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伯，名烈文，字翰伯。民国时期，他是活跃于国统区的著名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是共和国的第一代出版家。他用八个字概括自己的一生：“青春办报，皓首出书”。他一辈子和文字打交道，在文字中把握历史脉搏的跳动。
孙顺华著的《中国出版家(陈翰伯)》以陈翰伯的一生为主线，叙述了他为我国辞书出版事业跨进世界先进行列做出了重大贡献。

孙顺华，女，生于1962年。1980年至198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现为青岛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出版《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研究》、《中华文化与传播》等著作，《中国广告史》、《中外广告史》等教材。

前言
第一章 平民之家 书香少年
一、身世
二、书香少年
第二章 燕京大学 新闻学子
一、就读燕京大学新闻学系
二、学生会职员
三、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
第三章 报人生涯 另类潜伏
一、初出茅庐
二、活跃于成都、重庆新闻界
三、上海《联合晚报》的总编辑
第四章 香山执教 桃李天下
一、从“白区”到“红区”
二、从新闻训练班班主任到新闻学校校长
三、讲授国际时事课
四、校长的日常做派
第五章 掌舵商务 承前启后
一、从《学习》杂志编委到商务印书馆总编辑
二、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出版
三、对真理的追问
四、出版中外文辞书
五、出版《外国历史小丛书》
第六章 家国情怀 勇拓新枝
一、重回出版界
二、辞书出版十年规划及实施
三、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
四、破解“书荒”
五、《读书》与“读书无禁区”
六、未竟之志
陈翰伯编辑出版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一个从无书可
读到热衷读书的年代，读书成为一种社会潮流与时
尚。当时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商务印书馆的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也没有人不知道《读书》杂志
，但未必知道其幕后曲折的出版故事；读书人感觉
到想买的书能买到了，想读的书能读到了，却不一
定了解和理解出版家在风云变幻中的戏剧人生。提
到汉译学术名著、《读书》杂志、80年代图书的逐
步繁荣，难以绕过的一个人物是陈翰伯。
陈翰伯（1914-1988），名烈文，字翰伯。民国
时期，他是活跃于国统区的著名报人；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他是共和国的第一代出版家。他用八
个字概括自己的一生：“青春办报，皓首出书”。
他一辈子和文字打交道，在文字中把握历史脉搏的
跳动。
陈翰伯的祖籍是江苏苏州木渎镇，他的父亲陈
受之年轻时只身一人来到天津，供职于中外合资的
自来水公司，成为天津新移民。尽管是平民之家，
陈翰伯从小却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接受了全程优质
教育：从严修创办的严氏蒙养院，到直隶省立第一
模范小学，到天津汇文中学，再到燕京大学，都是
名副其实的一流学校。中西文化兼容的城市和家庭
环境、优质的学校教育，养成了陈翰伯的精神气质
。
1932年到1936年，陈翰伯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
学系，受到了系统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通识教育、
新闻专业教育和新闻业务训练，这为他的新闻出版
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大学生活丰富多
彩，有对知识的追求，有对人类苦难的怜悯，有忧
国忧民的情怀，当然也有对爱情的渴望。燕京大学
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它告诉学生要
通过追求真理获得自由独立，并以自由的思考和独
立的人格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类。无论时代如何
变迁，此校训所蕴含的自由独立精神实际已融人了
陈翰伯的生命中，在万安公墓陈翰伯夫妇黑色大理
石墓碑上，赫然刻有“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九个大字。
陈翰伯在燕京大学的四年，介于九一八事变和
七七事变之间，外敌入侵，政局动荡，内忧外患牵
动着每一个热血青年的心，将他们卷入到政治纷争
之中。当时，渐进的科学与实业救国思想、激进的
革命思想、风起云涌的学生爱国运动相互碰撞，影
