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六〇后，南京人，现供职于南京大学文学院。著有《张爱玲传》《事迹与心迹》《字里行间》《提前怀旧》等。

长长短短的文章放在一处，成为一本书了，当然就应
该有个书名。书名，有“意在笔先”的，也有事后“追认
”的，无论如何，总要有个说法。我这“破题”却很难做
：这里的文章都与现当代文学有关，是由读相关书籍而引
来的对于现当代文坛的一些人一事、现象的思考和零星的
感想，虽然大体上也有个范围，却很难说有什么主题上的
同一性。拟了几个题目，总觉不得要领，不得已，索性就
用其中一篇的标题做了书名。以篇名做书名，通常总是因
此篇在书中占有特殊位置，或为得意之笔，或者能够笼罩
全书，提示基本线索或暗示作者的立场态度。“事迹与心
迹”与这几种情形都不相干，挑它做书名，其理由是最不
成其为理由的：将书中各篇的标题放到一处，比较起来，
只几篇似还煞有介事，看去像个书名——“事迹与心迹”
是其中之一。
原先是想用“雅俗之间”做书名的，“后记”都写好
了，还转弯抹角“捏造”了些“说法”：“‘雅俗之间’
这名目本身也容易产生歧义——似乎是谈论严肃文学与通
俗文学的某个中间地带，又或谈论雅俗间的融合、渗透之
类。其实那篇短文本身只是对一桩小小文学公案并无结果
的考索，见出的倒是新文学作家与通俗作家之间的壁垒分
明。若要就作为书名的‘雅俗之间’再勉为其难地‘追认
’一番，则只好说那字面里有‘雅’、‘俗’二字，而集
在这里的文章有涉及严肃文学者，亦有涉及通俗文学者，
虽然篇幅上实在不成比例。此外，这里的文章大体应算是
随笔一路的，比起旁征博引、峨冠博带的严谨论文，多几
分随意，似近于‘俗’；然议论者多为书人书事，毗邻专
业的领域，旨趣时或严肃正经，似也同‘雅’沾着边，倒
像是在‘之间’了。——如此生硬、牵强地‘追认’，实
有没话找话的嫌疑，好在书名毕竟也只是个名目而已，就
以此自解自慰吧。”但后来想想，还是选“事迹与心迹”
做书名更合适。一则“雅俗之间”仍显得正经，容易被误
认为理论著述之类，见不出本书的性质和文体特征；二则
书中谈论的多是旧人旧事，也多是对“事”与“心”两面
均有所涉，故就内容而言，用“事迹与心迹”比“雅俗之
间”涵盖面大些，似乎也更说得通。
“事迹”，《现代汉语词典》里给的解释是“个人或
集体做过的比较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这里所言之“事
”是否算得上重要，要之总是一些可考的事实吧。由这方
面的内容，原也想到过“现代文坛散记”一类的题目，但
印象中这类书名总是与掌故、考证相联系，我很喜欢读这
一类的书，可惜读书太少，腹笥不广，做不出这一类的文
章，又太喜欢从“事迹”中生发出议论，用类似的书名，
实有鱼目混珠之嫌。另一方面，“事迹”的后面是“心迹
”，言人言事，我总忍不住往这上面妄加猜测。《辞海》
“心迹”一条日“犹言存心，心志”，对于我，该词的意
思要朦胧得多，“心意”“心思”“心事”“心理”“心
境”“心绪”，又或“心路历程”之类，统统搅在里面，
不大分得清，但我却含混地喜欢这个词的味道，有时候也
望文生义地径直解作“心”留下的痕迹，可察知的意识活
动，这个“心”在不少情况下是复数的。
不论对“事迹”还是“心迹”，我皆怀有浓厚的兴趣
。书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关于现代文坛的种种，不知为何，
那个年代一直令我神往。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对“事迹
”与“心迹”的探寻也是对那个时代的遥想，所以多多少
少，也有些个人的“心迹”混在里面。要说这里也有什么
学术上的企图，则是想摸摸文学史的边边角角，一些边缘
的东西，借个别的“事迹”与“心迹”去多角度地感知作
家作品和那段历史，并引发一些多少带有普遍意义的思考
，后者也是书中“升华”出诸多议论的原因。
但是考索“事迹”不易，辨明“心迹”犹难，特别是
对一些复杂的作家，一些复杂的问题，议论起来，要真正
切于事，当于心，谈何容易？然这却是我希望努力做到的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997年6月于南京西大影壁

鲁迅与广告
鲁迅的书账
“同路人”茅盾
茅盾小说中的性描写
茅盾与莫泊桑
《十八春》的雅与俗
张爱玲与林语堂
“白话邪宗”
姚颖与《京话》
徐讦与他的现代鬼故事
“诗人”邵洵美
《续结婚十年》“索隐”
石挥的小说
林语堂的“加、减、乘、除”
“妾身末分明”
《大地》风波
西南联大·大观园．鹿桥
《未央歌》与古典小说的文人传统
初期白话文
传记文学的两途
序跋之类
从“新格拉布街”想到“亭子间”
“三底门答尔”
劳动者的形象
记忆的修正
没“戏”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
同人杂志
几则书刊广告
作家与出版家
不完整的书
社会小说的“作法”
尊卑有序
通俗作家的自卑心态
雅俗之间
旧武侠·新武侠·超新武侠
后记

