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宪法颁布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西园寺公望等八位元老作为天皇的特别辅助相继登上政治舞台，全权掌管选任首相、内阁存废、战争、修改条约等重要国务，左右了近代日本的发展方向。他们是“政界黑幕”还是民主政治的先驱？元老在天皇与内阁之间如何自处？作为非正式组织的元老集团因何成为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导者？元老位居日本权力中枢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其存在投射出近代日本政党政治不成熟的阴影，但它对于日本近代化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前言 隐形制度的形成
《大日本帝国宪法》下选定首相的方法
非正式组织的意义
凡例
序章 何谓元老
——“元勋”“黑幕”与制度
“元老”这一用语的模糊感
“元勋”“黑幕”“元老”这些词的用法
第一章 明治维新后领导人的选定
——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岩仓具视的时代
废藩置县之前
正院“内阁”
非正式的权力
“内阁”与征韩论政变
以“内阁”为中心的国家决策
元老院的创立
大久保体制下的当权者
西南战争与大久保体制
伊藤体制的形成
伊藤博文的优势
大隈重信的野心
明治十四年政变与元老的萌芽
近代内阁制度与伊藤博文
藩阀当权者的地位排序
第二章 宪法的制定与元老制度的形成
——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的对立之始
疑神疑鬼的明治天皇
作为调停者的天皇的诞生
受到宪法约束的天皇
首相和阁员主导下的继任首相推荐
“元勋优待诏书”
越来越受天皇信赖的伊藤博文
藩阀政府与民党的对立：山县有朋的崛起
缺乏统治能力的松方正义内阁
自称“元勋”和“黑幕”
元老制度形成的开端
第三章 甲午中日战争后的定型
——明治天皇与伊藤博文
政党的抬头与藩阀的分裂
伊藤博文与天皇的合作
“元老”代替“元勋”
为何使用“元老”一词
天皇扩大裁量权的举动
增至七人的元老
新闻媒体同样认可
“元老”之内涵的扩大
对元老的批判
元老的作用与宪法
执政党的出现
第四章 元老与东亚秩序及近代化
——战争、条约与元老群像
对甲午中日战争的指挥
庚子事变的对策
日英同盟与最初的元老会议
关于日俄战争的元老会议
明治时期的元老群像
少有腐败是近代化获得成功的一大要因
第五章 政党崛起导致的制度动摇
——伊藤博文之死
没有元老介入的继任首相选定
伊藤博文得到的破格待遇
以成为伊藤博文那样的元老为目标的桂太郎
对山县有朋形成威胁的桂太郎
从英国政党政治出发对元老进行的批判
元老减少对政治的干预
明治天皇驾崩的冲击
桂太郎参加元老会议
不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元老的桂太郎
第六章 第一次护宪运动引发的危机
——山县有朋的应对
大正政变：受到动摇的元老制度
以维持元老制度为目标的山县有朋
桂太郎未被视为元老
内相原敬、首相山本权兵卫、伏见宫贞爱把
元老山县有朋逼入困境
西门子事件的影响
山县有朋的反击
山县有朋向大正天皇展示元老权力的优势
内阁主导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特例吗
第七章 元老制度的存亡之战
——山县有朋和大隈重信的攻防战
大隈重信的挑战
兀老未参与“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的制定
两种元老论和山县有朋
把大隈重信纳入元老集团的设想
增补西园寺公望为元老
大隈重信的失败
“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的影响
下达给大隈重信的“诏书”
象征元老资格的诏书
对兀老正当性的批判声尚未高涨
是否将大隈重信视为元老
兀老制度的衰退趋势减缓
第八章 原敬内阁统治下的首相权力扩张
——山县有朋的抵抗与妥协
建立真正的政党内阁的构想
原敬和西园寺公望的合作
拉拢山县有朋
使参谋本部妥协的首相原敬
首相原敬在宫中的权限扩大
元老山县有朋依靠首相原敬
大隈重信的新“元老”形式
大隈重信和三位元老的意图
面对元老制度存废问题的大隈重信与原敬、山县有朋
大隈重信表露想成为元老的意愿
第九章 如何渡过危机
——山县有朋去世后的西园寺公望
大隈重信未能成为元老
