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金雁著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第3版）》为我国著名思考型学者秦晖的成名之作，初版于1996年。
作者以八十年前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一次有关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对立问题的争论为契机，从分析旧中国“关中模式”入手，在掌握大量社会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西方社会学科学的分析方法，重新审视封建社会三要素（即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依附人格）在中国的社会表征，指出权贵与平民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进而对社会构成主体——农民（农民人格、农民心态、农民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纵观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成功与失败，深刻分析农民的“双重性”，揭示中国社会长期固守“农业文明”之根源；横向结合苏联集体农庄和美国式农业发展道路，对农民及农民社会进行共时态的逻辑分析，从源头上探寻农业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此次再版，尽管经历了二十几年的社会变革，但作者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分析与认识依旧令人信服：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还是农民社会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要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让农民“从田园诗式的农业文明中走出来，以发达的自由个性谱写出中国现代化的狂想曲”。

序言 “前近代”研究的当代意义
绪论 农民、农民学与农民社会的现代化
第一章 欲识庐山真面目
——什么是封建社会
一、“农民”(peasant)与封建社会
二、“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
三、从一场争论谈起
四、马克思的封建社会观怎样变成农民的封建社会观
第二章 羌笛声中杨柳怨
——旧关中小农社会分析
一、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
二、关于“关中无地主
三、关中无租佃
四、关中有封建
第三章 问渠哪得浑如许
——“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与宗法农民研究中的理性重构
一、民国中前期的关中模式
二、清初以来的关中模式
三、长畛、土地流通及其他
四、“自然经济的经营地主”与“过密化”问题
五、关中模式的若干背景
六、关中模式的经验意义与逻辑意义
第四章 束缚与保护的协奏曲
——封建关系的三要素
一、自然经济与“命令经济”
二、宗法共同体的“公”与“私
三、人身依附关系：强制的与“自愿”的不自由
四、束缚与“保护”：一张恢恢天网
第五章 “朱门”之外有平均，“冻死骨”中无分化
——宗法时代的社会分层
一、等级分化与阶级分化
二、宗法小农的分化与“恰亚诺夫循环”
三、宗法式社会的分化模式及其定量分析
第六章 “自由封建主义”质疑
——中国封建社会特点问题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商业资本主义”与“自由封建主义”
二、家一国一体的宗法共同体与“私有财产
三、“伪商品经济”与租佃制
四、封建共同体的三种形式
五、“抑兼并”——仅仅是一种“欺骗”吗
第七章 农民的塞文与农民的万代
——农民在封建社会中的位置
一、农民的“两重性”质疑
二、挣脱束缚的私有者——农民的革命性
三、渴求“保护”的共同体成员——农民的保守性
四、宗法农民的“阶层”——亚等级分析
五、既是动力，又是对象——农民与民主革命
第八章 “难对付的阶级”及其心态
——宗法农民文化的社会整合
一、“东方型嫉妒”及其他
二、阿Q的劣根性是赵太爷教育出来的吗
三、“都市里的村庄
四、农民文化与“有文化的农民
第九章 “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
——“具体农民”与“抽象农民”的二重价值系统
一、宗法农民社会价值取向的二重性
二、“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
三、“农民民主主义”与近代民主制度的不同价值论基础
第十章 人性的萎缩与人情的膨胀
——农民文化的伦理观探析
一、人性与人情
二、“贫农的性自由”与礼教的性禁锢
三、“人情同心圆”与农民社会的信息传播模式
四、“家族凝聚力”之谜
五、“人情同心圆”的消解与亲缘组织的“现代化”
第十一章 非理性种种
——农民思维方式探析
一、中国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吗
二、“理性的小农”与农民的非理性
三、宗法农民非理性的各种类型
第十二章 农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一、古典小农与古典文明
二、“五月花精神”与“美国式道路”
三、广义民主革命与农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
四、严重的教训
五、世界“后现代化”时代的农民改造问题与
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两种前途
结束语 从田园诗到狂想曲
附录 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土地关系：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商榷
参考文献

我们的这本书1996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初版，
2010年语文出版社再版，现在又已脱销，经朋友催
促如今又出了第三版，为此首先要向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的朋友们致谢。
一本二十多年前的书能够出三版，与其说是我
们的水平有多高，不如说是书中所谈的问题仍然受
关注。二十多年前初版时，笔者曾在丛书的序中提
到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80％，如今，中国的城市“
常住人口”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半数，这无疑是改
革开放时代中国最大的进步。但是，城市“常住人
口”的比率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城市化”的程度，
后者归根结底是要体现为社会的市民（citizen，又
译“公民”）化的。新西兰以现代农牧业为经济支
柱，但没人说她尚未“市民化”，而几乎全部人口
都住在城里的沙特阿拉伯却不是一个市民化国家，
就是这个道理。
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引发的讨论如今也仍在继
续。在2010年版的序言中，笔者简略评述了初版以
来遇到的一些商榷。其实此前的2006年，笔者曾有
一文对有关问题发表了比较系统的看法，此次再版
将其收为附录，继续求教于方家。
秦晖
2018年4月26日

