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是英国著名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以其睿智的头脑和辛辣的笔调重探性别议题，揭示有权势的女性是如何为历史所对待的。她选取了自古典世界直至今日的众多案例，探寻“厌女症”背后的文化根基，并将讨论引向公共场域中的女性声音、社会文化对女性与权力之关系的预设，以及少数“成功”女性拒绝将自己嵌入男性模板中的努力。
比尔德本身也曾经历过针对女性的歧视和网络上的性别攻击，在对这些个人经验的反思中，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人们的认知中，女性在已经被男性化编码的权力架构里根本就没有一席之地，那么难道不是权力本身需要被重新定义吗？

前 言
公共场域中的女性声音
女性与权力
参考文献和延伸阅读
后 记

我们不要忘记，西方世界中的女性还是有许多值得庆
祝之事的。当我母亲出生的时候，英国的女人还无法在议
会选举中投票，然而她在有生之年就目睹了一位女性首相
的就职。无论我母亲对玛格丽特·撒切尔个人的看法如何
，她都为一个女人能够入主唐宁街10号感到高兴，也为她
自己参与到了20世纪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中而自豪。与此
前的世代不同，她可以既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同时又能
结婚生子(而在她母亲那代人的观念里，怀孕则必然意味着
要放弃教师的工作)。她生前是位极出色的校长，掌管着英
格兰中西部地区一所规模很大的小学。我确信，对于她学
校里的一届届男孩和女孩来说，她都是权力的化身。
但是我的母亲也深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男性和女
性间的真正平等还远未到来，而且在值得庆祝的进步之外
，仍然存在着许多令我们有理由为之愤怒的事实。她一直
遗憾自己没有上过大学(同时也心无芥蒂地为我有机会接受
高等教育而感到高兴)。她也经常感到挫败，因为她的观点
和意见没有如她希望的那样得到充分的重视。而且，尽管
可能会对“玻璃天花板”这个比喻感到困惑，她也很清楚
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职业生涯中所抵达的位置越高，周
围的女性面孔就越少。
这本书所收录的两篇演讲是应《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之邀，分别于2014年和2017年发表的。
在准备这些演讲稿的过程中，我时常想到的就是我的母亲
。我想搞清楚该怎么向她，以及向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仍然
面临类似挫败的女性解释——就像我在对自己解释那样—
—那些阻遏女性发出声音、拒绝认真对待她们，并且斩断(
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读到的那样，有时确是在字面意义上
“斩断”)她们与权力中心之间的联系的机制是多么深地根
植于西方文化之中的。在这一点上，对古代希腊和罗马世
界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当下的世界。西方
文化在“让女性闭嘴”这件事上，已经有了几千年的经验
。

“你无法将女性轻易置于一个已经被男性化编码的架构里，你必须改变架构本身。”
《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收录了玛丽·比尔德两篇关于女性与权力的演讲稿。在这两篇演讲稿中，作者从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和现实情境中挑选了一些案例，来解释女性与权力的关系是如何在文化中被构建的，并指明权力的定义本身就已经将女性排除在外。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在政治、商业领域中成功的女性被视为女强人，她们在无意或有意地扮演一个男性化的角色，同时又排斥这种扮演。除了这少数精英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女性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她们的声音总被忽略，社会对她们的容错率也更低。作者指出这一问题，并质问目前围绕权力的文化架构，以在更深的层面上引发人们的反思。

