951年和1954年。
1958年至1961年、1964年至1965年，我的父母两次被
派往民主德国驻中国大使馆，我母亲在使馆的新闻文化处
工作。回国后，从60年代后半期到1985年退休，她就职于
东柏林的新闻学院，来自亚洲、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国家的
新闻记者们在这个学院进修，她与他们一直保持友好的联
系。2011年，她在柏林去世。
《小老外看中国》主要从她的二儿子托马斯的角度，
以托马斯的口吻讲述了三兄弟在中国的经历。这些故事以
他们从柏林途经莫斯科来到北京开始，以他们准备乘坐民
主德国的大型货船回家而结束。这些简单生动的小故事真
实地反映了新中国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尤其是那里的儿童
们的生活。书中赞扬了中国人民勤劳、智慧、乐于助人的
优秀品质，展现了中国的历史建筑古迹，描述了工业化和
集体化给中国带来的发展和进步。通过新旧对比，说明了
中国人民摆脱了外来压迫和封建统治，正在以高涨的热情
建设自己的国家。
每个故事都自成一体，分别讲述了三兄弟在中国过春
节、在海边度假、到少年宫参加庆祝活动、攀登长城、到
农村去劳动、去矿山了解科学奥秘等经历见闻。为了使这
本书在民主德国拥有广泛的读者，这些小故事写得非常生
动通俗。我非常希望，这本书也能受到当今中国读者的喜
爱。
对于我们兄弟三人来说，在中国度过的这段时间是我
们童年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有幸了解了中国这段时期阳
光灿烂的一面。我们现在知道，1958年至1961年对中国人
民来说正是非常困难的时期。今天，1949年开始的崛起过
程成功地得以继续，中国不愧为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伟大
国家，为此我们感到非常欣慰。我母亲在晚年时，面对世
界上的种种问题常常说：“幸亏还有中国。”
我母亲这份尘封的手稿令人庆幸地保存了下来，因而
有了这本书。本书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北京大学国际汉学
家研修基地的同事们，在我们自己未抱出版希望的情况下
，他们对手稿表现出很大兴趣，努力为手稿的出版牵线搭
桥。由扬·图罗夫斯基教授负责的罗莎一卢森堡基金会北
京办事处也对此书的出版予以支持。我的妻子朱霞将手稿
译成中文，1988年，我在民主德国与她相识，这使我那源
于童年的中国情结转化为深深的爱情。
书中插图源自索尼娅·布里和她的朋友黑尔佳·岑佩
尔堡、伊雷妮·埃克勒本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中
国拍摄的照片。
米夏埃尔·布里(米沙)
2018年8月于柏林

全书由一些小故事组成，主要从索尼娅·布里的二儿子托马斯的角度，以托马斯的口吻讲述了三兄弟在中国的经历。每个故事都自成一体，分别讲述了三兄弟在中国过春节、在海边度假、到少年宫参加庆祝活动、攀登长城、到农村去劳动、去矿山了解科学奥秘等经历见闻。这些简单生动的小故事真实地反映了新中国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尤其是儿童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