摄政下发的“诏书”的意思
山县有朋之死与两位元老
舆论暂时认可元老
元老制度的第四次危机
元老西园寺公望主导的继任首相推荐方式
咨询内大臣的意义
第十章首相推荐新方式
——掌权者西园寺公望
西园寺公望不增补元老的原因
牧野伸显担任内大臣
作为元老西园寺公望的“预备后继者”的内大臣牧野伸显
西园寺公望一人改变继任首相推荐方式
昭和天皇统治下的第一次政权更迭
元老正当性的确立及西园寺公望的课题
第十一章 昭和天皇的青春年少与理想
——西园寺公望的不安与苦恼
对年少的天皇的批判
对皇姑屯事件的应对
史无前例的倒阁善后政策
个人在历史长河中的作为
未能阻止《伦敦海军条约》签订期间的上奏被拒事件
一人元老制的问题
西园寺公望辅佐的极限和可能性
如何处理三月事件
对“九一八”事变的谏言未被采纳
在推荐继任首相上的绝对权力
第十二章 “九一八”事变后进入军部势力抬头的时代
——西园寺公望的灵活应对
对“满洲国”建立一事的应对
“五一五”事件后的首相推荐
良策难觅
继任首相推荐程序的变更
继任首相、枢密院议长、宫中人事实权的保持
渡过天皇机关说事件的难关
第十三章 “二二六”事件与元老的权力
——西园寺公望对军部的压制
“二二

隐形制度的形成
《大日本帝国宪法》下选定首相的方法
自明治维新后近代国家形成以来，日本的政策最初是
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岩仓具视等维新的领导人物为
中心制定的；后来随着近代内阁制度的创建，形成了在大
多数情况下以首相为中心的决策机制。
众所周知，《日本国宪法》规定首相由国会议员投票
产生。然而，在《日本国宪法》颁布以前，特别是在二战
之前，首相产生机制不是公投，并非如现在这样民主。虽
然《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的条文规定，在形式
上，首相应由天皇选定并任命，但实际上从惯例来看，天
皇并不会如此深入地参与政治。
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旦内阁陷入危机，或是首
相向天皇提交辞呈等情况发生，天皇就会询问被称作“元
老”（又作“元勋”）之人的意见。元老们在商讨后决定
内阁存续与否，若决定解散内阁则会选定继任首相，并将
其推荐给天皇。按照惯例，如果元老们一致推荐某一位继
任首相候选人，那么天皇必定会任命其为首相。元老虽然
不是《大日本帝国宪法》中规定的机构，只是非正式的组
织，但作为经常为天皇出谋划策的集团，已成为惯例性的
公开机构。
在日本近代历史上，负责选定继任首相等工作并辅佐
天皇的元老有以下八人：伊藤博文（长州出身）、山县有
朋（长州出身）、黑田清隆（萨摩出身）、井上馨（长州
出身）、松方正义（萨摩出身）、西乡从道（萨摩出身，
西乡隆盛之弟）、大山岩（萨摩出身）、西园寺公望（公
家出仕出身）。不过，并没有哪一个时期是这八人同时担
任元老的。除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黑田清隆、井上馨
和松方正义以外，西乡从道、大山岩、西园寺公望只是替
补，在意欲强化元老集团或是元老去世的情况下出任元老
。
获得任命的首相选定阁僚，并上奏给天皇。除却明治
天皇治世初期的例外，对于首相上奏的阁僚名单，天皇均
给予任命。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五十五条）的规
定，大多数情况下，首相被认为与其他阁僚处于同等地位
。然而，首相得到了元老的推荐，是天皇指定的第一人，
能够在实质上决定阁僚人选，而且能够向天皇上奏罢免个
别阁僚。从这个意义来看，首相具有比其他一般阁僚更高
的地位。
另外，从史料看，表示臣下向天皇进言的有“上奏”
“内奏”“奏上”“言上”等各种各样的用语，其用法并
没有严格的区别。“上奏”是最正式的，一般用于让天皇
做出原则性的“是”与“否”的判断。
元老向天皇推荐继任首相这一重要惯例形成于明治中
期，当时人们并不认为众议院第一大党派的党首会必然成
为首相，实际上也基本如此，因为二战前的首相并不是通
过民主主义性质的程序产生的。另外，元老有时通过互选
成为首相，有时又借由向天皇上奏或向内阁提议等手段在
外交、内政、财政等方方面面发挥影响力。然而，尽管元
老是如此重要之存在，但如同接下来的序章将会展示的那
样，关于元老制度的形成过程，以及哪些人堪称元老，直
至今日都尚未有定论。
非正式组织的意义
一般来说，如同元老这样的非正式组织并不是民主主
义的，而是在暗地里运用权力操纵正式组织，故而不应当
受到推崇。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是如此吗？
