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红楼梦》这类伟大的文学作品的生命却是无限的。它作为人类文化的光辉成果，能够不受时代、阶级、种族和国家的限制，博得世世代代人们的珍惜和喜爱，并且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它势必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浓烈地受到人们的珍惜和喜爱。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要求人人的个性和聪明才智皆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要求人人皆有相当高的文化艺术修养，而阅读《红楼梦》这类伟大的作品，正是使人们启迪智慧、增长才干、提高文化艺术修养的必要途径之一。马克思早已指出：“如果你愿意欣赏艺术，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从主观方面看来，只有音乐才引起人的音乐感觉；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只有凭着从对象上展开的人的本质的丰富性，才能发展着而且部分地第一次产生着人的主观的感受的丰富性：欣赏音乐的耳朵，感到形式美的眼睛——简单地说，能够从事人的享受和把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力量来肯定的各种感觉。”因此他的结论是：“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红楼梦》作为伟大典范的“艺术对象”之一，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要求人的本质力量越来越得到更大的释放，其艺术的生命力也势必越来越旺盛。它如同“希腊艺术和史诗”一样，不但永远“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拙著《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的写作宗旨，就是要拉近人们与“高不可及”的《红楼梦》的距离，为促进其“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而尽绵薄之力。
人的艺术修养确实是靠“艺术对象创造出”的。我对《红楼梦》即有个由不太爱看到爱不释手、由看不大懂到有所领悟的过程。促使我完成这个转变的，是我最敬重的老师吴组缃教授。20世纪50年代，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吴先生给我们上“《红楼梦》研究”专题课，他讲得头头是道，细致入微，鞭辟入里，令我听得入迷。北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安徽大学中文系教元明清文学，而《红楼梦》正是元明清文学中最杰出的文学名著，是必须重点讲授的篇章之一。我要备课，就不得不把所有研究《红楼梦》的论著都找来拜读。这样就使我逐渐加深了对《红楼梦》的理解，为《红楼梦》的巨大魅力所深深地吸引，产生了研究《红楼梦》的浓厚兴趣。
我要研究《红楼梦》应从何下手？怎样在前人和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属于我的新开拓和新贡献呢？这是我首先思考的问题。光冥思苦想不行，还得从分析红学研究的现状和我本人的实际条件出发：（1）有关《红楼梦》及其作者的资料考证，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已经做出显著成绩，而我所在单位图书资料有限，如果我再做这方面的研究，几乎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发现。何况那种连研究者本人都感到“越研究越糊涂”的烦琐考证，那种猜谜式的“索隐”或“考证”式的猜谜，那种把贾家与曹家、贾宝玉与曹雪芹相提并论，把红学与史学混为一谈的研究究竟有多少科学性，我觉得大可怀疑。（2）有关《红楼梦》的人物论及思想内容的研究，王昆仑、李希凡、何其芳、蒋和森等的论著皆已先声夺人，我若按照他们开辟的路子，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也势必只能望尘莫及，难以超越。何况这方面的研究，我感到也存在着庸俗社会学的恶劣影响，把《红楼梦》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混为一谈，更有甚者把它过分政治化，把红学研究当作政治的奴婢，主观地恣意打扮和使唤，忽视文学自身的主体性，忽视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这个根本特性。（3）关于《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和特色，尤其是对于《红楼梦》语言艺术的研究，是个明显的薄弱环节。经过这番审时度势，我就决心摆脱把红学与史学混为一谈、红学与政治相提并论，以及庸俗社会学的羁绊，另辟蹊径，从《红楼梦》文本出发，把脂本与程本各种版本的文字加以比较，探寻其长短优劣，下功夫着重研究《红楼梦》的语言艺术。