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滴川，青年学者、撰稿人，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主要从事新石器、先秦和秦汉时期的艺术史、文学史和瘟疫史研究，以及《山海经》的专项研究。在《山海经》研究领域，首创《山海经万物纲目》，对《山海经》所记载的725种（类）资源、物产、鬼神、灵怪和疾疫现象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归类和考释。著有《山海经校诠》系列等研究成果。

该书秉承了刘滴川作品考据扎实、视野开阔、通
俗易懂的一贯优点。它讲述历史中的瘟疫，更讲述瘟
疫中的历史，是一本跨学科、特征鲜明的历史读物。
在收获知识的同时，还能给予读者文化的自觉和必要
的现代反思。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时空》栏目
本书改编自刘滴川的秦汉史专项研究《秦汉瘟疫
考》：以气候变迁与宿主动物的族群迁徙为背景，考
释了该时期57次人类传染病和5次动物传染病的流行区
域和流行特征；以“大瘟疫”的独特视角和宏大叙事
，洞见了非同凡响的秦汉帝国。
——新华网

第1章 万死千生：秦汉以前中国瘟疫的历史与文化
第2章 哀死事生：秦汉疫灾的史学文献考据及时空分布特征
第3章 视死如生：“伤寒”与秦汉流行病的特征
第4章 向死而生：秦汉疫灾中的鼠类宿主动物
第5章 方死方生：气候变化与族群迁徙
主要参考书目

第1章 万死千生：秦汉以前中国瘟疫的历史与文化
有人说，战场和疫区都是人间的地狱。可战争关乎文明的兴衰，瘟疫却关乎文明的终结。
瘟疫是一个与医学息息相关的词汇，但严格来说，它却又并不属于医学范畴。它不是某一个确切的疾病种类的代称或某几个疾病种类的统称，而是泛指由一些强烈致病性的微生物，如细菌、病毒所引起的传染病。被称作瘟疫的传染病的致病微生物本身并不具备统一的生物特征，所以瘟疫并不是从这个层面被定义的。只有当某种传染病在历史上或在当下，造成了一定范围内的、连续性的死亡病例，并且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危机的时候，这种传染病才会被称之为瘟疫。
所以，瘟疫虽然以现代医学传染病的概念为基础，但它更多地是一个历史层面的文化概念。通俗地讲，就是在人类与不同种类或不断变异的致病性微生物的博弈历史中，人类的每一次落败，都伴随着一种新的瘟疫的被定义，从古代史中被称作“黑死病”的肺鼠疫到导致拿破仑东征失败的斑疹伤寒，包括21世纪初暴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等等，它们都因为造成了区域性的，甚至全球性的群体性死亡病例，并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成为了历史中的新瘟疫。
在历史中，瘟疫在人类群体、人类社会中大规模传播并引发疫灾的历史并不是随着人类的诞生便开始的。自旧石器时代约至殷商之间的数万年中，人类虽饱受各种疾病的困扰，但不至于遭受流行病大规模传播，以至于瘟疫暴发的威胁。
《淮南子·修务训》云：“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韩非子·五蠹》亦云：“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在引火技术和保存火种的能力成熟之前，茹毛饮血的饮食习惯使原始先民饱受消化系统的肠胃类疾病或蛔虫病的困扰。这样的情况直到距今8000年至5000年之间的新石器晚期，随着农耕生产逐渐替代渔猎生产才得以改变。不过，自这一时期至夏朝，由于社会生产力非常低下，东亚地区的人口总量还很少。从今天的考古发现可知，是时，仅黄河流域内的文化遗址就分属仰韶文化、裴李岗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多种文化类型。多种多样的文化类型表明当时的各个部落之间仅存在相当有限的文化交流，而不可能出现大规模、大跨度的人口迁徙。部落与部落之间相对孤立，相互隔绝。人口的分散分布加之极低的人口密度，使得传染病、流行病的传播缺乏基本的媒介。
延伸阅读
《道德经》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道家老子的“小国寡民”与儒家春秋学的“大一统”可谓是古代中国，特别是汉代统治者们治国理想的左右两极。汉武帝设五经博士，以儒家思想治国，走的是“大一统”的儒家路线，而原本汉初的文景之治，行黄老无为之道，走的则是“小国寡民”的路线。不过，秦汉之际，时人理解的“小国寡民”如河上公所云：“圣人虽治大国，犹以为小，俭约不奢泰。民虽众，犹若寡少，不敢劳之也。”也就说，小国并非国小，而是以之为小，寡民并非民寡，而是以之为寡，“小国寡民”实则“大国多民”。当然，近现代的学者多不以为然。
小国便是国小，寡民便是人少。老子所倡导的“小国寡民”实际上是石器时代、洪荒时代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显然无法真正适应大一统的秦汉帝国的政治格局。不过，如果从瘟疫史或流行病学的角度看，老子所倡导的这种“小国寡民”的组织形式无疑是现代医学和现代卫生防疫体系全面建立以前，最不利于瘟疫传播的政治格局。任何致病性高、致死率高的传染病都不可能在洪荒时代从事渔猎采集生产的小型的部落中长期存在，因为类似的传染病一旦传播，部落内全体成员中的大多数人会在短时间内因感染传染病而丧生，即便有少数人幸存下来，幸存的人也会因为疫灾破坏了部落的社会生产，没有食物果腹而死亡。而由于人口在部落中分布，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距离很远，彼此间的交流十分有限，区域性的瘟疫无法在因人口迁徙带来的人口再生过程中获得“循环传播”的机会。这也就是为什么洪荒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最低，且基本不存在医疗卫生条件，但这一时期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瘟疫和疫灾的原因。
约距今3000余年前，取代夏朝的商朝开始通过频繁的对外战争建立起以商为中心的黄河流域的新秩序。已知最早的瘟疫记载和瘟疫概念的形成便始于殷商。
P1-7