在明治维新这样的大变革之后，创立近代国家是一种
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必须因应日本的发展阶段，一边试
错一边改革，不断探索怎样的组织形态才是合适的。然而
，适当的组织形式的形成需要时间，对于其间产生的混乱
予以应对的就是元老。这是一个维新后以萨（萨摩）长（
长州）两藩为中心的由藩阀中颇有实力之人构成的非正式
集团，于19世纪90年代形成并固定下来。
随着日本国民在外交、内政方面成熟起来，并且以此
为背景的政党与议会政治也相应发达，元老及元老制度就
逐渐变得可有可无了。然而，政党政治在英国自17世纪以
来发展了两百多年才得以成熟，遗憾的是，在帝国主义大
行其道的时代的制约下，日本很难在维新后的五六十年间
就发展出成熟的政党政治。因而，以推荐继任首相问题为
中心，元老不得不继续存在下去。
然而，元老制度也存在局限性，比如当元老候补不足
，只剩下高龄的西园寺公望一人等情况发生时，这一位元
老的权力就会受到各组织间本位主义（sectionalism）的
限制，这些组织包括陆海军在内，均拥有高度发达的官僚
体制。《大日本帝国宪法》也具有局限性，从20世纪30年
代至40年代前半期，它无法帮助日本统合制定适当的国策
并发挥提示作用，从而导致日本走上太平洋战争的不归路
。换言之，近代日本虽然国力增强了，但并没有顺利培养
与之相应的国民意识和发达的国家统治组织，以及首相和
阁僚等有能力统领国政的领导人才。
日俄战争前夕，新闻媒体开始讨论应该废除元老及元
老制度。但是在昭和时期，人们期望仅存的元老西园寺公
望能够弥补未成熟的近代立宪国家机能不足的缺陷，哪怕
其作用微乎其微。这一事实就象征着日本近代化的苦恼。
从国家层面来看，元老是非正式的一些人及组织；如
果从更小一些的层面来看，在企业的创业与合并、官公厅
国家与地方公共团体的办公场所。与大学的新组织的创立
等早期阶段，非正式的人及组织使得正式组织能够顺利运
营的情况并不少见。非正式组织总有一天会被废除，这是
众望所归。但是当正式组织因本位主义而机能不全时，又
或者正准备进行大的变革时，非正式组织在当下常常是十
分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元老及元老制度并非过去的问
题，而是现代的问题。

本书通过“元老”将日本的近代历史串联起来：从元老制的确立，可见藩阀制的没落，政党政治的确立以及民主化；从元老制的起伏危机，可见制度合理性；从元老与天皇的关系，可见君主机关说因人、因时、因事而异；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西园寺公望等元老群像，可见个体才能、执政理念与权力运用。本书不愧是元老及元老政治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我对元老和元老制度这一课题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本
人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要从京都大学文学部毕业的1974年
秋天。我的毕业论文以元老为主题，我于1976年1月提交了
一份由两百多页四百字规格的稿纸写就的论文。我从其主
要部分提炼出约四分之一后发表了《关于元老的形成与变
迁的若干考察——以推荐继任首相的功能为中心》。
当时为了撰写论文，我每天都在思考元老和元老制度
的问题，晚上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人甚至会出现在我的
梦中。即使算上之后的人生历程，这种体验也是绝无仅有
的，年轻时的热情真是令人怀念。
在此后的四十多年的岁月中，我也是一有机会便开始
研究元老的问题。如今，我已六十三岁，这在过去已是退
休的年龄，在这个节点能成书一册真是令人感慨万千。然
而要充分勾勒出元老、元老制度的轮廓，还需要对近代日
本的三位天皇以及各位元老的理念、权力、人物性格等形
成系统的理解，完成这些工作比想象中耗费了更多时间。
我在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最初的学生之一泷井
一博(现为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在这十年中曾多次
向我建议，希望我将一直以来对元老的研究成果整理成册
。虽然我最初也是这样打算的，但中国学者等对可称为近
代日本政治特色的元老制度十分关心，在与他们的答疑互
动中，我改变了想法：比起研究论文集，将其以新书的方
