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纪念版张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豆瓣PDF电子书bt网盘迅雷下载人文社科-政治军事-党政读物-霍普软件下载网

1962年初召开的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其七千
人的空前规模载入史册，以至于研究历史的人，索
性把这个会议叫作“七千人大会”，它的正式名称
，反倒有些陌生。
这个会议为什么要扩大到七千人？为什么要开
27天的时间？中央领导层对会议的设想和引导经历
了哪些变化？与会者的心态和讨论发言情况如何？
最后形成了什么共识，做出了什么决策，解决了哪
些问题？这样开会，对后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凡此
等等，如果填空式回答，似乎不难。若要理清来龙
去脉，拎出会议的要害关键，还原当时的政治气氛
，道出中央领导对现实问题的认识过程，揭示当时
情况下执政党的决策方式，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没
有对三年“大跃进”的探索实践及其主题的准确把
握，缺少对中央领导层当时的决策过程的仔细研究
，不挖掘和积累大量详实的会议材料，特别是会议
的酝酿细节和与会人员的发言内容，实难做到。《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我觉得是大体做
到了的。
作者张素华，是我的同事。她在上个世纪70年
代末到中央文献研究室，那时还叫毛泽东主席著作
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很单纯，就是通过编
辑党的重要文献，来研究毛泽东和中共党史。一晃
达50余年，《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是她的第
一部个人著述。积几十年之功，成一部史作，在当
代学术史上，已不多见，其在史识和材料上的扎实
程度，也可想而知。唯其如此，2006年该书一面世
，即引来不小反响。一部靠材料说话的严肃史作，
竟成为了畅销书。如今，中国青年出版社又根据读
者需要，推出这部纪念“七千人大会”召开50周年
的新版。
我是在2006年细读该书的。当时感受颇多，对
书中描述的七千人大会的开法，犹有兴趣。现尝试
作以下疏理。
1962年初，党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即“七千人大会”，不仅以其空前的规模载入党的
史册，更以其通过上下通气和上下互动的讨论来解
决现实难题、总结工作经验而启示后人。
召开如此大规模的会议，原本是为解决粮食紧
缺这个当时非常具体而又重大的难题。1958年开始
的“大跃进”运动和1960年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
全国粮食全面紧张，粮食征购计划无法完成；到
1961年11月中旬，只完成当年任务的20％，京、津
、沪三大城市随时有断粮的可能。为解决这个从
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
难，党中央专门提请六个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商讨
办法。结果与会者多表现出畏难情绪，怕答应了中
央要求的粮食征购数目后回去难以落实。中南局书
记陶铸提出，干脆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
一次会，以“打通思想”。这个建议似乎印证了中
央此前的一个基本判断：对粮食产量，地方干部没
有完全讲老实话，只有从思想上解决分散主义和本
位主义，才可能完成粮食征购计划。为此，毛泽东
不仅同意陶铸这个提议，还决定再扩大规模，把县
委书记们也请来。这就是有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
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怎样才能“打通思想”呢？毛泽东的设想是总
结前一阶段的工作经验，讲清道理，把会议当成“
小整风”。于是，中央在1961年11月16日发出的召
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里明确提出：会议主
要讨论近几年的工作经验和端正工作作风问题。工
作中存在的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就是分散主义和本
位主义，不讲老实话，“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
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
头”，等等。
因落实粮食征购计划而引发召开大规模的会议
来总结经验，体现了中央见微知著的正确判断和值
得提倡的领导方法。当然，这也不是灵机一动所致
。此前在调整和制订经济计划时，即已出现中央的
指示落实不畅的情况，不少地区和部门强调局部利
益，向中央讲条件，并觉得前几年的工作不够理想
，中央也没有作统一和明确的解释。因此，召开“
七千人大会”实为形势使然。从中央关于召开“七
千人大会”的通知和稍后起草的大会报告稿来看，
当时设想的大会主题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总结经
验，讲清楚“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一个是
解决问题，反对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义。但这两个
主题不是并列的，总结经验是为了反对分散主义，
重点在后者。
把分散主义作为主要矛盾，是不是抓到了问题
的关键，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呢？从毛泽东对
大会报告稿的处理方式看，中央似乎也没有十足的
把握。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有
这样一个说明：“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
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