刘滴川著的《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是一部富有可读性的关于瘟疫的另类文明史。内容多元，包括古代记载、历史遗迹、地理沿革等，全方位展示瘟疫的文化故事和历史真相，是一本跨学科的历史读物。在早期文明史中，发现瘟疫造成的历史拐点；在灾难毁灭时，看到视死如生、向死而生的古代人文精神；在人类未来的大灭绝前，暴发直面终结的勇气和理性。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曰：“何言乎王正月？大
一统也。”
西周以降，秦汉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一轨九州、同风
天下的“大一统”时期。三户亡秦，汉承秦制。汉初的统
治者在承继秦朝中央官僚体制的同时，也汲取了秦二世而
亡的历史教训，倚黄老之术御国，假和戎之策攘夷，就此
，奠定两汉四百余年国祚。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荡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自距今8000年至5000年前后的新
石器时代，华夏各氏族陆续以农耕替代渔猎，农耕成为华
夏文明主要生产方式和经济业态。有汉一代，虽不乏张骞
凿空、班超制夷的佳话名垂青史，但在宾服通贡的朝贡贸
易格局下，对外贸易的政治意义远胜于经济利益，因此在
经济总量中占比尚小。农耕仍是秦帝国、汉帝国主要的经
济业态。
苏东坡《策问》有云：“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
。”产业革命以前，人口数量是衡量自然经济发展水平和
经济规模的重要指标，而人口数量的最大威胁则来自战争
与瘟疫。秦汉之际，兵革互兴。两汉享国四百余年，而汉
匈战争竟历一百三十余载，更兼及秦末战争、楚汉之争、
七国之乱、黄巾之祸云云。因战争所致黎民流离、人口罹
难的记载可谓史不绝书。可相比战争，瘟疫之横行，由疫
而成灾，疫灾对古代社会的破坏力实则更大。自先秦至南
北朝，中国瘟疫、疫灾暴发的频次整体呈震荡上升态势，
并以西晋时尤甚，达到古代中国瘟疫流行、疫灾破坏之极
峰。而秦汉正处于瘟疫、疫灾上行的过渡期。由于在大一
统的地缘政治格局下长期频发的内外战争和修攘制御的镇
抚外交需求，战争动员、军屯移民、使节朝贡等形式的跨
区域、大跨度的人口迁徙成为常态，加之地理气候的变迁
，传统的、各自封闭的疫源区和宿主动物栖息地相互连接
，这一时期的瘟疫流行开始从区域内传播转向全国性暴发
。古代中国全国性的瘟疫大暴发和全国疫灾由此发轫。其
中，自东汉建安十三年起暴发的全国大瘟疫一直延续至西
晋，曹操《蒿里行》所云“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
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诗句，王粲《七哀诗》所云“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的
诗句，所描绘的全都是由疫成灾后中原地区饿殍千里、白
骨露野的人间惨剧。