式来出版将更有意义，这样也能获得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本书的初稿是在2015年4月到9月，也就是我在牛津大
学日产研究所做研究的期间写就的。在牛津大学时，我虽
然会经常拍摄有关英国近代远东政策的原文书，或者参加
英国史及其他各种主题的研讨会，但我的写作时间十分充
足，这主要得益于京都大学法学研究科允许休假的制度。
此外，我还想对接纳我为教授的日产研究所所长S．
Konishi教授以及牛津大学的各位同仁表示感谢。拥有多种
学科背景的Konishi教授的人格魅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
研究生，我由此能经常参加各种他们的讨论会。离开牛津
之前Konishi教授夫妇邀请我与他们共进晚餐，以为我送行
，这一切都成了我美好的回忆。
此外，在牛津大学时，我遇到了同样前来海外研究的
庆应大学的八代充史教授夫妇和法政大学的白鸟浩教授，
我也深受他们的照顾。在“八代亭”的三次用餐中，八代
充史教授的夫人大展身手做了美味的日式料理，再配上红
酒，大家完全超越了各自的专业背景畅所欲言，身心都得
到了极大的放松。白鸟浩教授亲自驱车带我前往苏格兰的
六天旅行，也成为我在英国期间的亮点。我们参观了古罗
马时期的历史遗迹和博物馆等，一边感受着英格兰、苏格
兰的自然和风土人情，一边谈论英国和欧洲(尤其是北欧)
与日本在政治、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这也成为宝贵的经
历。
从2015年开始，叙利亚和非洲等地的难民以前所未有
的规模蜂拥至欧洲。英国的卡梅伦首相和德国的默克尔总
理等的应对措施整日在BBC(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台上播放
，同时我也看了纪念滑铁卢战役二百周年的展览和特别节
目。在我思考历史中个人的作用，以及面对环境的变化我
们应该如何应对等问题时，它们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对本
书的完成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照顾家母和家中老狗，妻子未能随我来到英国。
在我独自一人的生活中多亏她一直支持着我。在完成拙作
之时，妻子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上广伦理财团为我提供了包括
往返英国的旅费等研究费用，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在此表
示深深的感谢。
最后，中公新书编辑部长白户直人先生为本书的构架
等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在此也深表谢意。
伊藤之雄
2016年3月28日 于樱花盛开的鸭川前

本书尝试解明“元老”这一游离于宪法之外的存
在，是如何利用近代日本的立宪政治的，这种现象是
历史的悖论……今天，我们都在讨论立宪主义究竟是
什么，而本书就展示了尊重议论的中庸之道、熟练运
用政党政治的重要性。
——学习院大学校长井上寿一，发表于《日本经
济新闻（早报）》2016年8月21日
伊藤之雄的《元老》详细记述了这种隐藏制度从
诞生到成熟再到衰退的整个过程，并且明确了其背后
的政治原动力，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处于近代国家青
春期的日本的一个侧面。
——一桥大学教授楠木健，发表于《周刊新潮》
2016年8月4日
本书是一部回顾近代日本政治史的全新著作。作
者一直以来写作、出版了为数众多且赞誉颇丰的研究
著作和人物传记……我希望将其置于长远的历史视野
下再次阅读。
——政治学者、东京大学教授牧原出，发表于《
读卖新闻（早报）》2016年8月21日
伊藤之雄的《元老》完全颠覆了“元老”被视为
“政界黑幕”的传统印象。
——东京大学教授宇野重规，《读卖新闻（晚报
）》2016年9月12日

第一章
明治维新后领导人的选定
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岩仓具视的时代
废藩置县之前
明治维新后，在明治四年(1871年)七月进行的废藩置县大改革期间，萨摩、长州、土佐、肥前(佐贺)这四个军事力量最强藩的领导人成了新政权的中心。
