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中，中国艺术史专家李霖灿之子，长期研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历史，并兼及抗战时期边疆文史研究，多年来致力于文化交流活动。

“中央博物院”的宗旨是汇集几千年来先民遗留
下来的文物和灌输现代知识应有的资料，作永久的保
存，系统的陈列。藉以提倡科学研究，辅助民众教育
。其中辅助民众教育一条，不仅是“中央博物院”最
大目的之一，也是世界一切博物院一个共同的旨向。
——李济
近代博物馆的意义，一方面是典守先民的遗存，
一方面也负有教育后人的任务。
——曾昭烯
我是在李庄一天晚上摸黑听了济老的一夕清谈，
这才茅塞顿开地知道他们办“中央博物院”的心胸抱
负，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作“一个书生救国的伟
大蓝图”。
——李霖灿
在北京时，向达老师鼓励我加入“中博”，说“
中博”人才济济，文物书籍藏品都很多，非常有学术
研究价值。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设计及建筑这座博物
院的眼光与想法实在是很了不起。
——宋伯胤

前言
“中央博物院”的悲剧
——记博物院事业中一项理想的真精神（李霖灿）
经师与人师
——从李霖灿先生日记中的董作宾先生言行来谈
白水台与阿明洞
泸沽湖挽歌
绿雪斋主李晨岚
才高直朴的纳西族东巴和才
奉科学研究为圭臬，开创新学术的新天地！
——记“中央博物院”在李庄的灿烂岁月
“中央博物院”的甲骨坑模型
半山园的两院联展与南薰殿旧藏历代帝后像
胜利还都与上海和平博物馆
圆缘下关
内战与逃难
来台初期
吉峰山下的北沟往事
文物清点与甲骨书契
筚路蓝缕风雨路，吉峰岁月未蹉跎！
——浅述两院迁台后在北沟时期的学术研究发展概况及其后续影响
忧道不忧贫
——傅斯年的教育理想与棉裤子
安顺牛场
海外存知己，边秋一雁声！
——1961年“中国古艺术品赴美展览”的后续影响
杂谈《中华文物》这本展览目录
蒋复璁与早期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
故宫的小狮子与故宫的大狮子
台北故宫博爱鼎的前世今生
多黍多稌
风筝飞在蓝天上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人建筑师黄宝瑜先生
南京中山陵的中山先生雕像与台北故宫的中山先生铜像
天地之大，人犹有憾焉！
李庄北京七十年
“史景感怀”与“实境研究”
荡胸生层云，一览众山小！
——潘天寿先生的天雨流芳

“中央博物院”的悲剧
——记博物院事业中一项理想的真精神
李霖灿
“中央博物院”的命运坎坷，她于1933年始设“筹备处”于南京，不久即逢对日抗战，飘泊于西南天地之间，胜利还都，随即辗转迁徙来台，依实足年龄计算，迄今已满三十足岁，早届而立之年，然而迄未正式成立。留在大陆上的部分已经易名为南京博物院，而在台湾的则将于最近合并于新成立之台北故宫博物院内，“筹备处”的名牌迄未卸除，如今则连这个名义也被取消，回想这三十年内，“中博院”在万分艰难的情况之下，她做了不少有意义的事业，更揭扬出一个伟大的理想，而今却以一个形似夭折的姿态冻结了她当初的伟大抱负。我，在这个机构中从事研究工作二十五年的一分子，对着这张伟大蓝图的陨落，心中自然有掩盖不住的悲咽情绪，因而就自己实际所体会到的，长词代哭，来倾吐一下这一桩大事“出师未捷”的原委楚辛：
从头说起，“中博院”原是傅斯年先生和李济之先生的一项伟大的设计，傅是第一任的筹备主任，不久就交给济之先生一直办到迁台之前。对于他们的壮志怀抱，当我被邀参加“中博”来工作之时，我也原是一无所知的。因为1941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浑身都是活力，正在云南丽江的大雪山下，有兴趣地做着么些象形文字的调查工作。一天，忽然接到李济之和董作宾二位长者的电报，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中博”工作？我一复电答应，马上就汇来了调查用的专款，和由凌纯声先生拟的调查计划。于是我便以一个“助理员”的身份独当一面展开了工作。这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来往通信的口气异常和蔼亲切，指示得十分清楚详明，做法权柄却一点不加限制，语气正如师友家人在商量问讯，没有时下“官样文章”碍难照准等的疾言厉色，初出茅庐的我，第一次接触到学术机关的空气温馨，这一点温馨，影响到我后来终身从事研究工作的决定。