贵族与平民同归，人间并地狱不二。现代卫生体系建
立以前，瘟疫对古代社会各阶层造成的破坏往往是无差别
的。是时，积极的经济政策和铁制农具的普及刺激了社会
生产的发展，这使时人，特别是当时的新兴贵族既坐拥着
空前的社会财富，又直面着瘟疫弥漫的死亡威胁。由此，
诸多特有的文化现象才显得“理所当然”，比如秦皇汉武
之所以往东海求仙、西域寻药，皆因旧传东海仙山和西方
昆仑有不死之药；当求药不成，转而炼药，随着火法炼丹
的贵族风尚的传播，原始的火药才在“偶然间”问世，西
来的琉璃烧造技艺才实现了本土化的流行；当炼药不成，
人之将死，“死为生继”便是最好的自我安慰，视死如生
的葬俗纵贯秦汉，画家只好用墓室壁画中持药戴胜的西王
母和捣药的玉兔去隐喻墓主人生前“药到病除”的未尽的
理想。
贵族生而“不死”，平民死而“不息”：钜鹿人张角
竖“致太平”大旗，开道教异端、中国秘密文化之先河，
后人谓之“千古习邪之首恶”，张角所以仅十余年竟召徒
众数十万、遍及八州，举事即致汉室倾覆，皆因符水咒说
以疗病。汉末三国之际，诞生于大瘟疫期间的太平道、五
斗米道、李家道等道教异端盛行，甚至佛教在中国的早期
传播，无不以“为病者请祷”、为社会救济而起家。特别
是由太平道引发的黄巾之祸，更是缔造了后世值大瘟疫时
代间如魔咒般的，宗教异端角力封建王朝的宗教性叛乱的
“黄巾模式”。可谓瘟疫可弭，流毒不弭。
理想与信仰无助的崩溃或是重建只关乎前者，而直面
瘟疫与疫灾的痛定思痛又使得华夏文明之于秦汉的瘟疫，
和欧洲天主教之于黑死病相比，更早地闪现出了理性而不
止于人性的光辉。诞生于这一时期的《黄帝内经》中的“
运气七篇”是中医哲学系统论的集大成者，而作为“运气
学”的后继，张仲景《伤寒论》的出现则是东汉末年瘟疫
大暴发所直接激发的。中医运气学通过“运气”将地球气
候的周期性变化与人类机体，乃至人类社会的周期性变化
相互关联，既给出了瘟疫流行、暴发的理论依据，也奠定
了其在传统中医学中尖端理论的学术地位。
凡此种种，秦汉之际瘟疫的历史正如黑死病之于欧洲
乃至整个世界，它不仅仅是瘟疫的历史，而是以瘟疫、疫
灾为背景和诱因的，在政治、文化、科学、艺术、宗教等
诸多方面流变的文明史。那么，以上这些，也将是本书所
要研究的方向，即既面向历史中的瘟疫和疫灾，研究造成
这些瘟疫、疫灾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在当时流行暴发的历史
原因、历史特点、疫源地和宿主动物；也面向瘟疫中的历
史，研究瘟疫对秦汉及后世的华夏文明造成了怎样重大且
深刻的影响。

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瘟疫离我们并不遥远，而了解瘟疫的历史，不仅更有助于更加立体地认识中国历史，刘滴川著的《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通过对秦汉历史的考察，揭示瘟疫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与深刻意义。书中的延伸阅读，用讲故事的方法对历史人物、事件，历史遗迹、地理沿革、国学经典、甲骨文等，都一一进行了详细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