很久以前在《文汇月刊》上读到过丁玲一篇回忆瞿秋白的文章，文章写到瞿与她的好友王剑虹之间的恋爱，上海大学的情形，激进青年生话的种种，依稀传递出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革命罗曼蒂克的氛围。其中也提到了茅盾，虽只是顺笔带到，三言两语，我却至今还有些记得。其时茅盾在上海大学教中国文学，瞿秋白则是社会学系的主任，丁玲记述她做学生时对二位印象，大意谓瞿秋白风趣平易，与青年学生融洽无间；茅盾相较之下则显得矜持，师生之界是有的，说望之俨然也许稍过，总之是更像学者、教授吧。这恐怕很可以代表一般激进文学青年心目中茅盾的形象。并非是个人性情的品鉴（时代青年很少有这样的余裕），其中实在隐含着某种政治的评判和与此相关的情感态度。
须知学者、教授在社会上或许是受尊敬的人物，在革命青年的心目中则多少是感到隔膜的。如果说“五四”时期，作为代表“前进知识阶级”的群体，他们为青年所崇仰的话，那么到大革命时代，教授、学者、名人而要能获得革命青年的衷心拥戴，前提倒是在多大程度上不像学者、教授或名流。教授、学者体面的社会身份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秩序的某种联系，其本身似乎就与“革命者”的概念有着不小的距离（照理说作家也属所谓“知识阶级”，应该一律看待，但或许因为其主体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激进青年，故而作为群体，好像是被另当别论的）。即使倾向革命，教授、学者这些字眼所暗示的稳健、矜持、距离感、个人主义等，也妨碍他们无保留地献身革命。而在患着“小资产阶级狂热病”的激进青年那里，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应是绝对无距离、无保留的。丁玲对茅盾的印象中，有意无意间正包含了这层意思，虽然茅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者，而是富于学者气质的作家。大革命失败后，茅盾一度消沉，与中共组织也失去联系，30年代他虽参加左联的工作，并且还是左翼文坛的头面人物，但事实上只被视为同路人。而在这之前，无须什么组织意见，在以革命主人公自居的青年那里，他无形中恐怕就一直被当作同路人看待。
做学生的丁玲不知道，那时的茅盾其实是货真价实的革命者，是中共党员。即使知道了，也不见得会全然改变印象，因为他还是有别于那些职业革命家。而在职业革命家眼中，茅盾这样的党员可能只被看作组织的外围，或者也可以称作党内民主人士吧？近读郑超麟《怀旧集》，其中《回忆沈雁冰》一文谈到对茅盾的印象，很有意思，或者也代表了党内（尤其是职业革命家）对茅盾这一类人的看法。
郑超麟是早期共产党人，在法国留学期间加入“少年共产党”（即后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在中央机关从事宣传工作，曾做过瞿秋白的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加入“托派”组织。在法国时，曾琦拉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给他看该组织的会员录，他回忆道：“我发现其中有许多在‘新思潮’杂志（当是《新青年》之误）上写文章，如李大钊、恽代英、田汉、易家钺、王先祈、毛泽东等。出乎意外地，我发现其中也有沈雁冰……我想，原来沈雁冰也是属于‘新思潮’方面的，与那些在《东方杂志》上写文章的名人不是一类。”所以感到意外，当是在《东方杂志》上屡见沈雁冰的文章，《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所办，其不革命自不待言，这上面的名人在他想来与革命者总是两路的。这时的郑超麟尚未入党，应属激进青年，他的诧异感与丁玲对茅盾的最初印象，二者背后的意识，实有相通之处。
郑回国到中央机关工作后，与沈雁冰有较多直接接触。渐渐知道沈雁冰是很早的党员，有了党的组织就加入了。郑是回国以后入党的，所以论资格，沈雁冰比他老得多。但这并不妨碍他怀有成见，甚或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感。文章提到五卅运动中出现的两份杂志，《公理日报》是商务印书馆老板出钱让职工办的，照郑的推断，商务印书馆此举“一来为了表示爱国，二来是为了避免闹工潮”。故不敢畅所欲言乃意料中事。郑振铎是该报主编，沈雁冰无疑也参与其事。瞿秋白以为根本没有所谓“公理”可言，对该报极不满（可能多少也含有对沈的不满），遂创办《热血日报》。有意思的是郑对此事的议论：他承认《公理日报》因其性质所限，沈雁冰作为编辑之一不能扭转局势，“但即使他是主编，《公理日报》也未必能像《热血日报》那样冲锋陷阵。我想，即使把《热血日报》交给沈雁冰主编，他也做不出瞿秋白这个成绩”。言下之意，自然是说沈四平八稳，不够坚定大胆，不够旗帜鲜明。
P7-9

《事迹与心迹》是一部关于我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散文随笔集，是余斌教授由阅读相关书籍而引发的对于现代文坛的一些人、事、现象的思考和零星感受。全书三十余篇文章，涉及的人物既有如鲁迅、茅盾、林语堂、张爱玲等大作家，也有姚颖、石挥等并不为当代大众所熟知的作者，看似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边缘的探寻，实际是在这些有趣的人事之中，多角度地感知作家、作品和中国现代社会，从而引发带有普遍意义的思考。

《事迹与心迹》是作者余斌的一本随笔集，是由阅读相关书籍而生引来的对于现代文坛的一些人、事、现象的思考和零星感受。话题涉及的人物如鲁迅、矛盾、邵洵美、林语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