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鸣安，文化学者，文史专家。著有《西安旧事》、《长安节令与旧俗》、《关中旧歌谣》、《秦商入川记》、《老谣安人的生活》、《陕西歌谣辑注》等作品。另有专著《汉代文字考释与欣赏》、《醑明楼金文考说》、《碑帖收藏与研究》、《历代善本碑帖选刊》，为学术界称道。

“骨董”一词，涵义宽泛，关涉甚广，但其中所
包含的大部分物品，如钟鼎吉金、碑帖拓本、书画卷
轴、哥汝窑器，以今日的标准衡量，均应纳入“艺术
”的范畴。叙说“骨董客”的故事，也是从另一个角
度讲述艺术的历史。作为一名对艺术史略有涉猎的读
者，我从鸣安的新书中获得了有益的启迪和难得的史
料，同时也乐于将这本视角独特、趣味盎然的读物推
荐给有共同爱好的朋友。
——党晟

大约在十几年前，我忽然有一种写一本关于长安
城中骨董行业故事的冲动。于是，调理思绪，写出了
一个近万字的提纲。但不幸的是杂务繁多，此志竞抛
在脑后几近忘却。
2016年春，有老友自海外归，谈到我近年所写的
陕西文史，老友言：最好能把长安骨董行业的事写出
来。别人想写但不熟悉此中门道，你对此行业既熟又
能用文史的笔法写作，不写就太可惜了。诚然，数十
年的写作经历让我感觉到，用文史的笔法来写作、来
叙事，更能明确地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更能真实
地把历史事件展现出来，更能实实在在地打动读者。
当下的读者，智力之高深，眼界之广大，非前人所能
及e他们最在意言之有物、客观现实的作品。
于是，我就鼓起勇气，在秋风吹落了满树黄叶时
，翻出那个十几年前所写的提纲，检出长安骨董行业
百年来人物的资料、照片堆于案头。从2016年秋，一
直写到2017年的春上。用了大半年的时间，终于将《
长安骨董客》一书草成。
《长安骨董客》是一部以近百年来陕西骨董行业
为背景，以时间顺序为框架，以地方骨董客、文化人
的沉浮为表现，用另一个角度来述说陕西地方文化的
著作。读者可以通过陕西百年来骨董行业里所发生的
事，所涉及的人，来了解陕西地方曾经有过的文化现
象，了解这一文化现象传承的脉络，以及陕西人所特
有的文化气质、民风民俗的来源。我想，待读者朋友
们读罢这部《长安骨董客》后，大约会对这种文化有
一定的认知吧。
此书初成后，长安文化学者党晟教授欣然为此书
写了介绍文章作为言序，书法篆刻家赵熊先生欣然为
此书题写了书名。因为，关怀、研究陕西乡邦文化是
我们共同的事业和愿望。在我们陕西大地上，千百年
来始终有那么几条特有的文化线索绵绵不断地向下延
续着，这就是我们陕西人千百年来处事活人的基本德
性。生活在陕西大地上的人们应该了解一下这种文化
的实质与内容。
又经过一年多的校对、修改，《长安骨董客》终
于要出版了，这算是为陕西地方文化做了点事情，也
算是前辈们所说的“念书人的一种功德”吧。
宗鸣安于长安曲江池畔
2018年1月22日

序／另一角度的历史叙说
第一章 骨萤客的渊源
一、传世骨董
二、南院门、北院门和书院门
三、长安城中的大玩家
四、骨董行里总有些秘密
第二章 骨董鬼市的生存方式
一、每个城市都有鬼市
二、骨董行在夹缝中生存着
三、从鬼市向人市的过渡
第三章 骨董客的苏醒
一、小店铺与包袱客
二、石鲁大战及其他
三、骨董客的掏货与运作
第四章 骨董客的变异
一、骨董行还是得尊重些规律
二、永远的骨董行，不尽的老故事
后记