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
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
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
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
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
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
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
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
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
你们提意见。”
“七千人大会”在1962年1月11日举行时，没有
举行开幕式，而是直接把大会报告稿发给与会者阅
读，然后分组讨论，征求意见。讨论一开始，果然
是议论纷纷。不少与会者明显不同意报告中提出的
反对分散主义的主张。有的省说，工业上有分散主
义，但非此不可，否则不能调动地方上发展工业的
积极性；而农业上不仅没有分散主义，相反是集中
过多，把农民搞得比较苦。有的省说，现在不是反
分散主义的问题，而应该反主观主义。显然，地方
干部与中央的认识并不一致，提出反主观主义，则
尖锐地触及到“大跃进”运动的失误原因，并传达
出地方干部对前几年不好的领导作风尚有心结未解
。
中央在1月15日发现了会议讨论的这个重要动向
。是坚持按原拟主旨开会，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重拟
报告稿？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6日果断决定，应该充
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重新组成报告起草委员会
来起草大会报告，并要求先弄清楚当前的主要矛盾
是什么，统一思想后再写稿子。这个决定，实际上
使大会原拟的两个主题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即
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改成了以总结“大跃进”运
动的经验教训为主。
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大家是
拥护的。但在怎样总结经验这个问题上，认识就不
一致了。由于中央鼓励人们大胆思考和具体分析，
一时间又是议论纷纷，并很快就突破了中央原来的
认识范围。无论在新成立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内部的
讨论中，还是在大会的分组讨论中，像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还举不举，怎
样看1959年的庐山会议，中央提出的从1963年到
1972年的远景规划设想的指标是高了还是低了，反
对分散主义是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中央原拟报告
稿是否要推翻重来这些问题，都提了出来。特别值
得一说的是，与会者把原拟报告中谈得比较抽象和
笼统的“大跃进”失误的原因，也讨论得更加具体
和深入了。
例如，原拟报告强调“大跃进”失误的一个主
要原因是缺乏经验。原则上讲，这当然是对的。但
在分组讨论时，不少人提出，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归
结为缺乏经验。有人说，如果只是因为缺乏经验，
就不能解释有的省区的失误特别严重，而有的省区
则相对轻一些，有些稳重的省区甚至粮食也没怎么
减产，可见，这与各省、市、区负责同志的领导作
风是有关系的。有人说，前几年人们对上面要求的
经济高指标，有的确实是深信不疑，有的是随大流
将信将疑，有的是认为指标高一点便于鼓干劲、动
员群众，这三种情况确实与经验不足有关。但还有
两种情况就不能说是缺乏经验了：一种是虽然心里
认为完不成高指标，但是不敢说出来；一种是明知
不行，却硬说能够完成，为的是迎合领导。这两种
情况显然属于思想作风问题。这样的议论，便直接
触及到党内政治生活是否缺乏民主气氛的问题了。
再如，与会者认为，中央强调多做调查研究，
这是对的；但同时要解决怎样调查才能了解真实情
况的问题。1958年，上自中央领导人，下至县委书
记，是下基层最多的年份之一，国务院很多部的部
长也都下去了，以至于周恩来不得不下令每个部必
须留一个部级干部看家，免得中央有急事找不到人
。可见各级干部的工作并不缺乏下去搞调查研究。
问题是虽然下去了．却很难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听
不到真实的声音；即使看到、听到了，回来后也不
敢反映真实情况。结果，调查研究表面上轰轰烈烈
却缺少实效。这样一来，失误的关键又归结到政治
生活是否有民主气氛的问题上来了。在分组讨论中
，几乎每个省的省委书记都谈到缺乏民主气氛的问
题。有人还说当时党内出现了“四不讲”的现象：
报上没发表的不讲；中央没讲的不讲；文件没规定
的不讲；顶头上司没讲的不讲。如果按这样的“四
不讲”来搞调查研究，自然就看不到表面无而实际
有的情况，听不到人们口中无而心中有的声音，自
然也就提不出各种正确的意见和建议。
这些观点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大会报告的第
二稿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了更加具体的
分析。刘少奇1月27日还针对讨论情况在大会上作了
口头报告。关于中央吸收大会意见的情况，毛泽东
在1月30日的讲话中评论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
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
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
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
