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马歇尔·卢森堡博士发现了一种沟通方式，依照它来谈话和聆听，能使人们情意相通，和谐相处，这就是“非暴力沟通”。
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好人，也许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和“暴力”扯上关系，不过如果稍微留意一下现实生活中的谈话方式，并且用心体会各种谈话方式给我们的不同感受，我们一定会发现，有些话确实伤人。言语上的指责、嘲讽、否定、说教以及任意打断、拒不回应、随意出口的评价和结论给我们带来的情感和精神上的创伤，甚至比肉体的伤害更加令人痛苦。这些无心或有意的语言暴力让人与人变得冷漠、隔膜、敌视。
《非暴力沟通(珍藏版)(精)》叙述了非暴力沟通指导我们转变谈话和聆听的方式。我们不再条件反射地反应，而是去明了自己的观察、感受和愿望，有意识地使用语言，既诚实、清晰地表达自己，又尊重与倾听他人。我们在沟通过程中培育对彼此的尊重、关注与爱，使人和谐互助。在使用爱的语言的同时，我们也提高了自己爱的能力

译序
前言
第一章 让爱融入生活
第二章 是什么蒙蔽了爱？
第三章 区分观察和评论
第四章 体会和表达感受
第五章 感受的根源
第六章 请求帮助
第七章 用全身心倾听
第八章 倾听的力量
第九章 爱自己
第十章 充分表达愤怒
第十一章 运用强制力避免伤害
第十二章 重获生活的热情
第十三章 表达感激
后记
附录：非暴力沟通模式
编后记

阿伦·甘地（Amn Gandhl）
圣雄甘地非暴力学会创始人和主席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在南非度过了童年。作
为有色人种，生活在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并不
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在那里，肤色随时都可能给你
招来无情的刺激。十岁那年，白人打了我，他们认
为我太黑了：接着，黑人又打了我，他们认为我太
白了。这样的耻辱也许会让任何人想报复社会。
看到我处于悲愤之中，父母决定送我到印度和
祖父圣雄甘地（M.K.Gandhi）住一段时间。他们希
望我能从祖父那里学到如何面对愤怒、挫折、歧视
和耻辱。在接下来的18个月中，我学到的远远超出
期待。唯一的遗憾是，那时我还是个普通的孩子，
年仅十三岁。如果年纪大一些、聪明一些或更有思
想，那么，我就可以学到更多。然而，非暴力生活
的一个关键就是：感激生活的赐予，而不贪心。我
怎么可以忘记这一点呢？
和祖父在一起的日子里，我意识到什么是真正
的非暴力以及认识自身暴力的重要性。由于缺乏了
解，我们常常认识不到自身的暴力。我们认为，只
有打人、鞭挞、杀人以及战争等才算是暴力，而这
类事与我们无美。
为了加深我对暴力的认识，祖父让我画一棵树
，类似家族树，用以描述暴力的根源。他认为，认
识暴力，有助于理解非暴力。每天晚上，他和我一
起分析我一天中的经历——我的所读、所看、所做
。如果某个行为涉及使用武力，就把它归到暴力之
树“身体的暴力”那一边；如果主要造成精神伤害
，那就归到暴力之树“隐蔽的暴力”那一边。
几个月后，我房间的一面墙上就写满了各种“
隐蔽的暴力”。与“身体的暴力”相比，它们的危
害性不那么明显，但祖父认为它们更为有害。他解
释说，归根结底，是“隐蔽的暴力”激怒了受害者
，使他作出暴力的反抗——不管是以个人的名义，
还是以团体成员的名义。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我们
为促进和平所做的努力，要么徒劳无功，要么昙花
一现。不切断地狱之火的燃料供应，怎么可能成功
灭火呢？
祖父反复强调在交流中运用非暴力原则的重要
性。许多年来，通过著书和开设研讨班，卢森堡博
士倾力介绍非暴力沟通，作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
带着浓厚的兴趣，我阅读了本书。这本书的深度和
简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祖父曾提倡：“让梦想中的世界通过我们的转
变得以实现。”我相信，除非从我做起，我们的梦
想就不可能实现。不幸的是，我们总是希望别人先
开始改变。
非暴力不是今天用了、明天就可以抛弃的权宜
之计。非暴力也不是让你变得温顺或听话。非暴力
主张积极进取，而非消极无为。人们习惯于围绕个
人利益采取行动。在基于狭隘个人主义、物质至上
的当代社会，更是如此。视非暴力为权宜之计或对
他人的顺从，并无益于家庭、社区和国家的和谐。
在国家危急时刻，能否挥舞国旗聚集在一起，
并不重要；成为超级大国，拥有多次毁灭地球的能
力，不足以解决问题；通过军事力量，征服世界其
他地区，也于事无补——因为恐惧无法带来和平。
非暴力意味着让爱融入生活。让尊重、理解、
欣赏、感激、慈悲和友情，而非自私自利、贪婪、
憎恨、偏见、怀疑和敌意，来主导生活。人们常说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为了生存，我们必须
不择手段。这个观点，请恕我无法同意。
如果今天的世界是无情的，那是我们的生活方
式造成它的无情。我们的转变与世界的状态息息相
关。而改变沟通方式是自我转变的重要开端。我推
荐大家阅读这本书，并运用它介绍的沟通方法。我
深信，提升沟通品质有助于建设一个友爱的世界。