为此，要写一两篇论述《红楼梦》语言艺术的文章，还不太难，要连续写十几篇，汇成二三十万字的专著，这就犹如挖井一样，在地皮表层挖一二尺深，不难，越往深处挖，底层尽是硬土或岩石，那就困难重重了。所以我前后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好在只要坚持不懈，即使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日，也终究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时。拙著《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终于在1982年10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拙著出版后反响颇为强烈。只是我孤陋寡闻，直至1989年才从台湾的一个书目上看到，台湾木铎出版社早在1983年已将拙著盗印在台湾发行。后来台湾的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里仁书局又相继来函，要求正式授权在台湾以繁体字出版。这样拙著在台湾即先后有三家出版社出版，共印过四次。在大陆漓江出版社于1986年、1992年也重印过两次。大陆与台湾共发行三万册以上。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韩南教授将拙著列为博士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我也是迟至1990年才从我校公派到哈佛做访问学者的石晓林君那儿获悉的，当时我还将信将疑，直到韩南教授于1991年10月15日亲笔致函给我，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才使我确信无疑。称拙著为“第一部研究《红楼梦》语言艺术的专著”，似已成定评，因为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问题在于这种“第一”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它有多大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我最近才从吾三省的《文史丛话》一书中看到他于1983年7月写的对拙著的书评，他说：“我也可算是一个《红楼梦》迷了，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书籍，无论是专著，是论文集，还是辑刊，几乎是见到一本就买一本??可惜的是这些年来翻来翻去，我对买书的兴趣却越来越降低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有些红学家的研究工作实在离题太远了，说句不客气的话，简直走的是旁门左道??诚然，有些红学家从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那毕竟只是文学研究可以借助的一种外力，而不能用来代替文学研究本身。至于那些硬把《红楼梦》看成作者的自传，因而一头栽进烦琐考证之中的研究者，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在曹雪芹死于壬午年还是癸未年、曹家的祖宗谱系如何、大观园在南京还是北京、某处发现的一幅曹雪芹画像是真是假，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连篇累牍，争论不休，就把读者引向了迷魂阵里，无怪乎有人慨叹说，现今的‘红学’，实际搞的是‘红外线’，是‘红水泛滥’，‘红学’变成了‘曹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高举双手欢迎周中明的新著《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因为这本书的出版问世，有如在闷热的天气里吹来一阵凉风，给人以一种清新舒畅的感觉??对《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的成就进行科学的探讨和总结，为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提供借鉴，同时也为广大读者增强欣赏能力提供具体帮助，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而这也就是《红楼梦的语言艺术》著者用意之所在。”“其议论范围，从《红楼梦》语言艺术的整体美、风格美、哲理美、寓意美到生动性、准确性，从简洁美、绘画美、境界美到艺术独创性，以及对俗语和比喻的运用等等，既可以作为文学语言手册来读，又可以作为《红楼梦》的辅导读物来读。”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摘录吾先生对拙著的书评，绝不只是因为他盛赞拙著是本“好书”，也并非我自认为有多么高明（相反我深感自身的稚嫩和浅薄），而是由此可见我在当时另辟蹊径的意义（当然红学研究可以有多种蹊径）：回归《红楼梦》文本研究和文学是语言艺术的本体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热诚期望，我所开辟的蹊径能后继有人，后来者居上，使《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研究，由稚嫩和浅薄走向成熟和渊博。我当然也竭诚欢迎选择红学研究的其他蹊径，只要它是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红楼梦》，而不是“反《红楼梦》的”。

