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描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上海的几个干部子弟和市民子弟在狂飙突至时受到的心灵震撼和随之而来的对革命、理想、人生、社会的思考，以及他们从单纯幼稚的少年时代走向敏感理性的青年时代的过程。王安忆用她一贯的平稳、缜密、严实的笔法，掰开揉碎，丝丝入扣地讲述老三届那一代青年非同一般的成长历程。小说的人物刻画是从内而外的，充满哲学意味和理性色彩，这使她的小说具有更高一级的艺术真实性和更深刻的典型性。

王安忆，生于1954年，1969年初中毕业，1970年赴安徽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调同上海，存《儿童时代》社任编辑。1980年参加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同年年底学习结束回原单位。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2004年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至今。著有《小鲍庄》、《长恨歌》、《启蒙时代》、《天香》等。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王安忆以理性、精致、绵密的笔触，解剖和描述了1967年至1968年底，南昌、陈卓然、海鸥等几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的思想成长历程。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笔下的这几个年轻人狂热迷恋马克思艰深的著作和语言，在真实的世界里逐步去发现理想与空想的区别，从热衷于生硬的教条到自觉地去感知有温度的生活。他们的精神思想在磨难中坎坷地成长。

第一章
1．小兔子
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的冬春之交，南昌他们来到了这个市区中学的操场上，骑着自行车。这所中学坐落的街区上，有着许多梧桐树，落了叶，裸出壮硕的枝权，在空中交错伸展。日光就从上面照下来，投在地上疏阔的影。南昌他们一行自行车，就是从这影里驶过来的。
你很难想象经过了一九六六年的狂飙之后，这城市还会有这样清爽的面容。可真是这样的，而且，革命洗去了铅华，还它一些儿质朴，似乎更单纯了。街道和商店的名字换新了，新名字有股幼稚劲，比如“反修”，比如“红太阳”，比如“战斗”，直白至此，倒有几分胸襟。橱窗里的摆设从简了，几乎没有装饰，商品也是最紧要的几样衣食，出于风趣的性格，这些物品都摆出些噱头。比如，水壶和书包搭在一起，有一种远行的意境，药品边上放一个红十字医药箱，是服务大众的志向。虽是稚拙的，但是，却散发出俄国知识分子民粹派运动的气息。因为谁也不会相信，一个社会的思想会简单至此，除非是出于某种理性的选择。昔日大幅的电影广告栏里，现在是标语的大字。电影院自然还是拉着铁栅栏，门庭冷落。行人的装束显见得是寒素了，这倒无大碍，寒素就寒素，问题是胸襟上的一枚像章，很有点滑稽。这城市的人多少都有点都会气，谈不上有什么信仰，如此虔敬地佩戴着这枚像章，难免流露出嘲讽的意味，其实他们是严肃的。大约也因为此，这城市的革命弄不好，就弄成了闹剧。就像运动开初时的“破四旧”，你看满街疾走着裤脚被剪开、手提尖头皮鞋的赤足人，还有三轮车——这是最有趣的了，车上的摩登男女，如今披头跣足，神色凄惶。好比是歌剧中的谐谑段落，动机忽一转换，郑重的气氛就变得轻松起来，可是，内中严峻的实质还是存在着。由于它的存在，才能和表面的戏谑形成幽默，否则，就不过是瞎胡闹了。这种酷烈的内质，一旦翻上来，那就令人瞠目结舌。就比如与“破四旧”接踵而来的抄家、游斗，甚至，从沿街的高楼坠下来的自尽者，这就带有血腥气了。这城市笑不出来了，因为它虽则浅薄了一些，但绝不是轻浮，它以意外的沉默藏住惶悚不安。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有一些门扉上贴出了盖有红印的告示，告之某人因受错误路线迫害去世，现给予平反昭雪。这告示似乎对这城市触动不大，并没有唤起对公正的信任，相反，它使得世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更没准头了。这城市有足够的洞察力，洞察的不是历史那样宏伟的东西，而是世道人心。在此，戏剧从谐谑的部分走出，回复到全面的正剧色彩，那不正经的部分作为对待事物的一种态度，储存在那里，预备我们需要时来采取。这城市持续着的沉默，并不那样凝重，多少含有一些儿学乖的意思，也就是审时度势。这一段沉寂的日子，同时也是喧嚣的，大串联将全国各地的少年学生带到这里，水似的漫流。此时此刻，夜晚弄堂里的摇铃人，声声告诫的“火烛小心，门户当心”，就格外的有含意了。你会觉得，这城市警醒得很，而且，守持很严。好，现在，大串联的人流退潮了，革命暂时间尘埃落定，小学积压了一年多的毕业生按居住地段分进了中学，中学积压的毕业生还没有去向，所以就依然留在学校。这种积压使得学校、街道，以至于整个社会突然间壅塞了少年人。学业已经中断，学生运动也消停下来，这些少年人猝然惊醒，发觉自己身处一个漫长的假期之中，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南昌他们几个，都是在这城市边缘或者郊区的寄宿中学就读。那大多是高等院校的附属中学，全市范围内排名前列，高分才能录取。同时呢，缘于某种政策，也适度收录了这城市里所谓高级干部的子女，南昌他们就属于这类学生。他们原先是有些屈抑的，由于成绩算不上最优等，生活习惯比较简朴，甚至，说话还带乡土口音，因为才从老家出来不久，或者家中有一位山东老奶奶。当然，他们也带来新的格调，比如，说普通话的风气，这些学校不流行沪语与他们有些关系。他们的被服用品多半出白军需和供给制度，朴素里就捎带有特权的意思了。但总的来说，他们声色平平。一直等到一九六六年夏天，这场革命起来，突然间，他们成了主角。就在某一天里，他们这些人，齐刷刷地穿上了军装，显见得是父亲的旧军装，领口有军衔领章的印记，洗白的布面，肥大的腰身和裤管，拦腰系一根皴了皱的牛皮带，臂膀上套着红袖章，上书“红卫兵”三个大字。此时，尚无派无别，“红卫兵”天下一家，像南昌他们，理所当然子承父业，带领起革命的潮流。平时不打眼的黄巴巴的小脸，骤然间容光焕发，个头都长了，也正巧是发育的年龄，精神受了鼓动，长势就蓬勃。他们一个个变得能说会道，而且言语风趣，连表情也生动起来。他们成了校园里的著名人物，辩论、批判、斗争、大字报，都由他们发起。就像一种遗传的禀赋，他们似乎个个是天生的政治家，把得住革命的脉搏，当然，也是得天独厚，能预先了解动向。每个学校都是这伙人起事的，提出的口号差不多，运动的方式也差不多，所以，这无政府的时代，就好像有组织有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