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中国社会，
   与共和国同龄，梁晓声用文字见证时代变迁。
   钟情八零年代，他以知青文学奠定底蕴。
   当现实冲击理想，他拒绝浮躁喧嚣，关注现实民生，悲悯底层命运，秉持社会正义，苍劲有力。
   《我和我的共和国七十年》是著名作家梁晓声用文字见证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七十年来大时代的变迁。本书的文字，都是梁晓声精心整理出来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浓浓的家国情怀。本书主要收录了梁晓声老师精心梳理出来的从当知青开始到现在的伴随着共和国历史成长的七旬人生轨迹，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对自身成长过程的感慨、对社会发展变化的欣慰之情。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1949年生于哈尔滨市建筑工人家庭，祖籍山东荣成——父亲少年时跟随乡亲们“闯关东”，后来在哈尔滨市成家。梁晓声初中毕业于哈尔滨市二十九中学，适逢“文革”，不能继续升学也不能就业；两年后又逢“上山下乡”运动，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兵团知青”，先后做过知青班长、连队小学老师、团报道员、木材加工厂抬木工。
   1974年，梁晓声被木材加工厂推荐，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1977年，梁晓声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先后任剧本编辑编剧；1988年，梁晓声调入当年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2002年，梁晓声调入北京语言大学，任中文系教授至今。
   到目前为止，梁晓声创作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2300多万字，由青岛出版社结集为50卷的“梁晓声文集”——现已出版长篇部分20卷。
   梁晓声在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创作方面获奖多多，不少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并有不少作品被译成外文；梁晓声亦发表了大量散文杂文、随笔、社会时评，同样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与反响。
   梁晓声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当之无愧的多面手，“常青树”。自上世纪80年代初始，他的许多作品非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更加以其鲜明的人文性和对时代的思考性越来越成为无法被忘却的文学经典……

《我和我的共和国七十年》是著名作家梁晓声[家·国·天下]三部曲之国卷。本书是作者站在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角度，用辛辣而苍劲的文字见证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七十年来大时代的变迁。本书的文字，都是作者精心整理出来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文字是人们纸上表达的工具。
   文字的表达意态多种多样。
   在我这儿，文字的意态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
是纯文学的，如小说、散文、电影电视剧创作等；
一类是非文学的，如时事评论、杂感等。
   后一类，有的可以归为杂文，那么它们其实也
属文学的种类。有的连常见的杂文也靠不上，简直
可以说是不伦不类。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我写了不少那类
“东西”。
   这乃因为，从我少年时起，对作家的认识就已
定型。
   受鲁迅、蒲松龄的影响，我认为作家不仅仅是
“讲故事的人”，也是对社会发表态度的率先者、
省思者。而率先，起码是及时的。若小说做不到及
时，那么非小说形态的表态，绝不意味作家的不务
正业。
   鲁迅写下的大量杂文，所持的肯定便是这种“
作家观”。
   而蒲松龄之所以在他的《聊斋志异》中的大多
数故事的后边写一段“异史氏曰”，想法亦然。若
无“异史氏曰”，《聊斋志异》的故事意义不大了
，蒲松龄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蒲松龄了。
   当然如外国作家托尔斯泰、雨果、车尔尼雪夫
斯基等；如诗人拜伦、海涅、雪莱等；如戏剧家萧
伯纳等，都是文学的“动物”，也是社会表态的率
先者、省思者。更遑论卢梭、伏尔泰、王尔德们了
。
   不管后世的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如何，我都将永
远承认——确乎，他们对我的“作家观”影响深矣
。
   现在的我，更是不想改变我的“作家观”了，
可谓初心固化。
   人生都快到头了，又非恶习，为什么要改变呢
？
   至于我的这类文字是否会速朽，我是毫不在乎
的。
   鲁迅都一点不在乎，何况我这等平庸的作家。
   再者说了，世上又真有什么是会永远不朽的吗
？
   在未朽之时，出版社又出版之，我觉幸甚，感
激之至！
   梁晓声
   2018年8月17日
   北京

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矫正社会恶疾和唤醒民众的
使命，包括基本概念的重建。在这一点上，作家梁
晓声先生是令人尊敬的。
   ——著名作家  龙应台
   二十多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变化让我们改变得太
多太多，但梁晓声式的慷慨陈词依然有自己的力量
在。我们仍然可以从梁晓声这里得到一种真正的满
足，梁晓声仍然能够给他的读者想要的东西。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  张颐武
   与共和国同龄，梁晓声用文字见证时代变迁。
钟情八零年代，他以知青文学奠定底蕴。当现实冲
击理想，他拒绝浮躁喧嚣，关注现实民生，悲悯底
层命运，直指官僚权贵，秉持社会正义，辛辣依旧
，苍劲有力。
   ——凤凰网
   生活中的梁晓声低调、充满温情，但在争取公
权力上，作为政协委员的梁晓声是个斗士，声色俱
厉、直言上书。
   ——《南方人物周刊》