我以两年的时间，踏遍了么些地区；1943年的冬天，带着一位么些朋友和才回到四川李庄。抗战时光，“中博院”和“中央研究院”都定居这个滨江的小镇上。济老是“中博”的筹备人，又是“中研院”史语所的考古组主任，这两个机构订有合作的办法，凡是“中研院”研究完了的资料，便交给“中博”用有系统的陈列公诸社会，二者关系极为密切，正是所谓的姊妹机关。
当我第一次向大家做工作报告之时，济老给了我这个小人物一个最好的介绍，他说：中国边疆宏阔，正要我这种野人四出撒野，观念的新、方法的新、材料的新，都是一种进步增添，我们都当协助鼓励。
记得后来他把这段话的意思，写在我和张琨博士所编的《么些象形文字字典》上作为序言。我则风尘仆仆，才从大雪山的原始森林中下降文明的世界，不知道什么叫作客套修辞，一切实报实销，真报告得七零八落不知所云，然而反应奇佳。那时大家“开会”的亲切热闹气氛，我至今不忘。随意发问，絮絮而谈，简直就像一个大家庭在炉边闲话，脱落形式拘束，偏多鼓励慰勉，和谐亲切气氛醉人。
那时，“中博”在一个张氏宗祠中办公，大家所有的娱乐，就是读书和聊天，看川戏都不容易，更不要说什么平剧电影了。电灯也谈不到，煤油灯就是珍品，据我那时所知，只有董彦老书斋中有这么一盏奢侈品，那还是傅斯年先生特意从战时首都重庆带来的。因为彦老是一位开夜车做工作的学人，没有一盏较亮的灯，怎能写出那部划时代的殷历谱呢？——我们这般凡夫俗子，平时就点桐油灯，由于油烟太大，多半不开灯而摸黑聊天，我就是一天晚上在好友赵乡珊兄的木板房子内（那时的宿舍就是这样简陋），摸黑听到了济老的一夕清谈，这才茅塞顿开地知道了一点起码的博物馆学，也首次知道他们办“中央博物院”的心胸抱负，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作“一个书生救国的伟大蓝图”。
我推究上一代学者的中心思想，很像是大多数人都是在致力科学方法救中国的这一个总目标上，如胡适之先生之致力文学哲学，丁文江先生的致力地质，蒋廷黻氏的从事近代史，傅斯年氏之于史学，董作宾先生之于甲骨文……只是济老兴趣广阔，除了考古人类学之外，还有深心要把这套“科学的方法”传之于大众，传达的凭借就是“中央博物院”，所以他把这座博物馆的蓝图描画得十分绚丽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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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褪色的往事都曾经是一朵朵的美丽云彩，飘在那亘古蔚蓝的穹苍里，云聚云散，湖来湖往，这是天道，虽然这些云彩都已然消逝，但那云彩的印象在心头却永不消散……
李在中著的《朵云封事》共有三十篇文字，是许多年来陆陆续续写成的，因此不是“一以贯之”，倒是像此地秋天五彩缤纷的落叶，有红的，有黄的，有棕色的，有绿色的，这边一丛，那边一串的，林林总总，各种颜色都有，虽然丰富却也杂驳。

李济先生1955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任讲座教授时
，曾经发表过三次对安阳殷墟发掘工作的演讲，在谈
到发掘背景时，李济先生有这样一段话：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启蒙运动，基本上是一项理性
运动，其精神多少与欧洲17世纪的古典运动相仿。他
们的口号“拿证据来”在本质上说虽然具有破坏性，
但对中国古代的研究却带来了较多批判的精神。
伟大的事业肇始于远大的眼光。“中央博物院”
是蔡元培以及傅斯年、李济这些具有科学思想的高级
知识分子，在理性主义的旗帜下，以书生救国的赤忱
所构思成立的一个高瞻远瞩、具有普及教育观念的博
物馆计划。