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
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
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
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发表的这个讲话，是对
会议讨论情况的真切回应。其中心意思是讲民主集
中制，强调无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
，要让群众讲话，领导干部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
和建议，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和接受别人
的批评。毛泽东还专门讲了刘邦和项羽争天下时，
刘邦“从谏如流”而项羽“主观武断”的故事，说
明“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值得一
提的是，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又一次带头承担了“大
跃进”失误的领导责任，作了自我批评。
会议原准备在1月30日结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
，会议延长会期，让大家在北京过一个春节（2月5
日）。延长的几天干什么呢？毛泽东说：“要解决
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话没有讲出来，”
“在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
话了。”“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
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
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这个建议，显然有利
于落实会议的认识成果。如果只是由毛泽东讲一篇
话即宣告总结经验的事情做完了，地方上的领导干
部心里的疙瘩还是难以化解，而且他们希望能够结
合本地的实际，把总结经验的事情做得更具体、更
深入一些。这样，从1月31日到2月7目的会议，便以
“出气”、“顺气”为主，即各省、市、区、部委
听取地、县两级的意见，同时检讨过去几年的缺点
错误，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对引发这次大会的
粮食征购问题则不再纠缠，中央还根据实际情况减
少了征购任务，反对分散主义也逐渐淡出了会议的
主题。这些做法，使与会者心平气顺，认为这次会
议总结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的真正贯彻。
民主气氛活跃了，大家的心气就顺了，认识也
就统一了，接下来的事就是把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落实到克服困难的各项具体政策措施之中。毛泽东
在1月30日的讲话中就曾提出：“工、农、商、学、
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
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
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
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
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
，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在“
七千人大会”前后形成和实施的工业七十条、农业
六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科学十四条、
文艺八条等，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后，中央下决
心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压缩“大跃
进”期间盲目上马而投入巨大的一些工程，精减城
市人口等，都属于在当时认识条件下总结经验、修
正错误、完善政策并贯彻于实践的重要之举。
一次为解决粮食征购难题引出的原本是要反对
分散主义的大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从中央
到县级的领导干部在认识上出现了如此大的转变和
提升，自是可圈可点。今天的人们已不再面临当时
讨论的那些具体难题，但“七千人大会”的召开过
程和方法，却沉淀了足以让后人体会应该怎样去处
理难题、总结经验的启示。
第一，解决难题，要上下通气，在互动中找出
难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工作中出现一些难题，因角
度不同、感受不同、对实际情况的了解不同而看法
不一，这是很寻常的事。寻找解决办法，自然不能
只着眼于具体现象，而要首先找出背后的根源。统
一思想，切忌主观武断，把结论强加于人。开会讨
论，不是简单地让别人接受你的主张，要鼓励人们
讲真话，不怕有分歧。只要是符合实际的讨论，即
使改变原定会议主题也无不可。只要充分发扬民主
，就能“各去所偏，归于一是”，就能达到统一认
识的目的。
第二，总结经验，需要把遇到的实际问题具体
地摆出来，深入下去进行分析，才能找到焦点问题
和拿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如果只是抽象地泛泛
而谈，只讲原则上如何、基本上如何、大体上如何
，而涉及具体问题则语焉不详，这样即使总结出一
些共性的所谓经验来，虽然不错，但不鲜明；虽然
可能皆大欢喜，但很可能不痛不痒或浅尝辄止，最
终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三，对需要解决的难题形成共识之后，还须
落实到提出解决难题的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和具体