秦晖、金雁著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第3版）》是中国农民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研究农民学不得不看的力作。现今“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可以从书中找到某些答案。此次修订，增加了第三版序言，以及附录“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土地关系：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商榷”。

三、从一场争论谈起
1938年1月的一个冬夜，延安的一个窑洞彻夜灯火长明，农民出身而成为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毛泽东，与来访的“乡村改革派”代表人物、城里人出身而服膺传统文化、并以代农民立言而自命的梁漱溟，进行了一次很有意义的通宵争论。论题是从梁漱溟所著《乡村建设理论》开始的。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社会贫富分化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阶级对立因而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无所谓封建社会，也不需要发动革命，只需要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就行了。毛泽东不同意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农村存在着尖锐而不可调和的阶级分化与阶级对立，无疑是封建社会，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改良是无济于事的。两人相持不下，最后毛泽东对梁漱溟说：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且听下回分解吧。
11年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胜利，梁漱溟也心悦诚服，承认他的主张行不通，看来这场争论终于有了结论。然而又是几十年风风雨雨过去，今天当我们回顾这场争论时，不免又有了些新的联想：
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阶级分化严重，因此是封建社会；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阶级分化不明显，因此不是封建社会。他们的观点针锋相对，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现实的考察也大相径庭。然而仔细分析便不难发现，他们两人在一个基本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封建社会应该是个贫富阶级分化、对立很鲜明、很强烈、很固定的社会，而革命（如果需要的话）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阶级分化问题，解决了，反封建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可以想见，这种看法绝不只是他们个人所独有。对贫富不均深恶痛绝并把它视为最大的社会弊病（如果有“封建社会”那么个可恶的东西，其可恶之处当然也全在于此），实在是中国人、中国农民与代他们立言的文化精英们源远流长的传统观点。无怪乎几十年来，我们虽然也认为“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但绝大多数人都把它看作是“彻底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而予以高度评价。
有趣的是，毛泽东与梁漱溟在争论中同引西方社会作参照。前者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虽各有特点而本质并无不同，后者则相反，认为中国社会根本不同于阶级对立的西方社会。这里我们先不去评价两人的是非，但值得玩味的是，身处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导师们对封建社会的认识，却明显不同于毛泽东与梁漱溟在争论中表达的上述基本共识。他们当然不否认西方中世纪领主与农奴的对立以及由此而来的黑暗，然而他们恰恰认为封建社会的特点就在于：在那里建立在财产关系基础上的阶级对立（而不是建立在统治与服从关系基础上的等级对立）是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的。《共产党宣言》认为，只是到了资产阶级时代，才“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而在此以前的中世纪则充满了“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充满了“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列宁也曾指出，封建时代“占绝对优势的还是宗法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特点”，即“商品经济极不发达，阶级分化还极不明显”。这里所讲的封建社会的特点，恰恰是梁漱溟用以证明中国农村并非封建社会的那些特点。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自然与梁漱溟不同，他深知农村宗法关系的封建性质。他提出的中国农民身上“四大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论点，他在井冈山时期对“一姓一支部，支部会议就像家族会议”之类现象的批评，以及他在“文革”中拿宣扬宗法伦理的孔孟之道开刀，都反映了这一点。但他仅仅是从宗法关系为贪婪的私有者所利用（而不是为共同体所利用）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他反对“君子治野人”的孔孟之道，并代之以“野人治君子”，却不反对、并且实际上提倡“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孔孟之道，乃至居然把“批孔”运动纳入了反对商品经济与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轨道，似乎孔子的罪恶就在于他不像法家那样主张以“专政”手段来“抑商”。显然，他对封建关系与宗法关系本质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完全不同。
产生于西方发达商品经济的市民社会土壤中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为穷苦阶层呐喊的正义旗帜。但它首先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成分，但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从贪婪的坏人剥削了勤劳的好人这样一种抽象的道德立场来看待阶级关系，而是把阶级关系纳入人的历史，即人的个性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解释他们的历史观时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的过程，在这种历史观看来，“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仅是逻辑的差别，而且是历史的事实”。而这种历史观的价值理想则是“个人向完成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P5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