周中明，男，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1934年4月生，江苏省扬中市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又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进修二年多。曾任安徽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红楼梦学刊》编委、中国金瓶梅学会理事、《金瓶梅研究》编委、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安徽省文联委员、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顾问。在大陆和台湾出版有专著：《红楼梦的语言艺术》，被美国哈佛大学韩南教授列为博士研究生必读参考书；《红楼梦——迷人的艺术世界》，1992年被评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金瓶梅艺术论》，1996年被评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的小说艺术》，1995年被评为安徽省高校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桐城派研究》，被钱仲联先生誉为“持论精辟，史实可信”，“寿世可必。”先后在《文学评论》《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文史哲》《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明清小说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退休后著有《姚鼐研究》。

悲喜映照及其他——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整体美
狄德罗说：“看完戏以后，我要获得的不是一些词句，而是印象。”“任何东西，假使不是一个整体就不会美。”
《红楼梦》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的美，也绝不仅仅是表现在一些词句上，更重要的是，它首先具有语言艺术的整体美——在悲和喜、动和静、冷和热、藏和露、疏和密、张和弛等方面，它的作者充分地运用和发挥了艺术的辩证法，使其达到对立统一、互相结合、彼此衬托、映照生辉的艺术效果。
一、悲喜映照，喜极悲绝
我们知道，《红楼梦》写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是从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盛衰，进而宣判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大悲剧。这是它的基本主题。然而作家把这个悲剧的主题，却经常安排在喜剧的艺术氛围中加以表现。贾政的女儿贾元春被封为皇妃，奉旨省亲，贾政特地兴建了长达三里半的大观园。迎亲那日，“园内各处，帐舞蟠龙，帘飞彩凤，金银焕彩，珠宝争辉，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静悄无人咳嗽。贾赦等在西街门外，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街头巷口，俱系围幕挡严”。等了好久好久，先是十来对红衣太监骑马缓缓地走来，垂手站立，然后“方闻得隐隐细乐之声”，然后是一对对的仪仗队和捧着各种用具的太监过完，最后是这位尊贵的妃子驾到。这可算是《红楼梦》中贾府喜庆、繁华、显赫的鼎盛场面了。如同作者所说，要按“别书的俗套”，定“欲作一篇灯月赋，省亲颂”，对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来个绝顶的赞颂了。然而伟大作家曹雪芹，却在这富贵繁华的喜剧氛围中，揭开了一幕令人沉痛欲绝的悲剧：一面是“两阶乐起”，隆重举行喜庆会见的礼仪，一面却是——
贾妃满眼垂泪。方彼此上前厮见，一手搀贾母，一手搀王夫人，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只管呜咽对泣。邢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探、惜三姊妹等俱在旁围绕，垂泪无言。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贾母、王夫人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第十八回）
在会见她父亲贾政时，也是：
又有贾政至帘外问安，贾妃垂帘行参等事。又隔帘含泪谓其父曰：“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第十八回）
