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85）的修订版。全书论述明末农民战争的整个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特点和具体作用，共分九章。分别描述了明末农民战争的背景、不同阶段、走向失败、战争的结束。其中特别分专章讨论了李自成进北京后的活动，以及李自成最后的归宿问题。作者对原书进行了多处修订，形成此修订版。

袁良义，1928年生，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并留校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末农民战争、清史、清代经济史。著有《明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87）《清一条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清兵入关的历史功绩》（《史学集刊》1994年第9期）等。

修订版自序
引言
第一章 战争前的国内状况
历史的趋向
明中期以后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战争前社会矛盾的加剧
第二章 互相敌对的三个方面
农民军方面
明廷方面
后金（清）方面
第三章 农民军反明斗争的第一阶段
农民军的初起
“抚”与“剿”
守与流
第四章 农民军反明斗争的第二阶段
“流寇主义”的发展
战火燎原
出现低潮
转向高潮
第五章 农民军反明斗争的第三阶段
进入反攻
五覆明师
农民政权和根据地
进攻北京
第六章 李自成在北京
闯王进京
登极的演礼
追赃助饷
东征和南下
第七章 山海关之战与清军入关
战争的发生
山海关之战与清兵入关
农民军退往山、陕
第八章 农民军的抗清斗争及其失败
鼎峙下的抗清斗争
李自成的失败
清军南下与张献忠战死
农民军与南明诸王联合抗清的斗争（上）
农民军与南明诸王联合抗清的斗争（下）
第九章 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
农民战争对历史的推动
清前期的政策和社会生产
农民反抗斗争的继续
附录 李自成的最后归宿
原版后记
修订版后记

这部书原无序，有些读者感到不方便，因此，这次我
补写了一篇自序，用作说明本书写作的大致情况。
我萌生写这部书的念头，始于新中国成立初。1950年7
月，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9月，我被安排到北大文科
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工作，史学系主任郑师毅生先生以
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兼任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室内工作是
整理明清档案材料。我去时正是《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一
书整理工作的后期，我在整理这些档案材料的过程中，逐
步学习和熟悉了这一段史实。
当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热潮正在全国展开
，农民战争是史学界关注的重点研究问题之一，我也被吸
引过来。我想自己何不在郑师指导之下，趁工作之便，系
统地研究一下明末农民战争问题呢？
1951年，民国史料整理室主任金毓黻先生召集所内不
少同志编辑档案以外的明末农民战争史料，我也参加了，
通过编书（主要是加标点），我又接触和搜集到档案外的
许多材料，例如李文治先生在《晚明民变》这部书中提到
的《怀陵流寇始终录》，不少同志引用的《杨文弱先生集
》和《程氏宗谱》等书也均在其中。于是我产生了写本书
的想法。
1952年，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郑师调到南开大学，
我转入新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由于工作繁忙，又无人指导
，我没有立刻动手写本书，而是在工作之余，继续学习理
论和搜集史料。
我们都深受革命导师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的影响
，感到在论述农民战争时，必须说明战争前的社会状况，
对各阶级及其代表的政治派别进行分析。当然16世纪的德
国农民战争和17世纪明末农民战争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
结局也是不同的，我们学习的是这部经典之作的论点和方
法。
1965年，我有机会在历史系开出“明末农民战争”这
门课，并印发了第一章讲义，这章讲义稍做改动，成了本
书的第一章，其余没有印，或没有写出来。1980年，我再
次讲这门课，从这时起，我就正式写本书了。
本书论述明末农民战争的整个发展过程和具体作用，
共分九章。第一章“战争前的国内状况”讲战争的起因，
第九章“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讲战争的作用，中间七章
讲战争的进程及其失败。在第二章“互相敌对的三个方面
”中介绍了李白成、崇祯和皇太极这三个历史人物。对这
三个人物的形象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行了对比和评价。
分析各章问题的方法如下。由第一章的两种历史趋向
（一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繁荣出现衰落的迹象，二是封建国
家从克服分裂到进一步巩固统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矛盾
，演化为第二章的互相敌对的三个方面：农民军、明廷和
后金（清政权）。这三个方面的相互斗争发展为农民军反
明斗争的三个阶段：战略防御——第三章；战略相持——
第四章：战略进攻——第五章。农民军胜利进入北京（第
六章），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从胜利走向失败。从山海
关败回北京，由北京退往陕西，再退到南中国（第七章、
第八章）结束了战争。战后（第九章），中国封建社会从