193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发布“中央
博物院”成立主旨：
南京为国民政府建都所在，施政中枢，人文荟萃
，中外士宾，观瞻所系，政府及各学术团体，渴望有
一完善之博物院，汇集数千年先民遗留之文物及灌输
现代知识应备之资料，为系统之陈览，永久之保存。
藉以为提倡科学研究，补助公众教育。
主旨中，清晰地揭示了“中博”的三大任务——
典藏展览、学术研究，及公众教育。
立意虽然深远，命途却崎岖颠簸，无间歇的战乱
使得“中央博物院”最后是以“筹备处”的名义告终
。
1965年11月，“中央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
正式在台北合并，结束了“中博”三十二年的坎坷又
伤感的岁月，这个伟大的书生救国的理想到此正式烟
消云散，移山心力皆付与苍烟落照，令人无限惆怅。
面对这个伟大理想的陨灭，“中博”人岂能无语
？自1941年即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的李霖灿
先生在与李济先生几经讨论后，在台北《新天地》月
刊十月号发表了《“中央博物院”的悲剧—记博物院
事业中一项理想的真精神》一文，以文为哀，长歌代
戚，凭吊了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的伟大理想。本文后来收人宋伯胤、李淑萍合编《
博物馆历史文选》一书，标题改为《记博物院事业中
一项理想的真精神》，并在文末加注解说明：这是中
国博物馆重要的历史文献！
这篇文章，是我想要写一些有关“中央博物院”
往事的最原始的出发点，因此我将这篇文字列入本书
的第一篇，一方面是以我父亲，一位资深“中博”当
事人的身份，自己登坛讲法把“中央博物院”的前世
今生讲个清楚，另一方面也是对我父亲及许多已然离
去，一生贡献于“中博”事业的长辈们，表达我最深
挚的景慕、尊敬与哀思之情。
把时间退回七十年前，对日抗战胜利复员还都不
久，国家就陷入了内战，因缘合和，风云际会，北京
故宫与南京中央两个博物院的部分藏品与人员，东渡
台海，一同安顿在台中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一匕沟。
虽然是大家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但是两院之间的
业务一直是泾渭分明，各自为政的。对我这个生于斯
、长于斯的博物院子弟来讲最容易的区分法，就是年
纪大一点的，喊伯伯的多半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年
轻一点喊先生的，多半都是“中央博物院”的；至于
玩伴们上初中甚至高中的一定是“故博”子弟，上小
学的或者还在幼稚园里“排排坐，吃果果”的大概是
“中博”子弟。
1965年“中央博物院”与“故宫博物院”在台北
合并，成立了新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博院”就逐
渐退出了舞台，淡出了大家的视界，被覆盖在浩瀚的
历史里了！就像我在《缘圆下关》这篇文字里写的：
如今在外双溪还可以看得到的遗迹，就只剩下一
块残破的界标，标示着“中央博物院界”的字样，埋
在落叶蔓草中，像是一块孤寂的冢碑，泥垢斑驳，无
比凄凉！
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因为丰富的馆藏及在
所有馆员的努力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博物
馆。但是今天的情况是，不要说与工作人员谈起，就
算是与博物馆界的专家谈起“中央博物院”的陈年往
事时，不是所知不多，说不清楚，就是得到一句“中
博时间很短，不足论也”的说法。
说对“中博”的情况不清楚我可以理解，毕竟退
出舞台已逾半个世纪，相关的人士也几乎已然完全凋
零谢世，原来的院藏也融入了故宫的馆藏，况且现在
的工作人员也已经是迁台以后的第四代了，对院史的
了解不是那样深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事，但是令人不解