响着成千上万青年学生的人生选择。活跃性格和理
想主义使青年陈翰伯倾向于激进，他通过竞选加入
燕大学生会，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在1935年著名
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是燕京大学请愿学生的
总领队。次年2月，在结束大学生活的前几个月，他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
从此他和那一代加入共产党的知识精英一样，怀着
对民主、法治、富强的美好中国的向往开始了新的
人生旅程：以信仰为生活意义，以完成组织交给的
任务为工作使命。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陈翰伯开始了职业报人生
涯。1936年冬，他到达西安，在张学良东北军的机
关报《西京民报》先后任编辑和总编辑。此后的十
二年，他辗转西安、成都、重庆、上海等地，在杨
虎城西北军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任副刊编辑、
国际新闻编辑等职；在成都的《新民报》负责社论
；在中共和民主党派合办的《全民通讯社》成都办
事处主持发稿工作；在重庆孔祥熙的《时事新报》
任国际新闻编辑、资料室主任、采访部主任等职；
在重庆陈铭德的《新民报》任副总编辑；在上海中
共办的民间报纸《联合晚报》任总编辑。这期间，
他的笔下多次出现过惊人的大标题，如震惊中外的
“西安事变”就是通过《西京民报》的号外传遍全
国，传向世界的。他在《联合晚报》的社评《我们
的信念》里说：“我们一心想当民间的喉舌，报道
真实的新闻，诉说人民的痛苦。我们要求停止内战
，我们要求民主自由。我们认为内战不停止，民主
自由不实现，人民的痛苦就永难解除，中国就没有
前途。”报道真实的新闻，要求民主自由，是陈翰
伯报人生涯中始终不变的新闻理念。
1949年到1953年，陈翰伯主持新华总社的新闻
训练班、新闻总署的北京新闻学校、中宣部的宣传
干部训练班，为共和国培养新闻干部达一千多人，
学员被分配到全国各地的新闻机构、出版发行机构
及文化教育机关，成为各单位的业务骨干。
……
1982年，陈翰伯卸任国家出版局行政职务。此
后，他以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和名誉主席的名义关
注出版动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陈翰伯的一生，有近四十年的图书出版经历。
20世纪40年代，他在重庆管理过朋友合办的中外出
版社；50年代后期开始掌管公有制的商务印书馆；
“文革”时期经历图书大扫荡和人生厄运；70年代
重回出版界，晚年先后任国家出版管理机构领导人
和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丰富的出版经历将他磨砺
成一名出色的出版家，他的出版理念和思想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而出版
。出版家陈原在《记陈翰伯》的纪念文章中说：“
无论是在六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的旅行中，翰伯总
是用不同的方式启发我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提高全
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该奉献什么，我们能奉
献什么。”这样的出版境界与他青年时代开始养成
的家国情怀分不开。
二、主张制定出版法或新闻出版法，实行宪法
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他认为通过法治解决
我国社会内部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问题，有利于
从政治上、思想上团结和争取大多数，长久保持安
定团结的局面。
三、主张图书出版要兼容并包。他认为“在社
会科学领域里，任何一个新观点、新理论的创立，
永远和当时历史时代有必然联系。正确的观点固然
如此，错误的观点也不例外。正确的观点和错误的
观点虽然不能发生同等的作用，但是对于后人，它
们都能起思想材料的作用。”这种对图书和学术思
想的包容开放态度，使他在汉译学术名著出版和破
解“文革”后的“书荒”方面成就卓著。
四、主张出版要尊重书籍特点。他认为图书出
版是生产精神产品，书籍的特点之一是系统介绍各
种知识，供人们长期使用，从写作到出版时间周期
长；书籍还有一个特点是种类众多，“有宣传党的
路线、政策、方针的，有提供比较稳定的知识的，
有作为文化积累的，有作为工具查阅的，有作为科
学研究用的，有为了丰富文化生活的，也有为了提
供反面材料的。”他认为不能把所有精神产品的生
产和政治捆绑在一起，特别强调学术理论著作要百
家争鸣。
这些出版理念和思想是一位老出版家的毕生心
得，是留给出版界的宝贵财富。