从演讲到成书——以及犯错误的权利
将演讲稿集结成书，永久性地确定下来，有时要面临
许多问题。你需要在多大程度上退后一步，重新审视并打
磨演讲中的论证？又要在多大程度上力图保留在演讲刚刚
发表的时候，其中蕴藏着的冲劲和活力．甚至一些粗粝刺
耳的元素？在这两篇讲稿付梓之前，我对它们做了一些非
常微小的修改。本书的第一篇演讲发表于2014年，当时的
美国总统还是贝拉克·奥巴马，特雷莎·梅的首相生涯在
我于2017年做第二篇演讲之时，与现在的状况也不甚相似(
而我在演讲中随口做出的猜测，即她被推到这个位置就是
“为了去承担必然的失败的”，很可能比我当初想象的更
具先见之明)。然而我抵制住了诱惑，没有对讲稿的内容做
更大幅度的改动，也没有试图进一步阐述那些当时在演讲
中只是略微触及的话题。在将来，我很可能会更认真地去
思考究竟该如何来重新设置我们关于“权力”的一些看法
，让它们不再像现在这样将女性中的大多数排除在外。另
外，我也想试着解构(经常被定义为男性化的)“领导才能
”这个观念，现在从中学、大学到企业乃至政府等各类机
构都相信这种能力是成功的不二法门。但这些需要另外找
个日子来谈了。
关于我在本书中讨论的那种对女性的打压，如果你想
找到更多近期的范例的话，网上很容易就能搜索到不少—
—要知道，想象力和言辞含蓄从不是“网络喷子”的长项
，而推特上每一波大肆攻击的浪潮都与之前的那些没什么
两样。不过，他们偶尔也有那么一两次，会说出或做出些
值得从新的角度去分析的东西，或者提供一些可做新鲜比
较的素材。在2017年的英国大选期间及其刚刚结束之后，
我被两期灾难性的广播节目震惊了。这两期节目分别采访
了工党议员戴安·阿伯特(Diane Ahb 0II)和保守党政客
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在主持人质询阿伯特
她的政党政策中关于警员招募的部分时，她被问了个措手
不及，表现非常糟糕——甚至一度说出了一个荒唐的数据
，这个数据如果为真的话，那么每位新警官所得到的年薪
大概可能只有8英镑。而约翰逊在回答其新政府的一些政策
性问题时，也表现出了程度与之相当的惊人无知：他似乎
对其政党打算如何解决刑事司法领域中的种族歧视问题，
或是如何确保不同种族能够得到平等的高等教育权利毫无
头绪。为什么这两个人的采访节目会变成“车祸现场”，
不是我在这里讨论的重点(阿伯特当时身体肯定不大舒服)
。让我感到最为震惊的是，两人“车祸现场”造成的反响
天差地别。……
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更加关注那些受到控诉的男
人们口中的叙事的原因。我绝无“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个为
自己辩解和脱罪的平台，让他们的声音压过受害者”这类
意思(那正是特里格斯小姐的遭遇)，也完全不希望他们逃
脱惩罚。但除非我们听到了他们口中的故事，否则我们就
没有机会去挑战和击败他们的叙事，也无法揭露这种叙事
所建基于其上的、具有剥削性和腐蚀性的社会等级观念。
在#MeToo的世界里，权力，力量(power)意味着很多事情
。它当然意味着赋予女性无所畏惧地讲出她们自己的故事
的力量，但它也标志着我们去挑战、去改变那些给了男人
们托词以逃脱罪责的叙事的力量——让我们正视这一点吧
，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是真心实意地相信这种叙事的。我
们的目的当然不只是让有罪者得到惩罚，而且是要使他们
这类自我服务的叙事策略完全失去其说服力，甚至使他们
自己也无法这样被自己说服，这也是对未来来讲更为重要
的一点。
我希望可以一劳永逸地，最后一次说出这句话——“
她心里丝毫都没有暗暗渴望这件事，没有！”

眼光犀利且机智幽默，这个自封的“吵吵嚷嚷的
女人”证明了公共言说不再只掌握在男人的手中。愿
她拥有更多的力量。
——劳拉·加梅森，《金融时报》
来自一位热诚女性主义者的衷心呼喊，“敢于在
公共场合发言”的女性应真正被聆听，这一完全合情
合理的吁求提得对极了。
——《科克斯评论》
特别让人开眼……解释了“厌女症”的机制及它
为何如此富有活力。
——艾莉芙·夏法克
一份耀眼而有力的宣言。
——《纽约时报》
清晰，料足，颇具颠覆性且机智幽默。
——《旧金山纪事报》

