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虽然只是历史长河中一朵朵微小的浪花，但它却是情感的结晶、人格的写照，同时也是时代的见证、文化的果实。刘筱荣著的《最美的友谊(第2版)》选取中国历代50个感人的友谊故事，从高山流水遇知音、管鲍之交、刎颈之交、将相和，一直写到李杜、元白、鲁迅瞿秋白、胡适陈独秀等。故事的主人公多数是社会精英，也有平民百姓，他们对于友情的珍视、对于承诺的坚守、对于理想的追寻，至今仍然放射出灿烂的光芒。他们用自己感人肺腑的言行，为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风度、中国人的气节、中国人的格调，做了再好不过的诠释。

高山流水
羊左之交
管鲍之交
一诺千金
亦师亦友
刎颈之交
莫逆之交
壮士背后
患难情真
杵臼之交
君子一党
桃园结义
总角之交
友谊退兵
畏友可敬
乱世伤逝
雅集兰亭
访戴不遇
铮铮铁骨
高僧大帝
天涯比邻
沧海余生
日月相会
元白之缘
相看不厌
共忧苍生
大贤之间
同享禅趣
鹅湖之会
睿智帝师
一帘珠秀
气贯云石
四大才子
真理之光
前仆后继
骄龙如是
大师之盟
飘零一杯
古枣树下
趣友如砚
扬州二怪
豁达多友
肝胆昆仑
巾帼情深
壮志凌云
文化领秀
得一足矣
淡定之爱
悲悯情怀
飞鸿举石
铁肩道义
英伦之约
文人相惜
陋室之暖
磊落君子
名士风仪
戏剧双璧
一面千年
科苑佳话
甘为人梯

赵焰
一直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时间上说
，是在明朝之前的。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
是清明理性的孔孟之道。崇尚自然、游离社会的道
学，作为主流思想的补充，与儒学一起“相辅相成
”、“一阴一阳”，使得社会主流思想具有强大活
力。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的源头，无论是周公
、老子、孔子，还是后来的诸子百家，比如说孟子
、荀子、庄子、韩非子、墨子等等，都对人生保持
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度，保持孔子学说实践理性的
基本精神，即对待人生、社会的积极进取精神：服
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
的思维模式；善于协调，讲究秩序，在人伦日用中
保持满足和平衡的生活习惯……中国文化的源头如
此，决定了汉民族的心理结构和精神走向，包括汉
民族理想追求、文化风格以及审美倾向。
中国文化在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高
蹈的士大夫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于：遵从天地人
伦之间的道德，有高远的理想，讲究人格的修炼，
反对人生世俗化，鄙视犬儒的人格特征。比如说孔
子，从他的言语来看，更像是倡导一种人生价值观
，追求人生的美学意义。又比如说庄子，他的学说
，不像是哲学，更像是一种生活美学：道是无情却
有情，看似说了很多超脱、冷酷的话，实际上透露
出对于生命、本真的眷恋和爱护，要求对整体人生
采取审美观照态度，不计功利是非，忘乎物我、主
客、人己，以达到安详和宁静，让自我与整个宇宙
合为一体。这种贯穿着士大夫精神的人生价值观，
让人忘怀得失摆脱利害，超越种种庸俗无聊的现实
计较和生活束缚，或高举远慕，或怡然自适，或回
归自然，在前进和后退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生命的
意趣。这就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
艺术清洁精神。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经说：“在艺
术上，他们(中国人)追求精美，在生活上，他们追
求情理。”这是说到关键了。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就是如此，一方面高旷而幽
远，另一方面也连着“地气”，是自发的浪漫主义
和自发的经典主义的结合。道家是中国人思想的浪
漫派，儒家是思想的经典派。当东汉年问佛教传入
之后，这种以出世和解脱为目的的宗教体系遭到了
儒学和道教的抵抗，从而消解了印度佛教中很多寡
凉的成分。经过“中庸之道”的过滤，其中极端的
成分得到了淡化，避免了理论或实践上的过火行为
。也因此，一种中国特色的佛教观产生了，佛教在
中国更多变身为“生活禅”，变成一种热爱生活创
造人生的方式。中国人一方面避免了极端的“出世
”之路，另一方面，由于心灵的滋养、美智的开发
，使得东汉魏晋，包括后来的南北朝、隋唐、五代
十国以及唐宋元产生了很多高妙的艺术，“艺术人
生”的观念也随之如植物一样葳蕤生长。可以说，
这些朝代，是中国最具审美价值、最开人们心智、
也最出艺术珍品的年代。也因此，很多艺术种类都
在这个阶段达到了高峰，比如说唐诗、宋词、元曲
、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等，它们洋溢着一种
高蹈的精神追求，境界高远，洁净空旷，如清风明
月，如古松苍翠。从审美上看，由于存有或明或暗
的观照，存有人格与事物的交融，主题得到了提升
