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平编校的《毛泽东自传》是毛泽东口述并亲自修改的生平事迹的忠实记录，是中国革命史的极其珍贵的重要文献，也是唯一以自传形式出版的中共领袖传记，可谓“中国第一自传”。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10月在陕北保安笔录，最早于1937年7月至10月以连载形式发表于美国ASIA(亚细亚)月刊，中文最早由汪衡翻译，亦以连载形式于1937年8月至11月发表于上海《文摘》杂志(后改名《文摘战时旬刊》)，并于1937年11月1日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了单行本。
《毛泽东自传》是一部充满传奇的红色超级畅销书，是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个神话。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翻译出版时即有六七十种不同版本面世畅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投身中国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改名《毛主席的回忆》等大量翻印。2001年9月，《毛泽东自传》重新再板，轰动全国，可谓经典人物传记和励志读物。
本版系“中英文插图影印典藏版”，将最早的《毛泽东自传》中文单行本、最早的《毛泽东自传》中译本原刊和最早的《毛泽东自传》英文版原刊进行了影印，完整地呈现了《毛泽东自传》的历史原貌，具有极高的史料、版本和收藏价值。

汪衡（1914.8-1993.1），著名翻译家，革命活动家、版权专家。抗战期间，他先后编辑、翻译过《周恩来抗战言论》《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日本的泥足》第二十多种小册子。因翻译《毛泽东自传》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抗战胜利后组织了留美学生通讯社和中国留美学生建国同盟，在《华侨日报》发表了《留美同学组织起来》《双十节告留美同学书》，公开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倒行逆施。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学习杂志社、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图书馆等从事编辑、翻译工作，后出任国家出版局版权处处长、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咨询委员会委员， 被誉为“中国的版权先生”。

致敬读者
简体中文版
第一章 一颗红星的幼年
第二章 在动乱中成长起来
第三章 揭开红史的第一章
第四章 英勇忠诚和超人的忍耐力
附录
毛泽东论中日战争
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
毛泽东印象记
《毛泽东自传》源流考
1937年ASIA原刊影印
1937年《文摘》原刊影印
1937年黎明书局初版影印

《毛泽东自传》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是中
国革命史上极其重要的文献。该书由美国进步记者
埃德加·斯诺一九三六年十月间在陕北保安（今陕
西志丹县）采访毛泽东时笔录而成，英文最早于一
九三七年七月至十月以连载形式发表于美国的ASIA
（《亚细亚》）月刊，中文最早由汪衡翻译，亦以
连载形式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开始发表于复旦大学《
文摘》杂志（后改名《文摘战时旬刊》），并于同
年十一月一日公开出版单行本图书（十一月二十日
再版），由潘汉年（时任八路军上海办事处主任）
题写书名。在解放前的“国统区”，真名实姓地公
开出版共产党领袖的传记，非常罕见。
《毛泽东自传》系毛泽东口述并亲自修改的生
平事迹的忠实记录，是迄今为止唯一以自传形式出
版的中共领袖传记。七十多年来，作为一部充满传
奇色彩的红色超级畅销书，《毛泽东自传》采访、
写作、翻译、编辑和出版的历史，是中国新闻出版
史上的一个神话。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一经
问世即有六七十种不同版本（大量为汪衡译本的翻
版书）面世畅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投身中国革
命；“文化大革命”时被改名《毛主席的回忆》等
大量翻印；二〇〇一年九月，《毛泽东自传》由解
放军文艺出版社影印再版，轰动海内外，可谓经典
人物传记和励志读物，被誉为“中国第一自传”。
随后，经过七年的努力，笔者从版本学角度对毛泽
东早期传记进行考察，去伪存真，完成了《毛泽东
自传》的源流考证工作，著述《解谜＜毛泽东自传
）》于二〇〇八年一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公开出版
发行，得到中共党史、文献研究学术界和红色收藏
界好评。
《毛泽东自传》本次再版，笔者集红色收藏之
精华，将最早的《毛泽东自传》英文原刊（一九三
七年美国ASIA月刊七月号至十月号）、最早的《毛
泽东自传》中译本原刊（一九三七年八月至十一月
的《文摘》和《文摘战时旬刊》）和最早的《毛泽
东自传》中文单行本（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黎明
书局经售，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初版）影印出版
，中文简体为修订后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再
版本，完整呈现《毛泽东自传》最初的历史原貌，
具有极高的史料、版本和收藏价值。根据专家意见
，除了对《毛泽东自传》中个别明显有史实错误的
人名、地名、时间和书刊名称，以及错字、漏字、
衍字和有误的标点等进行技术性校订之外，一律照
原文排录未作改动，并作相应注释，插入部分珍贵
的历史图片，增补《毛泽东印象记》，以便大家更
全面、立体和深刻地了解伟人毛泽东。同时本次精
装版又增补笔者撰写的《＜毛泽东自传＞源流考》
，并收录七十多种《毛泽东自传》旧版书影，呈现
传奇之书《毛泽东自传》的历史原貌，解谜它的前
世今生。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汪衡先生的女儿汪
丹熙女士、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先生和
众多红色收藏家和热心朋友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
诚挚的谢意！编校中可能仍有错漏之处，请广大读
者朋友不吝批评，提出宝贵意见，以期再版时勘正
。
丁晓平谨志
二〇一三年九月九日