在清代咸丰、道光、同治年间，长安的苏家有不少人从事骨董行业，但以苏氏兄弟苏兆年、苏亿年最为有名，其兄苏兆年更是以眼力好，又能吃苦于乡下寻货，给京津大户提供了不少重器而名扬京城。哪位要问，这骡车上到底拉的是啥东西嘛？啥东西？这辆不起眼儿的骡车上拉的可是后来被称之国宝重器的——毛公鼎。
据当时较为可靠的文字记载，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毛公鼎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是董家村的村民董春生锄地时从地里挖出来的。岐山县是西周的京畿之地，这一带经常有西周青铜器出土。因此，长安及河南、京津地区的骨董客们也经常在这一带游转、打探，遇上出土的好货马上就拉走。毛公鼎刚出土时被一个骨董客探知，他以三百两银的价格从董春生手上购得。三百两银子可不是个小数，当时一户普通农民一年的收入也不过十两八两，三百两的银子要买多少粮食，要盖多少房子。因此，这消息一经走漏，便轰动一时，不免也要被官府得知。董春生少不了被抓进监牢，三百两银子肯定得没收。毛公鼎自然也被运了回来。这一消息让当年名声极大的苏兆年、苏亿年兄弟俩（又称苏老六，苏老七）心里动了念头，他们通过关系，当然也花了不少银子，竟然从官府手上把这毛公鼎给弄了出来。苏老六，苏老七可不是一般人，他们深知骨董行挣钱的秘诀，绝不会加点儿小钱倒手就卖。行内有话：一物等一主，好东西留给最想要的人自然能卖出大价来。要是像倒鸡毛似的，今儿挣三块，明儿挣五块，一辈子也发不了财。苏氏兄弟一方面在等待机会，一方面也在物色人选。他们在北京的古玩铺分号得知，山东著名的金石收藏家陈介祺极欲收集刻有文字的青铜器，苏兆年在此之前就与陈介祺有些联系，平时少不了卖给他几方印章、几个钱币之类，知道陈介祺是内行，能出价，于是就告知了陈介祺毛公鼎的事。陈介祺闻之大喜，也知道苏兆年的眼力高深，他的东西不会太错。于是两人就商谈好，东西要运到北京交付，价钱绝不会少给。这样，苏兆年就派其弟苏亿年用骡车拉着包裹严实的毛公鼎乘着春天凌晨的薄雾，自关中道向东，出潼关，从风陵渡过黄河入山西，走运城、灵石、太原，过河北保定进入北京。这条旱路大约是当年从长安到北京最安全、最宽畅的大道．虽然苏亿年坐着三套大骡车，但还是歇歇停停，走了近一个月才到达北京。
陈介祺出了多少钱购得毛公鼎谁也不得而知，以陈介祺平日出价购买铜器、印章的记录来看，这么大的器形，上面还有五百多个文字，又是从经验丰富的骨董客苏氏弟兄手上所购，恐怕没有大几千，甚至万金是不能成交的。有人从张之洞的文字里提到“陈氏以千金买赝鼎”而推沦，毛公鼎是陈介祺花了一千金买的。你想想，毛公鼎刚出土时村民董春生都卖了三百两银子，而苏兆年从官府里弄出来，打点费用、购买费用、再加上运输费用，毛公鼎到北京时成本早已超过一千金了，所谓一千金那是买家随口说出漫应好事者询问而已。在骨董行里这么大的生意谁能给外人准确地说明价钱呢？至于张之洞所说的“赝鼎”，后人也不必认真考证，认为张之洞盲目否定毛公鼎而可笑。其实这在骨董行是常有的事，为了避免行内人打探与说三道四，买家得到好东西对于打听者常常会随口说：“有这回事，但那东西不能确定，可能是假的。”这样就能堵住一些人的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舆情公关处理”。陈介祺不傻，一是不想让多事的人打听，二是不想被研究金石的同行发现，肯定不能马上说出此中的内情。等过了儿个月，陈介祺对毛公鼎的文字做了考释，做了研究，才在收藏圈内以题跋毛公鼎拓本的形式予以公开，毛公鼎的价值才逐渐被学界、被世人所认识。毛公鼎在陈介祺家存放了近五十年，陈介祺故后其后人将鼎卖出，先归端午桥，又归叶恭绰，后辗转运至南京，归于民国政府的中央博物馆，今藏台北故官。
前面说到，在苏亿年将毛公鼎送到北京之前，陈介祺就与苏氏兄弟有过多年的买卖古玩文物来往。从2015年版陆明君编著的《陈介祺年谱》可以看到，陈介祺与苏兆年、苏亿年兄弟的来往早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也就是毛公鼎出土以前就有了，从当时人的文字资料和陈介祺金文拓本的文字分析，就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陈介祺还从苏兆年手上购得一件刻有数十字的西周天亡簋。
P5-8

宗鸣安著的《长安骨董客》是一部以近百年来陕西骨董行业为背景，以时间顺序为框架，以地方骨董客、文化人的沉浮为表现，用另一个角度来述说陕西地方文化的著作。读者可以通过陕西百年来骨董行业里所发生的事，所涉及的人，来了解陕西地方曾经有过的文化现象，了解这一文化现象传承的脉络，以及陕西人所特有的文化气质、民风民俗的来源。

