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在西亚东部确立霸权后，开始向西亚西部、欧洲扩张。当波斯文明与希腊文明相遇，征服与反征服的较量进行了长达近七十年的较量。两种文明究竟为何会产生冲突？文明冲突为什么会导致战争爆发？文明交融真的必须通过战争形式实现吗？波斯文明内部属性如何催生出专制的基因？专制与武力扩张存在怎样的必然联系？希腊文明的内部属性如何催生出民主的基因？民主与捍卫自由存在怎样的必然联系？波斯帝国的世界霸权是如何在地缘战争中终结的？G.W.考克斯著的《希波战争(文明冲突与波斯帝国世界霸权的终结)(精)》进行了深刻剖析。

第1章 希腊文明的崛起与壮大
第2章 希腊人的定居与管理
第3章 居鲁士二世、冈比西斯二世和大流士一世统治下的波斯帝国
第4章 梭伦、庇西特拉图和克里斯提尼时期的雅典
第5章 爱奥尼亚暴动
第6章 达蒂斯与阿特弗尼斯远征希腊
第7章 薛西斯一世入侵希腊
第8章 雅典联邦制的形成
专有名词英汉对照

喧场己成荒台，历史已入尘埃！古老而伟大的希波战
争留给我们难以抹去的记忆！作者G.W.考克斯(1827—
1902)是英国优秀的历史学家。他的代表作《希波战争》为
我们展示了一幅约公元前560年至约公元前478年希腊与波
斯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陆战和海战，叙事宏大，
如史诗般壮观。G.W.考克斯以时间、事件、王朝、人物等
多线条的叙事方式，描绘了希波战争的壮阔图景，史料翔
实，鞭辟入里。从希腊文明的起源与成长到迅速传播，从
希腊各部落到希腊城邦的兴起，从希腊城邦的政治孤立到
希腊民族的政治联盟，从希腊社会的传统节俗到希腊社会
的国民教育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性和希腊哲学，观点无不
新颖。这个伟大的民族从远古走来，从家族到氏族，从氏
族到部落，从部落到城邦；从模糊到清晰，从古朴到多元
，从野蛮到文明，为西方现代文明社会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
《希波战争》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了文明冲突与波
斯帝国世界霸权终结的历史。从居鲁士二世、冈比西斯二
世到大流士一世、薛西斯一世，波斯帝国几十年苦心经营
，使四方臣服，其版图已经延伸到尼罗河大瀑布和爱琴海
沿岸及周围各个岛屿。这时，与希腊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最终，雅典人的意志和精神，辅以斯巴达人的刚强和铁
纪，挫败了波斯帝国建立世界霸权的野心。历史昭示了人
类征服欧洲并非波斯君主心中的壮丽美景，而只是他们自
欺欺人的欲望和幻觉而已。
刘满芸
2018年6月8日

作者G.W.考克斯是英国优秀的历史学家。他的代表作《希波战争》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约公元前560年至约公元前478年希腊与波斯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陆战和海战，叙事宏大，如史诗般壮观。作者以时间、事件、王朝、人物等多线条的叙事方式，描绘了希波战争的壮阔图景，史料翔实，鞭辟入里，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了文明冲突与波斯帝国世界霸权终结的历史。

这样看来，所有古代雅利安人的社会都有浓郁的宗教情结。圣火将永久供奉在市政厅或雅典的某处圣地，守候圣火者定非异族人或外族人。每个部落都有同样的祭坛、仪式和神职人员，氏族的后裔遵守着同样的戒律。而每一个家庭里，父亲像以往一样，是家里的牧师，是神，是王。这样，外族人或异族人之于国家如同他们之于私密的家庭，没有什么空间可言。严格地讲，一个外族人既无权保护他人也无权保护自己的财产，他可能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他在这个城市的存在只是一种痛苦，他成为公民根本就是对上帝的一种亵渎，他的参政是一种侮辱。
显然，这些现状不大可能促进国家快速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当权者与权力之外者的持续斗争或冲突，否则，国家可能根本不会发展。这样的状况下，国家也找不出最便利的资源来塑造权威。有必要保证国家范围内的司法独立性不容怀疑。父亲对家庭其他成员的绝对权威就像教皇对基督教王国享有绝对权力一样。因此，家长权，或者像古罗马法律中所说的父权，远非是希腊人的创造，而只是人类早期的一种社会状况。古代雅利安人既然无力废除这样的法律，也就只能对它做出修正。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两种斗争齐头并进，一是当权者基于自身目的急不可耐地盘算着如何塑造权威，毫无疑问这是没有希望的；二是没有公民政治权力的人们竭力争取属于他们的那份权力。后一种斗争使希腊历史与单调乏味的东方历史显著不同，甚至比罗马历史更加动人心魄。在东方，对独裁者忍无可忍的反抗只能换来新旧独裁的更迭，但对于拥有权力的希腊贵族家族而言，冲突基本上是宗教意义上的。地方治安官拥有统辖一方城市的权力，他们施行制裁的权威与一个家庭的主人制裁家人的权威如出一辙，二者的首要义务都是敬奉上帝。他们凭借出身和血缘的力量成为上帝的代理人，而靠着庶民同胞的支持才获得民意的庶民代表则声称要分享贵族的权力。这在贵族看来不但会造成一场可能导致暴民统治的运动，而且简直就是对上帝圣权的侮辱。
然而，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如果城邦发展缓慢，那么彼此之间交流的障碍就永远存在。雅典在强盛时期建立了帝国并竭力稳固帝业，这时自然会削弱，甚至取缔这些古老的偏见。雅典做到了，它将传统的观念踩在了脚下，建立了一个被普遍承认的专断政权，试图将一些视孤立为生命的城市捏成一个整体社会，将法律平等的恩施波及每一个公民。然而，这一企图冒犯了一些人，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城邦之外的人，认为那己超出法律的界限。于是，作为惩罚，当权者驱逐了他们，而这并不逊于死刑。令人欣喜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即便是最糟糕的法律也都得到了修正，宗教排外的罪恶某种程度上也经由大城市中那些自治小镇的联合而得到了缓解。
对阿提卡而言，这个好的变化应归功于忒修斯的强政。这样，占地只与英国小一点的县一样大的雅典成了一方领土的政治中心。然而，希腊的整体情况并没有改变，还是从前的老样子。男人密切的同盟关系依然靠血缘纽带来维系，就像约克、布里斯托、谢菲尔德和伯明翰的居民泾渭分明一样，向彼此宣战依然是他们眼中最高的特权。而实施这种特权不是坚定而必须的，倒是日常正轨中常见的小事。究其根源，完全是因为人们信奉这样一种理论：城市是社会的终极单元。根据这一理论，城市是男人的集结地，每一个男人都在城市政务会里占有一席之地，在立法和管理事务中享有他的那份权力。这样的政务会以公民大会而闻名。而像利物浦这样一座人口众多的城市若靠政务会处理事务，就很难管理。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看，太多或太少都不是一个城市里健全的宪法所需的人数。希腊人不大可能明白一个由男人构成的团体可以通过一个普通的代表来投票。结果便是那些在公民大会中没有一席之地的人们尽管不是外国人，但也得不到政治权利，这无异于异乡人，也无异于携妻执子流浪于塞西亚沙漠的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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