的怎么会是不足论呢？我觉得“中博”虽然命运多舛
，生不逢时，但仍然有过一段恢宏的气象，需要被后
来者知道，因此十几年来只要有机会回到台湾或到大
陆时，我就尽量与“中博”有关的长辈们请教“中博
”过去的往事。
在我请益的几位长辈中，多是在李庄时期就加入
了“中博”，也有是在南京才加入“中博”，基本上
都经历了胜利还都、渡海东迁、蛰藏北沟与合符双溪
的各个阶段，更为可贵的是他们都是从一而终，一生
都在博物院内服务，对“中博”历史的了解是亲身经
历，睹影知竿的。
……
《故宫的小狮子与故宫的大狮子》——是比较台
北与北京两个博物院前的狮子造型，谈艺术品创作的
环境之间的比较问题。
《台北故宫博爱鼎的前世今生》——陈列于台北
故宫行政大楼前的“博爱大鼎”其前身竟然是南京大
屠杀的见证品，是一个由原存留在南京兵工厂的铜锭
，运回大阪由陆军兵工厂铸造的攻克南京战功纪念鼎
，除了详述其改造经过以外，并对战后中国向日本追
讨被掠夺文物所遭遇的困难与美国奉行的“弱中国政
策”加以叙述。
《多黍多徐》——“一日一生”为日本铜器专家
梅原末治先生的座右铭，本文是由董作宾先生阐示其
意谈起，延伸到先人对后来子弟们的期望。
《风筝飞在蓝天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人建
筑师黄宝瑜先生》——谈台北故宫博物院文人建筑师
黄宝瑜先生的事，黄先生是“中国营造学社”来台的
唯一的专业社员，是李庄学术研究苗圃里在台湾开出
的一朵美丽的花朵，对中国建筑在台湾的发展有巨大
的贡献与深远的影响。
《南京中山陵的中山先生雕像与台北故宫的中山
先生铜像》两尊中山先生的像皆出于同一人之手，却
有许多不同的细节，是一篇时间地点都跨越比较大的
故事。
《天地之大，人犹有憾焉！》是谈一幅在普林斯
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由屈万里先生写的一首歌
谣，是一篇涉及胡适被该图书馆辞退的花絮文字。
《李庄北京七十年》——是整本书最早写的一篇
，谈的是“李庄后人”们聚集北京，共同缅怀当年父
亲辈的“李庄学人”们在长江边上一个小江村里为往
圣继绝学、以学术报国家的事。
《“史景感怀”与“实境研究”》——用抗战时
期的李庄为例，对文学描写与科学阐述的李庄做比较
，也对一些坊间普遍流传的对李庄说法提出理性的质
疑。
《荡胸生层云，一览众山小！——潘天寿先生的
天雨流芳》——这是为纪念我父亲的老师，“国立艺
专”校长潘天寿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所写的一
篇文字。潘先生画艺冠绝当代，人格高尚馨逸，他的
学生如我父亲，朱德群先生，吴冠中先生都在“日暮
行采归，物色桑榆时”写下来他们对老师的深怀感激
之情。潘先生是蔡元培先生倡导教育救国的伟大理想
的实践者。
以上就是本书各篇内容的大致介绍，现在要谈一
下我写作本书的态度作为这篇前言的结论。
既然用李济先生的一段话作为开头，也要用李济
先生的另一段话作为结束。1953年8月，在李济先生
《关于如何推动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一文结论中，
有这样的两句话：
科学思想里面没有世故的说法，也没有官样文章
。
李济先生为学态度的耿直，对真理的执着，我一
直深为感佩，并且拱若北辰。所以走笔至此，我想要
讲的是，他说的这两句话就是我写这些文章所秉持的
态度。虽然态度是如此，但因个人学识浅薄，疏陋舛
误，不只是难免，而是必然零散其问，因此方家弹正
错谬，以绳正之，真正是我衷心为祷的。
2017年2月25日于安省新庄

在李在中著的《朵云封事》中，作者回忆了父亲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经历，追忆了父亲李霖灿在文物搜集、文物保护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另外，也将父亲许多艺术界师友的故事也写在书中，生动描写了那些长辈种种疼爱呵护他的往事，以及他与他们的子女从小玩到大的深厚友情，借此来表达对父执辈怀念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