，感悟与生命同在，境界与天地相齐，一种深远的
“禅意”油然而生……从总体境界上来看，这一阶
段的各类艺术形式，达到了各自的高峰。它们是最
能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
中国的艺术精神到了明清之后，有低矮化的倾
向。明清以后，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专制制度进
一步严酷；加上统治者出身和教育的局限，以及愚
民政策的目的，整体文化和审美呈低俗化的倾向，
社会和人生的自由度越来越窄，艺术的想象空间越
来越逼仄，艺术作品的精神高度下降。随着“程朱
理学”和科举制度的推行，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被扼制，审美弱化，艺术更趋“侏儒化”、“弱智
化”。大众普罗的喜好抬头，刚正不阿的风骨软化
，崇尚自由、自然、提升的审美精神也在丧失。不
过尽管如此，在明清时代的中晚期，那种崇尚自然
、物我两忘的高贵精神仍时有抬头，一批有着真正
艺术精神的独立艺术作品或有出现。尽管如此，士
大夫精神已不是艺术美和生活美的主旋律，它只是
一种空谷幽兰的生命绝响。
近现代之后，由于社会动荡，战乱连连，再加
上西方现代化所导致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渗入
，中国的文学艺术遭到了进一步摧残，传统的艺术
精神更进一步沉沦。艺术的政治化倾向、实用主义
倾向和世俗主义倾向抬头，这直接导致了真正的艺
术精神缺失，艺术的品位下降，高蹈精神向世俗俯
首，自然和自由变身为功利和实用，士大夫精神更
是变身为犬儒主义。中国近现代上百年的屈辱和战
乱，更使得中国自古以来高洁的审美观变得扭曲和
肤浅：黄钟大吕变成田野俚语，布衣青衫变成了披
红挂绿，古琴琵琶变成了锣鼓鞭炮，洁身自好变成
了争相取宠，安详宁静变成喧哗骚动，幽默风趣变
成庸俗不堪……如果说是与非，美与丑是人类最基
本标准的话，那么，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基本标
准都在丧失，很多人已分辨不了是与非，也分辨不
了美与丑。“文革”时期八个脸谱化的样板戏在左
右着中国人的全部精神生活，而到现在，似乎是一
场“群魔乱舞”的电视春节晚会代表着最高艺术水
准。这样的现象，又何尝不令人扼腕叹息！
如果说中国当代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的话，那
么，以我的理解，当代教育最大的失败，甚至不是
传统丢失、精神扭曲以及弱智低能，而是在美育上
的缺失。这一点，只要观察我们周围的人们，就可
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对
于生活没有感觉，对于美丑没有鉴别的人。他们所
拥有的，只是功利，只是物质，只是金钱，只是对
美丑的弱智的鉴别和判断。这些人不仅仅是一些教
育低下的人，甚至，一些貌似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
是这样——他们虽然拥有很高的学历，有很好的教
育背景，但在美丑的辨别力，以及对于艺术、心灵
的觉察力、感悟力和理解力上，同样表现得能力低
下、缺乏常识。这样的现象，实际上是我们多年以
来的教育缺乏美育，缺乏精神导向的结果。一个人
的审美，是与道德和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审美的缺
失，实际上也是道德和智慧的缺失。一个对美缺乏
判断力的人，很容易在人生中缺乏动力和方向，也
很容易被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极端主义、工业
主义所奴役，成为过度现代化的牺牲品。在很多时
候，这种人不可能是一个丰富的生命，只是一架精
神匮乏的机器。
现在，这一套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精心组织
的“最美中国丛书”，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
一些“寻根”和美育上的缺失。该丛书旨在“重建
中国优美形象，重构华夏诗意生活”，通过对古代
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风景民俗、器物发明
等的重新梳理，重新发现中国特有的美，倾情向世
人推介这种美，以期真正的美得到传承。这套书知
识精准，图文并茂，力求童趣与大美的融合，悦目
和感人的统一。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来说，这一
套书，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起码它可以让人知
道，什么是中国的最美，什么是中国真正的美。继
第一辑十本书受到业界、读者的广泛好评之后，合
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又趁势推出第二辑“物华灼灼”
和第三辑“文质彬彬”，加在一起又有20本，这两
辑丛书在第一辑相对比较宏大叙事的基础上，着力
聚焦中华文化的细节之美，视角更为开阔，叙述更
为细腻。无疑是值得期待的。
上个世纪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提