办法，并一一贯彻于实践当中。这样，总结经验才
算是真正地全面地收到了实效。历史事实说明，“
七千人大会”前后制定的各行各业的切合实际的具
体工作条例，以及大会结束后对极度失衡的国民经
济进行的有效调整，为扭转我国当时的严重困难局
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早在1948年纠正土地改革中
发生的偏向时，毛泽东就曾经说过：“领导者的责
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
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
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我们
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在我们不断总结和运用自己
正反两方面经验的过程中而不断向前发展的。
以上算是我读《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的
一点体会。
一部引起广泛关注的书，当然会见仁见智。对
读者产生这样那样的届发，是其应有的效果。作者
邀我为此新纪念版写一序言，可能长了些，但还是
坚持完整写下一个方面的体会，也算是表达对严肃
的有史识有材料的党史著述应有的尊重。

2006年，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出版《变局
》一书的。未曾想，这本书出版后，立刻受到社会
的关注，一版再版，竟成为了当年的畅销书。这是
尊敬的前辈、同仁和广大读者对我的最大理解和支
持，我非常地感谢！当然，也有一些批评文章。对
批评者，我也非常感谢！是他们的批评，逼着我多
想问题，多从自己的书中找到不足。
2012年1月11日，是七千人大会召开50周年的日
子，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了纪念这次大会的召开，决
定将此书推出纪念版。在推出纪念版时，本想将全
书做一次全面的修订，但时间短促，又加手头上的
一些工作繁忙，实在顾不上来只好留待来日。这次
，为这个纪念版，我邀请陈晋写了一篇序言，增补
了当年参加会议的明朗、刘新起、李曦沐的有关回
忆，李保文对刘新起的采访，以及黄峥对刘少奇夫
人王光美的采访，并附录了当时中办主任杨尚昆筹
备、参加七千人大会的有关日记。针对反馈给我的
一些重要意见，根据新的材料，我还对本书第19章
“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中有
关李井泉部分，进行了修订。
为什么要专门对李井泉部分进行修订呢？因为
最近几年，学界和网上对四川当时成为重灾省的原
因，有不少讨论。尤其当我看了温江地委书记宋文
彬1998年12月20日关于《我对原温江地区农业“大
跃进”中的两个特殊问题的主要情况的交代》、传
记作家周燕2009年7月15日对李井泉秘书陈振襄同志
的采访记录、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廖志高的口述等
，觉得原来的介绍与评论不够恰当，因而必须进行
这次修订。尽管如此，我对此还是觉得不满意，因
为那段历史非常复杂，要评论准确，需要看很多材
料，并对亲历者进行调查。这些问题，我一时都难
以做到，所以再评论起李井泉来，觉得下笔如千斤
，很难言说。初步印象，我比较同意廖志高的判断
，“外调粮食过头是四川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
率高的主要原因”。同时，廖志高通过进一步地思
考，即“当时四川因过头调粮已经出现缺粮和非正
常死人的情况，省委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和工作
上还有哪些失误，加剧了群众困难和非正常死亡的
严重程度”，以及“同其他一些省、市、区困难时
期的情况进行比较”，最后他得出结论：“主要有
三条是四川特有的或比其他_些省市更严重的失误。
即农村公共食堂散晚了、社员自留地恢复迟了、反
瞒产私分错了，极大地影响了群众抵御饥荒的自救
能力，加剧了四川群众生活困难和非正常人口死亡
。”如此，是否可以这样说，以往把账都算在李井
泉头上是不公平的，同时和其他省市相比（不少省
份也存在调粮过头的问题，当然四川更加突出），
省委是有相当责任的。
那个年代已经远去了，即使是七千人大会，也
召开半个世纪了。再回头细看那段历史，心情是十
分沉重的。那一代人，都是为了理想，不顾个人安
危投身了革命。为了建立新中国，他们作出巨大牺
牲和贡献。但建国后，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的问题上，一方面由于缺乏经验，一方面由于自
身的原因，他们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做了“对不
起人民的事”。我对他们是十分敬重的，同时也有
些许的遗憾！
在本书纪念版面世之际，我首先要感谢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同志对我原书的顺利出版
及纪念版的出版，所给予的积极支持；感谢中央文
献研究室副主任杨胜群同志对我写作此书给予的支
持；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原主任熊华源
同志在审阅此书时对我的支持。还特别要感谢中央
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同志为纪念版作序，和对我
的鼓励和支持。
在考虑纪念版的增添篇目时，在山西长治县发
展改革局工作的李保文同志为我提供了七千人大会
的出席证、华北局与会者同中央领导人的合影。这
个合影长达1.8米，他扫描就整整花了两个多小时，
然后发来给我。我十分感动，为此深表谢意！
还要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为此书出版所做的工
作。也感谢那么多的读者一直关注这本书，期望这
个纪念版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那段历史，思考其经
验、教训及意义所在。纪念，是为了不忘却，更为
了建设未来。
纪念版付梓之前，心中忐忑，不尽之言，尚待
来日……
张素华
201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