中期后段（明代）进入晚期，即衰落阶段（清代），这在
较高的阶段上又实现了两种历史趋向的复归，社会比以前
发展了，统一比以前更巩固了。
详细占有材料，是写一部历史著作的必备工作。在这
方面，我尽了自己的努力，搜集了应当占有的重要材料。
这自然是不够的，有些同志搜集到了我没有注意到的材料
，后人会发掘出更多有价值的史料。
搜集史料的目的，在于利用史料去具体地、有说服力
地分析问题、论证问题，否则意义就不大。论述工作在一
部历史著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这方面，我也有不少
欠缺之处，有待读者和专家们指正。
关于明末农民战争的主要问题，初步认为有三个：
第一，这次农民战争的整个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
第二，农民战争的特点；
第三，农民战争的作用。
除这三个问题外，李自成进北京的活动也是一个受人
关注的问题，这些年来，大家还热烈讨论一个问题，即李
自成最后的归宿。
在这些问题当中，困扰着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是农民战
争的作用问题，我们不能再像封建史家那样肆意否定农民
战争的作用了，根本不提这个问题也是不行的。怎样肯定
呢？在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以后，我们认识到在古代社会里
，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民战争打击了地主
阶级，发展了生产力。但怎样理解和运用这种理论，说明
一次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具体作用及其异同，是一个
很大的难题，加上“让步政策论”的干扰，这一问题长期
得不到妥善解决。
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怎样才能促使生产力
得到发展呢？有人认为：从打击地主阶级，到发展生产力
，应有一个中间环节。做这种理解也是可以的。问题是这
个中间环节又是什么呢？这个中间环节如果有，只能是生
产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
阶段，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现存的生产关系变
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随着现存生产关系的变更，生产力又
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只有生产关系的变化才能推动生
产力的发展，如果这个中间环节不是生产关系，而是别的
什么东西，那就同生产力的发展联系不起来了。
明末农民战争声势浩大，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这为我
们研究农民战争的作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最后的第九
章中，我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论述农民战争的作用，观点
是：明中期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在东南地区稀疏地出
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缺乏自由雇工，得不到
其他生产领域协调一致的配合。当时佃户例称佃仆，不但
要向封建地主缴纳苛重的地租，还要为封建地主服各种杂
役，依附于地主，没有迁徙的自由。雇工和奴婢差不多，
没有人身自由。小自耕农要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服繁重
的差役，被束缚在土地上，不能自由迁徙。匠户要世代为
封建官府和明宫廷服劳役，不能改籍，还要纳班匠银，不
胜困苦。其他人等状况不赘。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了
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继续发展，不能为市场提供应有的
自由雇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农民战争的作用主要
在冲击和破坏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农民军杀死了无数的
封建贵族、地主和大小封建官吏，使佃户从佃仆变成只向
封建地主缴纳地租，但不服或很少服杂役的佃民，雇工变
成自由雇工，小自耕农可以自由迁徙，除缴纳赋税外，不
向或很少向封建国家服差役，匠户变成了自由雇工和手工
业工人。其他也随之改变。清政府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这
种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促成了清前期生产力的进一步发
展，不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要比明后期繁盛得多，而且
在国内各个地区各个行业都蓬勃地发展出资主义生产关系
的萌芽。中国封建社会就这样从它的中期后段（明代）进
入晚期，即衰落阶段（清代）。本书试图简要地说明这种
变化，自然不可避免地有不少疏漏的地方。
明末农民战争与中国古代史上其他农民战争相比，作
用有共性，即打击封建地主，改变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
，但也有特殊性。这次农民战争是在明末这个特定的历史
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尽管都是农民战争，而其他农民战争
是在不同于明末的历史条件下分别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
些各有特殊性的战争作用自然不会一样，如东汉末的农民
战争（黄巾起义）的作用不会同于明末农民战争的作用。
有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没有造成生产关系的变化，有的