在“时时细乐声喧”的大喜大庆中，伴奏的却是极痛极悲的“呜咽对泣”声。原来喜庆的是“富贵已极”，悲痛的却是个性自由和骨肉人情的丧失。那个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反封建、争自由与封建统治的矛盾，正是这个主要矛盾，导致了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贾妃的悲痛是与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相通的。在这样一个大喜大庆的场面，出现的却是矛盾、悲哀和沉痛，甚至连一个“富贵已极”的皇妃，都郁结着“终无意趣”的愤懑，发出了对“不得见人的去处”的诅咒。如此喜中见悲，便使人不由得不激动、寻味，对那个丧失人性的封建统治感到无比的愤慨和绝望。
如果说贾元春还只是个封建统治下有幸而又痛苦的驯服羔羊的话，那么，作品的主人公贾宝玉却是个令人赞颂的不屈的叛逆者了。这里，喜中见悲，悲喜映照，同样也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效果。如第四十三回写凤姐过生日，“办得十分热闹，不但有戏，连耍百戏并说书的男女先儿全有，都打点取乐顽耍”。在这样举家喜庆、尽欢极乐的场面中，李纨突然提起：怎么少了个宝玉？这一提，作品马上转入了一个深悲极哀的场面，写“宝玉遍体纯素”，往七八里路外“冷清清”的荒郊，找到一个“水仙庵”后院的井台上，焚香含泪，祭起被逼投井自杀的丫鬟金钏儿来了。在这尽欢极乐、合家喜庆的时刻，如同李纨、探春等众口一词所说的：“凭他什么，再没有今日出门之理。”可是宝玉竟出门了，而且竟是“遍体纯素”地出门了。这并不是出于巧合，而是如陪他去祭祀的书童茗烟所说：“我知道今儿咱们里头大排筵宴，热闹非常，二爷为此才躲了出来的。”与此同时，金钏儿的妹妹玉钏儿，也在“歌管之声中”“独坐廊檐下垂泪”。如此喜中见悲，悲喜映照，正是强烈地说明了宝玉的心是与那穷欢极乐的人相背，而与这班被迫害被奴役的金钏儿、玉钏儿心心相连的；这就突出了贾宝玉的叛逆性格。
不仅有喜中见悲，而且还有悲中见喜。喜中见悲，突出的是人们对封建统治的不满和叛逆；悲中见喜，则强烈地暴露了封建阶级本身的荒淫和衰朽。贾敬信道服丹，突然烧胀而殁。噩耗传来，作为贾敬儿孙的贾珍、贾蓉父子，特奉“天子”“额外恩旨”，回家尽孝殡殓，一路“店也不投，连夜换马飞驰”，一日四更天气，刚到都门，贾珍、贾蓉就下了马，“放声大哭，从大门外便跪爬进来，至棺前稽颡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齐见过，贾珍父子忙按礼换了凶服，在棺前俯伏”。孝敬、悲痛，可谓极矣！然而，转眼之间，就在这个满“挂孝幔”的灵堂上，竟出现了这样的事：
贾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说：“二姨娘，你又来了。我的父亲正想你呢。”尤二姐便红了脸，骂道：“蓉小子，我过两日不骂你几句，你就过不得了。越发连个体统都没了。还亏你是大家公子哥儿，每日念书学礼的，越发连那小家子飘坎的也跟不上。”……众丫头看不过，都笑说：“热孝在身，老娘才睡了觉。他两个虽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里没有奶奶了，回来告诉爷，你吃不了兜着走。”贾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丫头们亲嘴，说：“我的心肝，你说的是，咱们馋他两个。”（第六十三回）
这是怎样绝顶荒淫无耻的行径啊！须知，并不是贾蓉一个败类如此，整个封建统治阶级都糜烂和衰朽了，贾蓉为自己的辩护，就明显地透露了这个意思：“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别讨我说出来。连那边大老爷这么利害，琏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净呢。凤姑娘那样刚强，瑞叔还想他的账。那一件瞒了我！”（第六十三回）暴露封建阶级的荒淫衰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暴露法，曹雪芹却把它放在这个浓烈的悲剧氛围中，从泪痕未干、哭声犹荡、满挂孝幔的灵堂上，演出“孝孙”调戏姨娘、丫头的“喜剧”，悲喜映照，把封建统治阶级荒淫透顶的腐朽本质暴露得深入骨髓，叫读者实在不能不嘲笑不止。
续作者高鹗也继承了曹雪芹这种悲喜映照的手法，他巧妙地把林黛玉的死和贾宝玉与薛宝钗的成婚之喜，安排在同一个时辰，一面是林黛玉的气绝命亡，“大家痛哭”，一面又“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而正是这“音乐之声”葬送了纯洁优美可敬可爱的少女的生命。因此，这哭泣声中的音乐之声，音乐声中的哭泣之声，喜中见悲，悲中见喜，喜极悲绝，叫人真不忍听，不忍看；听了，看了，即使铁石心肠，心头又怎么能不激动啊。
在喜剧的艺术氛围中写悲，在悲剧的艺术氛围中写喜，悲喜映照，从而造成了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叫人每读一次，都不能不沉思深省，刻骨铭心，好像受了一次洗礼，既有思想上的深刻教益，又有精神上的莫大快感。这便是由于曹雪芹在艺术创造上，善于运用悲和喜相结合的艺术的辩证法。
……

《周中明文集》（一）

上篇《红楼梦》的语言艺术
修订版前言
台湾版序言
悲喜映照及其他——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整体美