序／另一角度的历史叙说
宗君鸣安，博洽多识之士也，近著《长安骨董客
》一书，嘱余为序。因为对“骨董行”缺乏了解，我
只能就感想所及，谈谈自己的阅读心得。
鸣安为文，长于叙事。无论故老传闻、亲身经历
，听他娓娓道来，总能引人入胜。观其所记之事，看
似驳杂而实有条理，姑妄加区分，列为以下数端：
一曰“韵事”。如白氏“瑞庐”之雅集赏古，青
门萍社之联吟题画，今日看来，很像由专门机构精心
策划、刻意组织的文化活动，但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
中国则是知识阶层沿袭已久、自发践行的交际方式。
文人借“游艺”寄怀抱，贾客以“射利”谋生计，两
者通过古董交易形成的供求关系包含精神与物质的双
向需求。可以说，这正是传统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态，
为“骨董行”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
而古物、字画在民间的流通，又为金石学、考据学的
繁荣及书画著录的编撰、刊行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
买方、卖方都怀着投机发财的心态跻身其中，即便出
现一时的热闹场面，这一行业也难免发生作者所断言
的“变异”。
二曰“秘事”，“秘事”即不为外人所知的行内
“家法”或买卖行为中的个人隐私。如金石学家陈介
祺（1813—1884）写的寄长安古董商苏氏兄弟之函札
，现藏作者书斋，其中内容，他不透露一二，我辈缘
何得知？这些私人信件汜录了清代后期出土和传世文
物的交易情况，包括买方希望得到的物品类型、支付
卖方的金额以及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发生的抵牾。倘若
有心以微观社会学方法（Micro Sociological
Approach）探寻历史的端绪，此类零缣断楮所提供的
原始史料，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文献价值。
三曰“恨事”。作者在书中不止一次叙及其搜访
故物未能如愿的经历，毫不掩饰地表达了难以排遣的
“怅然之感”。如果说，收藏家的偶失良机只是个人
的遗憾，我们还可期待隐匿的珍宝有朝一日重新面世
，那么普遍性的灾难则有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本书所记业已毁灭的书画名迹，如龚半千（1618一
1689）之山水巨轴、李方膺（1695—1755）之花卉册
页，数量实在不算太少，作者似淡淡道出，但字里行
间，自有一份难言的沉重。其中，特别引起我关注的
是元末明初画家滕用亨的作品。滕氏事略见朱谋垔所
撰《画史会要》，称其为“永乐时待诏，工书学，于
画家最称鉴赏”。此公画作传世绝少，然素有“睥睨
有元一代”之誉，缅想长安“晚照楼”旧藏《云山晚
照图》胜概，能不令人唏嘘感叹，为之惋惜。中国历
史上一再发生的文化劫难，其规模之巨大，后果之惨
痛，远远超乎世人想象。考虑到此类史实，则古董商
的四出搜求、收藏家的什袭珍秘，不能不说是一种对
文化的守护，是一种在文化传承中足以聚少成多的微
薄而又持久的力量。
此外，作为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骨董行
”自然也免不了蝇营的行径，如书中所述各类骗局和
造假伎俩，都是典型的商业欺诈，只能谓之为“丑事
”。然此等行径，由来已久，并且有其产生的必然原
因。读虞龢《论书表》，可知晋宋问已有轻薄之徒“
锐意摹学”二王墨迹，以致“真伪相糅，莫之能别”
的混乱局面。如果我们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历史，就应
该承认“造假”也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在中
国艺术史上，“伪迹”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所
意识到的程度更为广泛而深远，只是我们的艺术史论
述在这一问题上往往采取了漠然或武断的态度。
通览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在篇章之间埋伏了一条
时隐时现的历史脉络，自庚子之乱、辛亥反正、长安
围城、抗日战争，历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夹缝中
讨生活”的艰难岁月，直至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
今日，此一背景为错综纷纭的日常叙事增添了贯穿始
终的宏大铺垫。光阴流逝，世事迁改，一代又一代的
人们匆匆走来而又相继离去，从他们渐行渐远的足音
中，依稀还能听到过往时代的深沉回声。
如作者所言，“骨董”一词，涵义宽泛，关涉甚
广，但其中所包含的大部分物品，如钟鼎吉金、碑帖
拓本、书画卷轴、哥汝窑器，以今日的标准衡量，均
应纳入“艺术”的范畴。换一个角度讲，艺术品作为
商品进入市场，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化为“骨董”而成
为交易和消费的对象。在此意义上，所谓“骨董”的
经营者、消费者、保存者、记录者以及篡改者、伪造
者，全都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缔造历史”的过程。
没有他们的存在，我们所关注的艺术现象也就丧失了
赖以发生的外部因素。
因此，叙说“骨董客”的故事，也是从另一个角
度讲述艺术的历史。作为一名对艺术史略有涉猎的读
者，我从鸣安的新书中获得了有益的启迪和难得的史
料，同时也乐于将这本视角独特、趣味盎然的读物推
荐给有共同爱好的朋友。
党晟
2017年8月20日

《长安骨董客》以纪实的手法描摹了近百年来西安古玩文物市场上形形色色的人与事，闻人大腕，贩夫走卒，在书中产生难以想象的交集。
西安为古迹名城，海内赏文玩者皆以此城为宗，但因古玩行事涉隐秘，了解者不多。本书作宗鸣安者为古玩从业者，耳闻目见，资料翔实，以此成书，是此领域内的补白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