改善，有的甚至恶化了农民的战后处境，但它们造成了封
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分歧、变动和政治格局上的变化，变化
是积极的，这也应当看作农民战争的作用。有些规模较小
的农民起义，既无力改变生产关系，也不能造成封建统治
阶级内部的变动，但它们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革命影响，这
种革命影响也应看作农民战争的一种作用。可能还有别的
作用，我没有想到。这些作用都没有改变生产关系那么重
要，这点应当特别提出来。
明末农民战争的整个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也是一个
重要的问题。关于整个发展过程，我在全书九章的分析方
法上已经粗略谈过，没有谈到的，应当补充述及的是战争
的规律性。什么是农民战争的规律性呢？一般来讲，农民
军由小到大，由胜利转向失败，是许多次农民战争的共同
规律。明末农民战争也是如此，失败的原因是在当时的历
史条件下，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农民军存在明显的阶级
局限性。不能通观农民军、明军和后金（清军）三方互相
斗争、互相影响的全局，以致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当清军
已确定将农民军看作自己角逐天下的主要对手时，农民军
却在北京对形势茫无所知，没有做出相应的决定，将清军
也作为自己的主要对手，好像清廷在沈阳睡大觉，农民军
没有派人去打听其动向的必要。只要农民军知道一点清方
的状况，李白成就不会轻易东征山海关，农民军也不会遭
到山海关之战的严重挫败。从山海关之战开始，李自成走
上失败的道路，这是农民军失败的原因，也是农民战争发
展的规律性。
明末农民战争的特点，和唐末农民战争（黄巢起义）
一样，是流寇主义。本书对明末农民军的流寇主义进行了
初步分析，指出起义的农民队伍起初在陕西和山西西部据
地自守，流动的范围很小，可以说基本上是不流动的。明
军对农民军实行合围，再分别击破。为了免遭明军的一再
围歼，农民军向山西中南部和河南北部转移，逐渐发展成
为流动作战的部队，流寇主义思想在农民军中成长起来。
崇祯六年冬渡河之后，农民军向全国各地进军，流寇主义
思想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农民军的方针是不要政权，不
要根据地，长期流动，避实捣虚。这种流寇主义有优点，
也有缺点，总的来看，优点要大于缺点，因为它发展壮大
了农民军的力量，逐步削弱了明军的力量，为农民军以后
的反攻胜利做了各方面准备。
流寇主义盛行于崇祯七年至十三年农民军与明军的相
持阶段。自渡渑池后，农民军结成72营，多至百十个营，
时分时合，营寨相望，至为壮观，我在书中只做了一般的
述说，不能将这些英雄人物及其活动写得有声有色，实在
是一大缺憾。我一时补救不了这个缺憾，只能留请同志们
和后人来展示他们的大手笔了。
李白成进北京后的活动，书中有专章论述，这是农民
战争由胜利转向失败的关键时刻，事情很多，值得研究。
过去大家对这些事情的争议较多。有些人在李岩身上做了
不少文章。我同意李文治先生的看法，李岩确有其人，并
非子虚乌有，他对农民军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他对
农民军的成败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李岩曾劝李自成不必
进攻山海关，但他没有提到清军的问题，引不起李白成特
别的关注，李自成仍然发兵山海关。李岩的认识、地位和
能力改变不了农民军失败的命运。当然李岩是一位重要的
大顺将领，搞清其家世和事迹，还是有必要的。
对明末农民战争，过去的著作往往说到李白成和张献
忠的败死就结束了，留下李、张余部的活动不谈，而李、
张余部的联明抗清斗争长达二十年，在时间上和李、张领
导的农民军反明斗争一样长，两者在性质上又不相同，不
提或很少提到都是有缺憾的。我这次将李、张余部的联明
抗清斗争也包括进来，直到茅麓山之役结束为止，使大家
对农民战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附录“李白成的最后归宿”是我在朋友们的帮助之下
写出的一篇文章。顺治二年李自成撤出陕西，从襄阳败退
，是农民军面临的另一个重要时刻。在这方面大家的著作
不多，讲得都很简略，对李自成的归宿问题缺乏统一的看
法。我参加了关于归宿问题的讨论，希望文章的观点有供
大家参考的地方。
阅读同行们的大作之后，我吸收和补充了一些材料，
并对本书的不少章节进行了修改，至于要大改，我实在没
有这种力量了。
我收到一些朋友和专家权威的来信，如李文治先生，
他的信使我鼓舞不已。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刘广京教授在
信中说，这本书“内容丰富，考释史实至为精详，实为农
民战争史必读之作”。刘先生是国际知名学者，做此评语
，太客气了，我愧不敢当，对刘先生的好意，我是非常感
谢的。
现在是21世纪了，这部书已是上个世纪的作品。回忆
往事，感慨颇多。应该说，对这部书我是倾注了心血的，
可惜倾注得不够，留下来缺点和遗憾。自然我再努力，也
免不了有缺点，乃至错误。但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把这部
书写成了，也做了修改，总算圆了新中国成立初我在文科
研究所做的那个梦了。
2000年于中关园

17世纪30～70年代的明末农民战争是中国古代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作者充分运用官方和私家撰述，以及档案资料，细致论述了明末农民战争的整个发展过程和具体作用。修订版经作者倾力校核增订，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修订版后记
我的父亲袁良义先生，曾引用黑格尔的名言赞誉一代
英雄对时代演进的贡献。他在1987年出版了《明末农民战
争》一书，该书论述了17世纪30—70年代中国农民反封建
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回顾了这段历史上无数人民英雄
的登台与谢幕，其最终促进了封建制度的衰落。该书的出
