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溶溶著的《这一年这一生》是一本富有生命活力、充满童心童趣、融汇人生智慧的书。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辑录了任老先生94岁这一年随手书写的多篇随笔；第二部分收录了十二位文化名人书写与任先生交往的美文。

任溶溶说
2016年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2017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说任溶溶
束沛德：可亲可敬的任溶溶老兄
秦文君：一辈子做美好的事
张朝杰：我和任溶溶
刘绪源：任溶溶的故事
陈丹燕：我认识任溶溶先生
韦泱：“老小孩”任溶溶
周锐：说说任溶溶
殷健灵：任溶溶眼睛里的世界
张弘：他的头脑里，没有“不高兴”
陈贤德：巧遇任溶溶
简平：我说任溶溶老先生
韩伍：文人美食

任溶溶著的《这一年这一生》是一位九十五岁的文学老人风趣和乐观的生命之书,一本富有生命活力、充满童心童趣、融汇人生智慧的书。全部采用进口纸张，装帧精美，值得珍藏。全书分为两个部分：靠前部分辑录了童书翻译泰斗任溶溶老先生在94岁这一年随手书写的多篇随笔，并由任荣炼先生配以手绘插图，整体风格风趣乐观，大道至简；第二部分收录十二位文化名人书写与任溶溶先生交往的美文，讲述任老所倡导的文学理念以及达观风趣的人格魅力对他们的深远影响。全书笔调朴拙，饱含赤子之心和生命的智慧，有温度，有真情。

二〇一六年夏天，上海最为炎热的一天，我去
华山医院探望任溶溶先生。那时，他已戴上了氧气
面罩，可他精神挺好。他悄悄地对我说：“我这个
人最怕打针了，可住在医院里却天天要打。”我同
情地问：“那怎么办呢？”他给我递过来一张纸，
我一看，那上面是他在一天里随时写下的笔记，既
生动又有趣。原来，他就是这样来面对病痛的。我
看后感动极了。在回去的路上，我心里生出了一个
愿望：要把任老写下的这些富有生命活力、充满童
心童趣、融汇人生智慧的随笔用某种方式发表出来
，与所有爱戴、喜欢他的人分享。
第二年夏天，我去济南讲课的时候，与我的师
长、好友刘海栖先生和明天出版社徐迪南女士见面
聊天，我忽然说起了我的那个愿望。他们一听，当
即叫好，正所谓一拍即合。后来，大家商定在二。
一八年出版这本书，作为向任溶溶先生九十五周岁
生日献上的一份贺礼，以此向这位将一生贡献给儿
童文学事业的泰斗致敬。二。一七年秋末，当捧着
鲜花的徐迪南按响任老家门铃的那一刻，这项美丽
的出版工作就正式开始了。
非常感谢任溶溶先生给予的信任和他美好的文
字；非常感谢任老家人的支持，尤其感谢任老小儿
子任荣炼先生为本书所付出的所有努力，他精心绘
制的插画惹人喜爱；非常感谢束沛德、秦文君、张
朝杰、韩伍、刘绪源、陈贤德、陈丹燕、韦泱、周
锐、殷健灵、张弘等先生和女士饱含真情的文章，
为本书增色；非常感谢明天出版社极其用心的编辑
和制作，没有这样的用心，这本书就不会除了精美
还有可以感触的温度。
对于我个人来说，能够如愿以偿，人生是多么
完美。
本书策划：简平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真不幸，我住进了最不想住的地方——医院。可是生了病，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旁边的病床上是一位九十八岁的老人，他虽然比我大五岁，可是身体比我好得多，有许多生活细节，他都能自理，特别是他的吃功令我十分佩服。他从不挑食，来什么吃什么，吃得精光。
每天早晨一顿早饭，一大钵厚厚的白粥，加一个白煮蛋，他吃得津津有味。我这个广东人却还是老规矩——“生怕吃白粥，死怕下地狱”，只能看着他吃白粥吃得有滋有味。至于中午晚上两顿饭，他更是吃得其乐融融。饭盒一到，他上来先就是五六大口白饭，然后开始吃菜，和我先吃菜，然后一口菜一口饭完全两样。
他说的方言很不容易懂，后来我问了一下才矢口道，他在抗战时是一位抗日老战士，在新四军领导下打日本鬼子，是兴化独立团的一位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事院校领导工作，是一位可敬的近百岁的老人，大名叫作谢嘉祥。
我这一辈子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我成为了一个文字改革工作者；第二件事，我成为了一个儿童文学工作者。
我读初中的时候，参加党领导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成为了一名热心的新文字工作者。我不但熟悉普通话的拉丁化新文字，因为我是广东人，又生活在讲江南话的上海，所以我还熟悉广州话拉丁化新文字和江南话拉丁化新文字。我空下来就探讨广州话拉丁化新文字和江南话拉丁化新文字。我以为当时宣传拉丁化新文字的目的，是要扫除文盲，提高老百姓的文化修养。可现在回过头看，这个工作没有做好，我想不出一本用广州话或江南话的拉丁化新文字写的书。香港也有新文字工作者协会，也许有这样的书，但是我没见过。那就更不要说向广州和上海的老百姓推广这两种拉丁化新文字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当时没有做好用新文字扫盲的工作，推广拉丁化新文字也只成为一个学术运动。不过也出现了像鲁迅先生的《门外文谈》这样的大作，到底是好事。我作为一个文字改革工作者，参加了这个运动，到学校甚至电台教授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也自学和探讨广州话和江南话的拉丁化新文字，热心地推广它们。我做这一个工作时用的名字是任以奇。我当过解放初期的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的秘书长，编过《新文字周刊》。
我这辈子做的第二个工作是儿童文学工作。抗战胜利后，我大学毕业，开始做翻译工作。有同学在儿童书局编《儿童故事》杂志，请我帮忙。我向他提供外国儿童文学作品，译个没完。解放后，新华书店出版儿童文学读物，我帮他们编“苏联儿童文艺丛刊”，还编译了《一年级小学生》《我们的工厂》等许多本书，也给时代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大刷大洗》《小哥儿俩》，给三联书店翻译了比安其《动物的故事》，给中华书局翻译了《脏老太婆的烦恼》《好医生》。我一下子成了翻译苏联儿童文学的专业工作者。什么马尔夏克呀，盖达尔呀，巴尔托呀，楚科夫斯基呀，我翻译的这些作家的作品一本又一本地出版。等到我翻译的《古丽雅的道路》出版，轰动全国，追求进步的年轻人都抢着看这本书，大家也就欢迎我翻译的作品了。我给少年儿童出版社翻译书用的名字是任溶溶。P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