我的演讲，将从接近西方文学传统源头之处开始。这里有史上首个被记录下来的，一个男人叫一个女人“闭嘴”、禁止她在公共场合发声的案例。我指的是大约三千年前的荷马史诗(《奥德赛》开篇那不朽的一幕。现在我们倾向于认为，《奥德赛》是讲述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在归家途中历经的奇遇和艰险的史诗故事，而这几十年里他的妻子佩涅罗珀忠贞地等待着他，并勉力抵御众多求婚者的进攻。然而，《奥德赛》同时也是奥德修斯与佩涅罗珀的儿子特拉马库斯的故事：关于他的成长，以及他如何在整首诗的时间跨度里日渐成熟，从男孩变成男人的故事。这一过程肇始于全书第一卷。此时佩涅罗珀走出她私人的起居之所，来到宫殿楼下的大厅里，发现一个吟游诗人正在为她的一大群求婚者表演，歌唱的内容是希腊英雄们归家之路上遇到的重重磨难。她对此感到不悦，就当着众人的面请诗人改唱一首更欢快的歌谣。就在这时，年轻的特拉马库斯开口了。“母亲，”他这样说道，“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去，纺纱织布才是你分内之事……讲话是男人的事情，所有男人中又以我为最，因为此刻的一家之主是我，我掌握着整个家庭的权力。”于是佩涅罗珀就离开大厅，回到了楼上。
特拉马库斯当时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男孩，却会喝令佩涅罗珀这样一个精明练达的中年妇女噤声，这一幕颇有些荒诞之感。但它恰如其分地显示了早在西方文化最初的书写证据出现之时，女性的声音就被排除在了公共领域之外。不仅如此，在荷马的叙事里，一个男人成长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学会掌控公共场合的言说，并阻止女性发声。特拉马库斯对词语的选择也同样说明问题。当他说“讲话”是“男人的事情”时，他用的词是muthos——我们今天更熟悉由这个希腊词发展而来的myth(“神话”)一词所具有的含义，但他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该词的。在荷马使用的希腊文中，它标志着权威性的、发生在公众领域里的言说，而非每个人——包括女人，或者说主要是女人——都能进行的那种闲谈。
让我最感兴趣的，是荷马史诗中这经典的“让女性闭嘴”的一幕，与我们当代文化和政治诸领域——从议会的前座(front bench)到工作车间——中某些使女性的声音无法被公众听到的方式之间的关系。刊载于往期((笨拙"(Punch)杂志上的一幅老漫画巧妙地戏仿了这种广为人知的对女性意见的漠视：“特里格斯小姐，你的建议棒极了。或许在座男士们中的哪位乐意将它提出来。”我想反思这件事，与即使在今天，许多的确发出了声音的女性所遭到的欺凌间的可能联系。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开发言支持在钞票上印上一个女性的头像，推特上的强奸和斩首威胁与特拉马库斯对佩涅罗珀的申斥，这三者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在这里的意图，就是要对女性声音与演说、辩论和评论的公共领域，即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从办公室中的委员会到议会大厅——之间文化上的尴尬关系，做一个历时性的审视，将其追溯到遥远的过往。我希望这一审视能够帮助我们不满足于仅仅做出“厌女症”这一简单的诊断，我们太容易因为懒惰就轻率地给事物贴上这个标签了事。当然，“厌女症”的确是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方式。(如果你上了一个电视讨论节目，回来就看到无数条把你的生殖器官比作各种腐烂发臭的蔬菜的推特，你将很难找到一个比“厌女症”更贴切的词来形容这种行为。)但是如果我们想去理解女性即使在没有被噤声的时候也仍然需要为发表言论付出高昂代价这一事实，并为其做点什么的话，我们需要认识到事情有其更复杂的一面，以及这种状况背后存在一个长长的故事。P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