质朴自然——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风格美
诗人、历史家和哲学家的三位一体——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哲理美
艺术皇冠上的明珠——谈《红楼梦》中对俗语的运用
文浅意深——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寓意美
情趣盎然 ——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生动性
怎样才“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谈《红楼梦》人物语言的性格化
精当贴切，自然奇警——谈《红楼梦》中对比喻的运用
“只有一个词可以表现它”——谈《红楼梦》语言的准确性
“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含蓄有味
惜墨如金——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简洁美
行文似绘——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绘画美
诗情画意——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境界美
青出于蓝，蝉蜕于秽——《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对《金瓶梅》的继承和发展
后记
下篇《红楼梦》的艺术创新
引言
第一章艺术境界　至美迷人
全面创新把《红楼梦》推上了我国古代小说至美的峰巅
典型形象塑造上的创新是《红楼梦》令人入迷的根本原因
第二章人物描写　曲尽其情
贾宝玉的形象塑造是怎样以假求真的
凤姐的形象塑造为什么这样生动活泼
林黛玉之死为什么那样激动人心
第三章故事建构　底蕴深厚
《红楼梦》中写“石头”的哲理意蕴和艺术功能
后四十回对宝黛爱情故事的不同描写说明了什么
第四章艺术手法　新奇别致
《红楼梦》人物描写的对称美
象征的艺术手法在《红楼梦》中起了什么作用
第五章打破传统　不容曲解
《红楼梦》是怎样打破传统的思想和写法的
关于《试论〈红楼梦〉对“传统写法”的打破》的商榷——致×××同志的一封信
关于《再论〈红楼梦〉对“传统写法”的打破》的商榷——答×××同志
第六章伟大作家　独具慧眼
《红楼梦》程本与脂本的大体比较
◆相关链接
从吴敬梓看曹雪芹的近代意识
《红楼梦——迷人的艺术世界》台湾版自序
说不尽的《红楼梦》
在扬州《红楼梦》笔谈会上的发言
开创《红楼梦》文本研究的新观念、新思路、新局面——祝贺《红楼梦学刊》创刊第100辑
从山旮旯里走出来的巨人——沉痛悼念吴组缃老师

周中明文集一：红楼梦的语言艺术 红楼梦的艺术创新
本书综合《红楼梦》各版本的长短优劣，从其语言艺术的整体美、风格美、哲理美、寓意美到生动性、准确性，从简洁美、绘画美、境界美到艺术独创性，以及对俗语和比喻的运用等方面，对《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成就进行科学的探讨和总结，旨在拉近人们与“高不可及”的《红楼梦》之间的距离。
周中明文集二：金瓶梅艺术论 小说史话
本书把《金瓶梅》放在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力求全面地历史地认识和评价它的艺术成就和缺陷，以期提高我们对于《金瓶梅》的阅读、理解和艺术欣赏水平，并帮助我们了解整个中国小说艺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了解它们之间前后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及其历史轨迹。
周中明文集三：中国的小说艺术 戏曲曲艺民歌寓言研究
本书对中国小说的题材加工、形象塑造、语言艺术和风格特色等方面，作了比较具体深入的探讨，以总结和阐述我国古典小说的艺术经验。既有微观上透彻、细致的分析，又有宏观上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耐人思索，雅俗共赏，对于希望学习、研究中国小说艺术经验的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这是一本非常实用的参考书。
周中明文集四：桐城派研究 姚鼐研究
本书秉持“严格从历史事实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摒弃任何主观成见”的宗旨，从详实、确凿的材料出发，对桐城派研究中的诸多问题作了详尽、细腻的剖析，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看法，评价颇为全面、公正，开辟了桐城派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领域。

1.红学研究专家周中明先生对《红楼梦》《金瓶梅》等古典小说研究，以及对桐城派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2.走进《红楼梦》《金瓶梅》的艺术世界，探寻古典小说的艺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