出过著名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五育”为：
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
观教育、美感教育。其中，美感教育尤其有特色，
蔡先生还以“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闻名于世。在
蔡元培看来，美育是宗教的初级阶段，对于没有宗
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美育教育是一种基础，并且
相对宗教，美育更安全，更普及，也更为人接受。
通过美育，可以培育出道德是非的基础，培育出向
上的力量。虽然蔡元培的这一观点引起过一番争论
，但对于一个人来说，有美的熏陶，有对于美丑的
正确判断，怎么都不能说是一件坏事。并且，美与
是非，与善恶，与道德，与人类的心灵，与这个世
界的根本，是联系在一起的。以对美的判断和感知
为出发点，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
国人曾经的艺术生活，了解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
从而进一步了解世界，了解世界的规律，与身边的
一切做到和谐相处，都是大有好处的。
也许，这套书的意义就在于此。

“最美中国丛书”第三辑主题为“文质彬彬”，汇集了安徽最棒的作家，以最纯粹的心灵，最优美的文字，来展现最美的中国，聚焦中国的人文之美和艺术之美。
刘筱荣著的《最美的友谊》选取中国历史上60个感人的友谊故事，从高山流水遇知音、管鲍之交、刎颈之交、将相和，一直写到李杜、元白、鲁迅瞿秋白、胡适陈独秀……

管鲍之交
与“羊左之交”相并列的是“管鲍之交”，如果说羊左之交是在一种悲情氛围中体现了高风亮节，那么管鲍之交则是在一种通达圆融的境界中展示了一种人生智慧。
“管鲍”，是指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和鲍叔牙，他们俩是好朋友。管仲比较穷，鲍叔牙比较富有，但是他们之间彼此了解、相互信任。管仲和鲍叔牙早年合伙做生意，管仲出很少的本钱，分红的时候却拿很多钱。鲍叔牙毫不计较，他知道管仲的家庭负担大，还问管仲：“这些钱够不够？”有好几次，管仲帮鲍叔牙出主意办事，反而把事情办砸了，鲍叔牙也不生气，还安慰管仲，说：“事情办不成，不是因为你的主意不好，而是因为时机不对，你别介意。”管仲曾经做了三次官，但是每次都被罢免，鲍叔牙认为不是管仲没有才能，而是因为管仲没有碰到赏识他的人。管仲参军作战，临阵却逃跑了，鲍叔牙也没有嘲笑管仲怕死，他知道管仲是因为牵挂家里年老的母亲。
后来，管仲和鲍叔牙都从政了。当时齐国朝政很乱，公子们为了避祸，纷纷逃到别的国家等待机会。管仲辅佐在鲁国居住的公子纠，而鲍叔牙则在莒国侍奉另一个齐国公子小白。不久，齐国发生暴乱，国君被杀死，国家没有了君主。公子纠和小白听到消息，急忙动身往齐国赶，想抢夺君位。两支队伍正好在路上相遇，管仲为了让纠当上国君，就向小白射了一箭，谁知正好射到小白腰带上的挂钩，没有伤到小白。后来，小白当上了齐侯，历史上称为“齐桓公”。
齐桓公一当上国君，就让鲁国把公子纠杀死，把管仲囚禁起来。齐桓公想让鲍叔牙当上卿，帮助他治理国家。鲍叔牙却认为自己没有当上卿的能力。他大力举荐被囚禁在鲁国的管仲。鲍叔牙说：“治理国家，我不如管仲。管仲宽厚仁慈，忠实诚信，能制定规范的国家制度，还善于指挥军队。这都是我不具备的，所以陛下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只能请管仲当上卿。”齐桓公不同意，他说：“管仲当初射我一箭，差点把我害死，我不杀他就算好了，怎么还能让他当上卿？”鲍叔牙马上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是不记仇的。更何况当时管仲是为公子纠效命。一个人能忠心为主人办事，也一定能忠心地为君王效力。陛下如果想称霸天下，没有管仲就不能成功。您一定要任用他。”齐桓公终于被鲍叔牙说服了，把管仲接回齐国。
管仲回到齐国，当了上卿，而鲍叔牙却甘心做管仲的助手。在管仲和鲍叔牙的合力治理下，齐国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齐桓公成为诸侯王中的霸主。
鲍叔牙死后，管仲在他的墓前大哭不止，想起鲍叔牙对他的理解和支持，他感叹说：“当初，我辅佐的公子纠失败了，别的大臣都以死誓忠，我却甘愿被囚困，鲍叔牙没有耻笑我没有气节，他知道我是为了图谋大业而不在乎一时之间的名声。生养我的是父母，但是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啊！”
鲍叔牙不只是“让利”，更是“让贤”。让共同的政治理想通过挚友的努力而实现，而自己情愿做一个默默的关注者和支持者，应该说，被成全的管仲有机会施展抱负，自然很幸福，而成全朋友的鲍叔牙，其幸福感还超过了管仲。
管仲和鲍叔牙之间深厚的友情，已成为中国代代流传的佳话。在中国，人们常常用“管鲍之交”，来形容自己与好朋友之间亲密无问、彼此信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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