萨摩藩废藩置县的改革是由维新后一直留在中央政府发挥影响力的大久保利通推进的，并得到了一度返回鹿儿岛，后又复归政府的西乡隆盛的协助。大久保利通具备了重视“义理”和“人情”的萨摩藩的情感特质以及思索近代化的理性特质，他认为日本有必要朝着立宪制国家的目标一步步推进近代化。然而，从在萨摩出身的军人和土族心中颇有威望的西乡隆盛身上，却看不到近代化改革的明确构想。萨摩藩的黑田清隆、西乡从道(局长级别的陆军军人)、松方正义等人意识到近代化是基本且必要的，他们成了大久保利通的部下。
长州藩的掌舵人木户孝允领导着肥前藩的掌权者大隈重信以及长州藩的心腹人物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等人。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主张以立宪制国家为目标尽快推进近代化；温和稳重的木户孝允虽然也对急速的近代化感同身受，但考虑到与大久保利通及萨摩藩保持协调的必要性，他压制了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的主张。长州藩的山县有朋(次官级别的陆军军人)也是木户孝允的部下，他在木户孝允的支持下被派往欧洲，进行为期一年的征兵制度考察。
土佐藩的领导人是与西乡隆盛关系亲密并在军中颇有威信的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
肥前藩实力最强的大隈重信与木户孝允联手，在维新政府内部拥有极大的势力。江藤新平也是拥有实力的人物，但并非作为肥前藩代表产生了重大影响。
旧公家势力在维新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对于倒幕(打倒德川势力)尚能理解，却无法跟上之后的新变革。到废藩置县之时，明治天皇的外祖父中山忠能以及在下达“倒幕密诏”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其他大多数人物，已经失去了政治影响力。这样一来，政府中具备实力的仅有岩仓具视和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原本是下层朝廷官员，因在维新运动中表现活跃，而在维新结束后与三条实美一同担任副总裁(行政上仅次于总裁有栖川宫炽仁亲王的最高职位)，又在废藩置县后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右大臣。身为中层朝廷官员的三条实美于明治二年(1869年)七月被任命为右大臣，在废藩置县后成为太政大臣。
原来的大名中，参与过维新运动的松平庆永(前越前藩藩主)、伊达宗城(前宇和岛藩藩主)、德川庆胜(前尾张藩藩主)在维新后均担任了要职。例如，松平庆永曾任议定(对政府的决策意向进行审议的职位，位居审议官之上，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这样的藩阀出身的维新领导人即便势力强大，也仅做过作为议定下属的参与)，后任民部官知事(民部职责部门的最高责任官，相当于后来的阁僚，维新运动中的实力派领袖、长州藩藩士广泽真臣在其麾下担任副知事)；伊达宗城历任议定、外国官知事(副知事由大隈重信等人担任)的职务；德川庆胜曾任议定之职。然而，自明治二年七月以后，松平庆永与伊达宗城二人交替就任民部卿兼大藏卿，这一新设置的职务被认为是略低于大臣和参议的，且其实权被掌握在担任大辅(次官)之职的大隈重信手里。可以说，实力雄厚的各藩实权者也同朝廷官员一样，至废藩置县之时已退出权力一线。
另一方面，在维新后的庆应四年(明治元年，1868年)，少年天皇表面上(正式)实行“万机亲裁”(所有事务由天皇决定)，但时年十五岁的他没有政治权力，且即使在天皇已满十八岁、实施废藩置县之际也仍然如此(除非特别指出，本书中的年龄均以周岁标记)。
那么，维新后政府领导人的选定是以何人为主、以何种组织形式进行的呢？我们无法对其真实状态进行简明扼要的论述。也就是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萨摩、长州、土佐再加上肥前，这些雄藩为了应对变化的局势，每一次都要经历复杂的决议过程，从而决定重要人事安排及政策。
另外，特别是在明治二年天皇离开京都迁至东京之前，由于存在江户(东京)和京都两个政权中枢，且当时的通信手段以书信为主，因此信息的传达极不彻底。这也是决议程序无法固定下来的一个原因。
明治二年五月，箱馆的榎本武扬等人投降，戊辰战争宣告结束，打倒旧德川势力的目标不复存在，维新政权的向心力变弱。维新运动的大多数参与者并没有考虑废藩一事。在强行实施废藩置县之前，各藩的自主性较强，这种建立在藩阀联合基础上的维新政权何时崩塌不得而知。
P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