版在当时中国明清史学界引起了关注，时至今日，史学界
仍在讨论“李自成最后的归宿”。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在任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时
期以及退休之后始终保持着历史研究的热忱和执着。在他
最后的时光里，仍与史学界同仁就《明末农民战争》中的
问题进行交流，并持续对旧作逐字逐句进行校核，对内容
进行修改与增订。
如今，父亲逝世已逾三年，所撰《明末农民战争》修
订版终于面世。此番再版，承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
帆教授的大力支持，得到父亲弟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邸永君博士的倾心协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邵璐
璐老师亦出力甚多，在此致谢，恕不一一。另外，母亲于
乃方和舅舅于乃心对本书再版时刻关注和支持，相信父亲
九泉之下有知，必感欣慰。是为记。
袁慰
2018年8月22日于北大燕园

第一章 战争前的国内状况
从很多迹象来看，明中期以后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主要围绕着两种历史趋向展开：一是汉族地区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达到它繁荣的顶点，开始出现一些衰落的景象；二是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通过若干曲折的道路，克服分裂，走向进一步的巩固。后一种趋向是以前一种趋向为基础的。在这些趋向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和加剧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斗争。
历史的趋向
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了。元朝奠定了现今的疆域。自汉族建立明政权后，蒙古族统治者退据长城以北地区，边境一带出现了若干少数民族的政权组织。明王朝不能有效地克服这种分裂现象，巩固国内的统一，但它与这些少数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关系仍然是密切的，明廷不断对边地少数民族首领进行敕封，这些首领的贡使也往还不绝。内地汉族人民进步的生产方式深刻地影响着边地其他兄弟民族的发展，同时各兄弟民族的经济文化也丰富和改进汉族人民的生活内容。明中期后，汉族和各兄弟民族的往来和联系比过去更加频繁了，这对以后进一步的统一是很有利的。
北方长期与明廷发生冲突的蒙古族，历来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俺答汗时，蒙古部落的封建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许多进入内蒙古地区的汉人带来“垦水田”、“居室佃作”的生活方式。蒙古各部日益需要“输马与中国铁锅布帛互市”。俺答汗在明廷送还降明的孙儿把汉以后，不但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与边境汉族人民和平相处，而且在汉族人民与明廷的帮助下，修筑了呼和浩特城，使蒙古族部分定居下来。明廷在万全等地开市，内地商贩“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沿边出现了不少“贾店鳞比”，贩卖各种货物的市集。
新疆地区的维吾尔等族在明代长期分裂为哈密、吐鲁番、于阗、火州、柳城等许多封建小邦，“地大者称国、小者只称地面”，明初向明廷称臣奉表的达“七八十部”之多。明廷敕封元后裔为忠顺王，守哈密，“使为西域襟喉”，并设置哈密卫，以加强它对各邦的控制。维吾尔族地区除少数游牧民族外，一般从事农业生产，于阗“桑麻禾黍，宛如中土”。丝绸之路断绝后，沿途的若干城堡因荒废逐渐被风沙掩埋了。
明中期以后这些封建小邦增加了对内地和中亚贸易的需求，许多商人以贡使为名，深入内地，成群地“络绎道途”，“多市货物”。在内地汉藏人民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各邦逐步联合起来，并在明末建立了统一的叶尔羌汗国。
西藏、青海、甘肃和四川西南部的藏族，一向进行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他们和内地的贸易往来很多，明廷曾在四川、甘肃等地设置茶马互市机构与藏族贸易，藏族各地首领也经常由人贡的僧侣和商人携回大批彩帛、茶、盐等货物。汉族商人还往往深入甘肃、青海、西藏等藏族地区贩卖茶、布等各种货物，雅安和打箭炉等地成为汉族人民经常交易的场所。 明代的藏地区盛行封建农奴制度，藏民普遍信仰藏传教，政权分别掌握在红教和黄教手中，还有花教、白教、黑教等教派势力。教派的首领先后被明廷敕封为法王、国师和灌顶法师等。明中期以后，黄教势力日盛，达赖三世曾居住在西宁、甘州和呼和浩特等地。藏传教在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得到很大的传播，达赖三世在万历时写信给张居正，表示黄教对明廷的拥戴。到明末，达赖五世又派人去沈阳，与清政权发生联系。
西南的苗、彝、瑶、壮等少数民族，这时仍大部散居在深山和荒僻地区，过着比较落后的生活。他们不时以土产交换前来贸易的汉族商人的盐、针和农具。住在近山和平原地带的上述少数民族，往往和汉族杂居，习用了汉族人民的耕作方法，如云南汉族商人和地主经常“招夷佃作”。封建土司广占田土，奴役佃户以千百计。明廷利用土司来统治各族人民，但有些土司企图割据一方，往往与明廷发生矛盾以至对明廷作战。贵州和四川南部原有安氏、宋氏、奢氏和杨氏等好几个大土司，由于反对明廷失败，到明末只剩下安氏还保有水外六目之地，其余大土司领地相继被明廷废为郡县。改土归流的政策加强了明廷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同时也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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