非暴力不是今天用了、明天就可以抛弃的权宜之计。马歇尔·卢森堡著的《非暴力沟通(珍藏版)(精)》讲述了非暴力也不是让你变得温顺或听话。非暴力主张积极进取，而非消极无为。人们习惯于围绕个人利益采取行动。在基于狭隘个人主义、物质至上的当代社会，更是如此。视非暴力为权宜之计或对他人的顺从，并无益于家庭、社区和国家的和谐。

我曾经问舅舅为什么他能那么体贴人。他很高
兴听到这个问题，想了想，然后回答说：“因为我
有很好的老师。”于是，我就问，“你的老师是些
什么人呢？”他接着说：“你外祖母就是我最好的
老师。你和她生活在一起时，她已经病得很重了，
所以你不太了解她过去的生活。不知道你母亲是否
告诉过你，在大萧条时期，有个裁缝师傅失去了工
作和房子，你外祖母请他一家四口搬过来和她一起
住了三年？”我知道这个事情。当母亲第一次提起
时，我十分惊讶，因为外祖母家的房子很小，她有
九个孩子，我无法想象她怎么安置裁缝一家！
朱利叶斯舅舅又提到了其他几件事情。我告诉
他，我在小时侯就听过这些故事了。接着，他问我
：“那你妈妈和你说过耶稣的故事吗？”
“谁？”
“耶稣。”
“没有，她没和我提起过。”
这个故事是舅舅在死前给我留下的珍贵礼物。
有一天，有个人来到外祖母家的后门讨要食物。这
是很平常的事情。虽然外祖母很穷，但邻居们都知
道，她会给每个乞讨的人食物。这位先生蓄着胡须
，头发杂乱蓬松，衣裳破旧，脖子上用绳子挂着一
个小树枝编成的十字架。外祖母请他到厨房吃东西
，在他吃饭的时候，她询问他的名字。
“我名叫耶稣。”他回答说。
“你姓什么呢？”
“我是主耶稣。”（外祖母的英语并不太好。
我的另一位舅舅伊西多尔后来告诉我，在他走进厨
房的时候，外祖母对他说“这是主先生”。）
接着，外祖母又问他住在哪里。
“我没有家。”
“哦，那你今晚准备住在哪里？天很冷。”
“我不知道。”
“那你愿意住在这里吗？”
他住了七年。
外祖母的话语总是那样地亲切。她并没有去想
这位先生的过去。如果她那样做，也许她会认为他
是个疯子并赶他走。恰恰相反，她想到的是人们的
感受和需要。如果他们饥饿，就给他们食物；如果
他们没有住处，就给他们提供睡觉的地方。
外祖母生来就是一个非暴力语言的使用者。她
喜欢跳舞，我妈妈记得她常说：“如果你还会跳舞
，你就不要行走。”所以，我用一首怀念外祖母的
歌来作为本书的结尾。