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三万五千年以前，人类还处在蒙昧时期，那时人类进化的成就无非就是认识了火，发明了最简单的工具武器；但是到五千年前的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出现了城邦的雏形，农业的雏形，有一般的交换贸易，而这时只能叫文明史，不能叫文化史。
   文化史，在西方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干五百年，那时出现了楔形文字。有文字出现的时候才有文化史，然后就有了早期的文化现象。从公元前三干五百年再往前的一千年内，人类的文化都是神文化，在祭祀活动中，表达对神的崇拜；到下个一千年的时候，才有一点儿人文化的痕迹，也仅仅表现在人类处于童年想象时期的神和人类相结合生下的半人半神人物传说。那时的文化，整整用一千年时间才能得到一点点进步。
   到公元前五百年时，出现了伊索寓言。我们在读《农夫和蛇》的时候，会感觉不就是这么一个寓言吗？不就是说对蛇一样的恶人不要有恻隐吗？甚至我们会觉得这个寓言的智慧性还不如我们的“杯弓蛇影”，不如我们的“掩耳盗铃”和“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们不能把寓言放在公元前五百年的人类文化坐标上来看待。公元前五百年出现了一个奴隶叫伊索，我个人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人文主义的体现。想一想，公元前五百年的时候，有一个奴隶通过自己的思想力争取到了自己的自由，这是人类史上第一个通过思想力争取到自由的记录。伊索的主人在世的时候曾经问过他：“伊索，你需要什么？”伊索说：“主人，我需要自由。”他的主人那时不想给伊索自由。伊索内心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获得，他经常扮演的角色也只不过是主人有客人来时，给客人讲一个故事。伊索通过自己的思想力来创造故事，他知道若做不好这件事情，他决然没有自由；做好了，可能有自由，也仅仅是可能。当伊索得到自由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他的主人也快死了，在临死前给了伊索自由。
   当我们这样来看伊索、伊索寓言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件事，会对历史心生出一种温情和感动。这就是后来为什么人文主义要把自由放在第一位的原因。在伊索之后才出现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生三位都强调过阅读伊索的重要性。我个人把它确立为人类文明史中相当重要的人文主义事件。还有耶稣出现之前，人类是受上帝控制的，上帝主宰我们的灵魂，主宰我们死后到另一个世界的生存。但是到耶稣时就不一样了，从前人类对神文化的崇拜（这种崇拜最主要体现在宗教文化中），到耶稣这里成为人文化，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即使耶稣这人是虚构出来的，也表明人类在思想中有一种要摆脱上帝与自己关系的本能。耶稣是人之子，是由人类母亲所生的，是宗教中的第一个非神之“神”。我们要为自己创造另一个神，才发生了宗教上的讨伐。最后在没有征服成功的情况下，说：“好吧，我们也承认耶稣是耶和华的儿子。”因为流血已不能征讨人类，需要一个平凡的神的思想力。
   那时是人文主义的世界。我们在分析宗教的时候，发现基督教义中谈到了战争，提到如果战争不可避免，获胜的一方要善待俘虏。关于善待俘虏的话一直到今天都存在，这是全世界的共识，我们没有改变这一点，我们继承了这一点，我们认为这是人类的文明。还有，获胜的一方有义务保护失败方的妇女和儿童俘虏，不得杀害他们。这是什么？是早期的人道主义。还提到富人要对穷人慷慨一些，要关心他们孩子上学的问题，关心到他们之中麻风病人的问题。后来，萧伯纳也曾谈到过这样的问题，及对整个社会的认识，认为当贫穷存在时，富人不可能像自己想象中一样过上真正幸福的日子，请想象一下，无论你富到什么程度，只要城市中存在贫民窟，在贫民窟里有传染病，当富人不能用栅栏把这些给隔离开的时候，当你随时能看到失学儿童的时候，如果那个富人不是麻木的，他肯定会感到他的幸福是不安全的。
   我今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英国、法国都有这么长时间的历史了，但我似乎从来没有接触过欧洲的文化人所写的对于当时王权的歌颂。但在孔老夫子润色过的《诗经》里，包括风雅颂。风指民间的，雅是文化人的，而颂就是记录中国古代的文化人士对当时拥有王权者们的称颂。这给了我特别奇怪的想法，文化人士的前身，和王权发生过那样的关系，为什么会那样？古罗马在那么早的时期已经形成了三权分立、元老院，元老院的形式还是圆形桌子，每个人都可以就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事物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展开讨论。在那样的时候，也没有出现对渥大维称颂的诗句，而《诗经》却存在着，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封建社会没有文明到这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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