丁晓平编校的《毛泽东自传》是毛泽东口述并亲自修改的生平事迹的忠实记录，是中国革命史的极其珍贵的重要文献，也是唯一以自传形式出版的中共领袖传记，可谓“中国第一自传”，是一部充满传奇的红色超级畅销书。
毛泽东以第一人称口述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奋斗人生，读来真实生动，自然亲切，又撼人心魄，没有做作，没有浮躁，没有功利。这些故事有的平常得犹如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童年，有的意外得超乎我们肤浅的想象，从容而又漫不经心，简单而又意味深长，宽容中蕴藏着坚韧不拔，自信中充满着中国人的尊严。

这时，父亲还是一个中农，他开始做贩卖粮食的生意，并赚了一点钱。在他成为“富”农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多半花在这个生意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把自己的儿子们都放在田里做工。我在六岁时便开始耕种的工作了。父亲的生意并不是开店营业的。他不过把贫农的谷购买过来，运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在冬天磨米的时候，他另雇一个短工在家里工作，所以在那时他要养活七口。我家吃得很节省，但总是够饱的。
我七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我的塾师管教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因此，我在十三岁时，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某处一个山谷里面的。我漂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过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
但，回家之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点。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我这次反抗行为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我第一次胜利的“罢工”。
我刚认识几个字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要我记家账了。他要我学习打算盘，因为父亲一定要我这样做，我开始在晚间计算账目。他是一个很凶的监工。他最恨我懒惰，如果没有账记，他便要我到田问做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一个钱不给我们，给我们吃最粗粝的东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总给雇工吃鸡蛋和咸鱼片，但很少给过肉。对于我，则既没有蛋也没有肉。
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时常吵闹。
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
但当我十三岁时，我找到了一种有力的理由和我的父亲辩论，我引经据典，站在父亲自己的立场上和他辩论。父亲常（常）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则引用经书上的话来和他相对，说为上的应该慈爱。至于说我懒惰，我的辩解是大人应较年轻的人多做工作，而父亲的年纪既然比我大上三倍，他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并且我说我到了他那样大的时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这个老人继续“积聚财物”，在那个小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买田，但是他向别人押来很多的田。他的资本增加了两三千元。
我的不满增加起来了。辩证的斗争在我们的家庭中不断地发展着。（在说话的时候毛很幽默地引用这些政治术语，他一面笑一面追述这些事件——史诺）有一件事，我特别地记得。当我在十三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愤恨他，离开了家。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想劝我回去。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从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我怯懦屈服时，他骂打得更厉害。
回想到这一点，我以为我父亲的苛刻，结果使他失败。我渐渐地仇恨他了，我们成立了一个真正的“联合战线”来反对他。这对于我也许很有益处，这使我尽力工作，使我小心地记账，让他没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的父亲读过两年书，能够记账。我的母亲则完全不识字。两人都出身农家。我是家庭中的“学者”。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水浒传》《反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我的同学大多也是如此。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出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关于这类故事，我们较本村的老年人还知道得多。他们也欢喜故事，我们便交换地讲听。我想我也许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
最后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
P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