是什么使我们难以体会到心中的爱？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发现某些语言和表达方式的负面影响。它们虽然致力于满足某种愿望，却倾向于忽视人的感受和需要，以致彼此的疏远和伤害。这些语言和表达方式，我称为“异化的沟通方式”。
道德评判
道德评判是用道德标准来评判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那他就被看作是不道德的或邪恶的。例如：“你的毛病是你太自私了。”“他对人有成见。”“这是不恰当的。”批评、指责、辱骂、归类、比较以及评论等都是在评判人。
苏菲派诗人鲁米写道：“在道德与不道德的区分之外，有片田野。我将在那里见你。”然而，语言使我们陷于是非之中。它擅长将人分类，把人看作好人或坏人，正常或不正常，负责任或不负责任，聪明或愚蠢，等等。
我从小就学着以貌似客观的语言表达自己。一旦遇到不喜欢的人或不理解的事，就会想别人有什么不对。如果老师布置的作业我不想做，那他就“太过分了”。如果有人开车横；中到我前面，那他就是“混蛋”。同样的，要是达不到自己的期待，我也会觉得自己有毛病。我一心分析和确定错误的性质，而忽视自己和他人的需要。因此，如果女友想多一些体贴，那她就“太粘人了”。可是，如果我想多一些体贴，那她“冷漠得像个木头”。如果同事更关心细节，他就是“有强迫症”。反之，如果我更在乎细节，他就是“粗心大意”。
我相信，诸如此类的评论暗含着我们的价值观及需要。不幸的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主张，很可能会招来敌意，使我们的愿望更难得到满足。即使他们接受批评，作出让步，通常也不是心甘情愿的。如果他们出于恐惧或内疚来迎合我们，或迟或早，我们将会发现对方不再那么友好。当然，他们也付出了代价。屈服于外部或内部的压力，很可能使他们心怀怨恨，并厌恶自己。
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不要将价值判断与道德评判混为一谈。什么是可贵的品质，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例如，我们也许会欣赏诚实、自由以及和平的价值。价值判断反映了我们的信念——生命的需要怎样才能得到最好的满足。看到不符合我们价值观的行为，我们可能会说：“暴力是不好的。杀人者是邪恶的。”然而，如果我们从小就学习爱的语言，我们将会直接说出我们的价值观，而不会指责他人。此时，我们就会说：“对于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我很担心；我主张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冲突。”
语言与暴力的关系是科罗拉多大学心理学教授O.J.哈维（O.J.Harvey）的研究课题。他从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中随机节选了一些篇章，然后统计某些词语的使用频率。这些词语涉及道德评判。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类词语的使用频率越高，暴力事件就越频繁。在一些社会中，人们习惯于将人分为好人和坏人，并认为坏人应该受到惩罚。在另一些社会中，人们倾向于围绕人的需要来考虑问题。得知后一种社会的暴力现象远少于前一种社会，我一点都不吃惊。在美国，在孩子们最可能看电视的时间段，有75%的电视节目在播放主人公杀人或暴打对方。将暴力作为节目的“高潮”是很典型的现象。看电视的人看得津津有味，是因为这个社会告诉他们，坏人应该被惩罚。
暴力的根源在于人们忽视彼此的感受与需要，而将冲突归咎于对方——至少大部分暴力的根源都是如此，不论是语言、精神或身体的暴力，还是家庭、部落以及国家的暴力。冷战期间，我们看到了这种思维的危险性。美国领导人把前苏联看作是致力于摧毁美国生活方式的“邪恶帝国”；前苏联领导人将美国人看作是试图征服他们的“帝国主义压迫者”。双方都没有承认内心的恐惧。
进行比较
比较也是评判的一种形式。在《让自己过上悲惨生活》一书中，作者丹·格林伯格（Dan Greenberg）诙谐地揭示了比较对我们的影响。他建议读者，如果真的想过上悲惨生活，就去与他人做比较。他给初学者介绍了几个练习。第一个练习是，根据当代媒体的标准，展示完美男人或完美女人真人尺寸的全身照。他建议读者先量好自己的身体尺寸，然后与照片上的美女或帅哥的尺寸做比较，并用心体会差别。
这个练习实现了它的承诺：在比较时，我们开始觉得自己活得很惨。此时，我们的心情极为低落。可是，翻到下一页，我们发现，第一个练习仅是热身运动。既然形体美不是特别重要，格林伯格现在请我们比较要紧的事情：成就。他从电话簿中随机挑出几个人让读者进行比较。他声称他看到的第一个名字是大音乐家莫扎特。格林伯格列出莫扎特能说的语言以及他在少年时期的主要作品。他接着建议读者想想他们现在的成就，然后和莫扎特十二岁时的成就做比较，并用心体会差别。
读者即使不做上述练习，很可能也会认为比较蒙蔽了我们对人对己的爱意。（P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