孙顺华著的《中国出版家(陈翰伯)》讲述了陈翰伯的一生，有近四十年的图书出版经历。丰富的出版经历将他磨砺成一名出色的出版家，他的出版理念和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主张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而出版；二、主张制定出版法或新闻出版法，实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三、主张图书出版要兼容并包；四、主张出版要尊重书籍特点。
这些出版理念和思想是一位老出版家的毕生心得，是留给出版界的宝贵财富。

对我来说，陈翰伯先生（1914-1988）曾经是一
个陌生人。两年前，机缘巧合，这位20世纪30年代
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前辈引起我的好奇，由此我和他
结缘。两年多来，我通过种种途径探寻其人生轨迹
，为此而进行的阅读、追问、求证成就了一次精神
之旅。两年的研究不可谓不辛苦，但深感欣慰的是
超越任务与功利目的的获得感：我获得了对生命的
新的理解与感悟；获得了远离喧嚣的精神休憩与升
华；获得了如临其境的历史感——我从来没有如此
深切地接近这段历史，去感知它的波谲云诡和神秘
宿命，去体味被它裹挟着前行的人物的处境和命运
。这种获得感，使我的境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
搜集资料的过程常有峰回路转的惊喜：
第一个惊喜是，在寻找陈翰伯先生家人的时候
，经出版社提示：新浪微博有一个叫卡廷森林的博
主可能是陈翰伯的家人，于是我注册微博留言，很
快就得到博主的回应，她是陈翰伯先生的长女——
年近八旬的退休哲学教授陈延琳。我和陈延琳老师
的交流从她父亲的家世、生平开始，后来借助微信
，大到国内外时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小到个
人生活的甜酸苦辣，都成为真诚交流的话题。陈延
琳调动了她的两个弟弟陈亮、陈警和儿子陈冲，共
同向我提供他们的记忆。与他们的交流，不仅补充
了陈翰伯先生的家世资料，也让我认识了家庭中作
为丈夫、父亲、外公的陈翰伯；还有，我深感陈翰
伯先生将家国情怀、崇尚读书、独立思考、认真做
事传给了后代。
第二个惊喜是，通过国家数字图书馆、知网等
资料平台，查到的陈翰伯先生以真名或笔名撰写的
有关国际时事和国际关系的文章、译作、著作，远
超过他自己后来的记忆；同时，陈延琳让女儿通过
旧书网购得陈翰伯早期著、译多种，快递给我。从
陈翰伯先生不同时期的著述中，可以读出他的价值
取向和心路历程，这是一位优秀出版家的思想、学
术基础。
第三个惊喜是，如愿看到陈翰伯先生数十万字
的“文革”交代材料，尽管阅读时五味杂陈，甚至
心情沉重。互联网的好处是，在海量的信息中藏着
你需要的重要线索，寻找陈翰伯“文革”交代材料
的动因源于网上搜到的两篇文章：一是人民网2003
年12月31日登出的《我在民间档案中追寻历史》，
作者李辉是人民日报社的知名作家，文中公布了几
份陈翰伯的“文革”检讨、交代材料；二是《北京
青年报》2006年8月11日登出的贾俊学的文章《潘家
园旧书摊——最自由的民间阅览室》，作者声称收
藏陈翰伯的交代、检查、证明材料等113篇。陈翰伯
家人对两篇文章在多年前就已关注过，当我与陈延
琳老师交流此事时，她提醒我这可是研究陈翰伯的
第一手材料。我用了不太长的时间联系上李辉先生
，他将收藏的四十多页材料拍照给我，材料所用稿
纸有的是文化部的，有的是商务印书馆的。与那个
年代的混乱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交代材料的笔迹工
工整整，连标点符号都规规矩矩，个别修改处标注
清楚，语言极为通畅，每份材料都是前有标题，后
有署名和年、月、日，右上角标有页码，一个老编
辑、老出版人一丝不苟的人品和文品跃然纸上。可
传说中的那113篇材料在哪里呢？终于，2017年4月
底，陈延琳老师收到了那些材料，她将材料复印一
份快递给我。只可惜这不是陈翰伯先生交代材料的
手写原件，而是打印件，这些打印材料虽有校对，
但仍有很多打字错误。确切地说，这是一本沉寂多
年未出版的书稿校样。在这些材料里，陈翰伯先生
将自己上大学以后的社会经历翻了个底朝天，让我
惊讶和佩服的是，其中涉及的具体工作一般都有时
间、地点、人物、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我想如果
没有多年严谨、扎实、认真、走心的职业素养和敬
业精神，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今天从其交代的事实
角度看，可以说光明磊落、堂堂正正，这是陈翰伯
先生的本色。本色使他身处“牛棚”依然不卑不亢
，陈述事实丁是丁卯是卯，毫不含糊。他在写于
1967年8月22日的材料中说：“我曾多次说过这样的
话：‘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是技术书
，当作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学技术，还是要读
那些技术书。要解决打算盘、养猪等问题还是要读
那些技术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解决人们的
思想世界观，是解决立场观点方法的。’”
我和陈翰伯先生的家人有一个共识，即尊重史
实，实事求是。上述资料，加上商务印书馆已出版
的陈翰伯同事、朋友、学生的纪念文章以及他的讲
话、报告、口述、文章，还有商务印书馆官网资料
等，为描述一个真实而立体的出版家形象提供了资
料保证。
虽说搜集资料常有惊喜，但钩稽爬梳、解读取
舍资料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陈翰伯先生“青春办
报，皓首出书”，1936年他从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毕
业后，辗转于西安、成都、重庆、上海办报、办刊
；1958年后，他曾先后主持商务印书馆和国家出版
事业管理局，从事图书出版。他身上携带着20世纪
从30年代到80年代新闻、出版史的丰富信息，也携
带着数十年惊心动魄的历史烙印。这段历史，既是
他个人

第一章 平民之家 书香少年
一、身世
1914年3月14日，陈翰伯出生于天津。
此时离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相去两年，帝制已灭，新局正开。民国初年的天津，早已是闻名全国的大都会，大街上，人们或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新的旧的、土的洋的，汇集在一起，透露出这座城市的中西兼容、古今并蓄。
在天津，不同于传统的新局面其实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即已开启。天津是明代的“天津卫”、清帝国的畿辅首邑，也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1860年以后，天津辟为通商口岸，英、法、美、德、意、日、俄、比、奥等围相继在天津设立租界，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海河两岸九国租界并存共生，数十年间，天津发展为仅次于上海的大都市。
开埠后，西方文化迅速进入天津，特别是租界内一派西式风情。1888年《中国时报》曾这样报道天津：“一度遍地皆是深沟、大洞、臭水沟的使人恶心的可恨的道路被铲平、拉直、铺平、加宽，并且装了路灯，使人畜都感到舒服。与此同时，城壕里的好几个世纪以来积聚的垃圾也清除掉了。”
城市环境的变化只是表面，深入一点，便会发现天津社会生活各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机器制造等近代工业，铁路、轮船等快捷的交通方式，电报、电话、电灯、自来水等便利的生活手段，公园、体育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报刊、出版、学校等文化教育事业，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现代理念及相关制度，等等，这些数千年中国不曾有过或被忽略的东西，都逐渐出现在天津人的生活中。
从西方人踏上天津这片土地起，随着时光的流逝，西方文化从物质到精神，从思想观念到日常起居，逐渐渗透到天津，影响着天津人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人们直接感知到西方人物质生活的富有、科学技术的先进、教育出版事业的发达、社会管理的文明。尽管质疑声、反对声从未消停，但学习、效仿西方逐渐成了时代潮流。无论官府、民间，也无论社会名流、平民百姓，都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动、或深层或表面地与西方文明扯上了关系。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主政天津达25年，他倡导效仿西方，大办实业，把天津变成了全国洋务运动的中心。
开埠和洋务运动促使天津城市建设迅速发展，工商贸易、交通、通讯、教育、报刊等都日渐兴盛，吸引着全国各地人口流人，富商巨贾、官绅士人、平民百姓纷纷来此地谋求生存和发展，这其中就包括陈翰伯的父亲陈受之。
陈翰伯祖籍是今江苏苏州木渎镇。木渎在苏州城西南约5公里处，是沪、苏、浙交界之地。这里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相传春秋末年吴、越相争之时，越王勾践巧施“美人计”，将美女西施献给吴王夫差，吴王专宠西施，特为她在秀逸的灵岩山顶建造“馆娃宫”，又在紫石山筑“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连年大兴土木，致使木材堵塞山下的河流，“木渎”之名由此产生。传说往往虚虚实实，真假难辨。而真实的木渎镇在清末已是著名的江南水乡，一条河流自西而东穿过古镇，涓涓河水流淌不息，流向了京杭大运河，也连通了木渎人和外部世界。优越的地理条件，使苏州包括木渎在内成为经济富庶、教育昌盛之地。
陈翰伯的祖父在镇上开着一家小商铺，准确点说，是间杂货铺。陈延琳2016年5月12日的信中说：
祖父原籍苏州木渎镇，祖父的父亲好像是开小铺的一般商人。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