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1910年1月27日-1999年2月11日)，原名肖秉乾、萧炳乾。北京八旗蒙古人。中国现代记者、文学家、翻译家。先后就读于北京辅仁大学、燕京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
1931年到1935年间，萧乾和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等人编译了《中国简报》、《活的中国》等刊物和文学集。1935年他进入《大公报》当记者。1939年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是二战时期整个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战地记者。还曾采访报道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审判纳粹战犯等重大事件。
1949年后，主要从事文学翻译工作。1995年出版了《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次大战》，译作《尤利西斯》获第二届外国文学图书一等奖。

巴金印象——“人生只能是给予，而决不能是攫取！
”
一、“黄金般的心”
1954年夏季的一天，乾打电话到出版社编辑部，要我
中午务必赶到东安市场一家餐馆去吃饭，说他的一位挚友
刚从上海来，非常想见到我。他没再多说什么就挂上了。
快下班时落起雨来。我就冒着瓢泼大雨赶到那家餐馆
。一个大圆桌围坐得满满的，他们给我留了个位子。已经
上了凉盘和饮料，大家显然在等我到了才开席。一位满头
乌发、戴着一副近视镜、目光慈祥而敏锐的中年人站起来
，热情地向我伸出手，用四川口音说：“欢迎，欢迎！”
乾就把我介绍给他，说：“洁若，这是巴金。”——那时
，座中通称他为老巴。这就是我第一次会到巴金。
我是1952年结识乾的。他曾对我说：“我是朋友堆里
滚大的。”但他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些朋
友地位变了，自自然然地就疏远了；偶尔见到，也带理儿
不理儿的。唯独巴金，尽管当时很受重视，每次到京，必
然把他那些被时代所冷落的朋友（像乾自己）一个个地约
到一起，找家餐馆聚一聚，而且每次都是巴金做东。
果然，从那以后，我又随乾一道去参加过多次这样的
聚会。那些年巴金常出国，每次来回都得路经北京。乾管
这种聚会叫“大东茶室”，那是30年代在上海，巴金与友
人经常聚会的场所。1956年，巴金在东单新开路一家叫作
康乐的四川馆子请我们。酒足饭饱之后，巴金又点了一碗
红糟五花肉。我们都没有勇气下筷子。巴金却一连吃了七
八块，吃得津津有味。我暗自想道：年过半百胃口还这么
好，而且怎么吃也不发胖，真是头等的健康！那次，乾还
和巴金在北海比赛过一次划船。尽管乾比巴金小五六岁，
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只和巴金划了个平手。
当时我们住在总布胡同作协宿舍，家中除了日用品外
一无摆设。但是玻璃橱里却精心保存着巴金分别从捷克和
东德带给孩子们的两样玩具：用红白两色丝绒做的表情滑
稽的娃娃和一上弦就能走动的黑绒企鹅。可惜“文革”抄
家时也不知道成了什么人的“战利品”。乾知道巴金的女
儿小林喜欢音乐之后，也曾到东安市场去给她买了一把琴
，交巴金捎回上海。
那几年乾似乎有这么个原则：对于30年代很熟，如今
地位悬殊的老友，除非像巴金这样念旧，否则他绝不去高
攀，即使住在同一个大院子里。然而对于当时比他处境更
黯淡的几位，他却经常去走访。他喜欢向我背诵《名贤集
》上的一句话：“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好在我是一向清静惯了的，一对寂寞的生活安之若素
，只希望交际应酬越少越好。这样，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
余，每晚还可以看看书，搞点翻译。
“反右”斗争中，乾由于发表了两篇文章而成为活靶
子，在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大楼礼堂一连为他开了四次批判
会。在所有的揭发批判中，最刺伤他的是一位他十分尊重
，并且也很了解他的老友，竟然在会上说他“早在30年代
就跟美帝国主义有勾结”。指的是他曾协助美国青年威廉
．阿兰编过八期《中国简报》。那是最早对外宣传中国新
文学成就的英文刊物，乾在那上面撰文介绍过鲁迅、茅盾
和郁达夫，并发表了巴金和沈从文的访问记。
……
两位老友欣喜得一时语塞。乾首先把他当年出版的《
红毛长谈》以及《未带地图的旅人》英译本奉献给从30年
代起一直关心他、指引他的这位挚友、益友和畏友。我也
把带来的土产一样样地摆在圆桌上。乾首先谈了谈文学馆
的近况。乾深知这是巴老最关心的事。我晓得动身之前，
他曾特意向杨犁馆长了解了一下。这之后，话题才展开来
，乾边谈边握住巴老那颤巍巍的手，问道：“上次你给我
写那封短信，说花了三天。那么你写的悼念从文的那篇，
花了多少时间？”这时，巴老微笑着，伸出三个指头，带
点自我嘲讽地说：“三个月！”（记得乾告诉过我，巴老
当年每天写出七八千字是常事，他的笔头快是出了名的。
）他们还一道回忆了30年代的人和事。我在旁听了，由衷
地感到老一辈的作家对友情的珍视。
乾事先告诉我，巴老气力差，我们只坐半小时。但他
几次欠起身要走，巴老总想起还有话要说，又坐了下来。
辞别时，两位老友依依不舍地紧紧握着手，连坐在一旁的
我，眼睛都有些湿润了。
接着，我们又驱车去看了乾的另—对老友王辛笛夫妇
。
27日下午，也即是我们离沪赴杭的头一天，乾又照约
定偕我去了武康路。这回，为了节省我们的时间，王辛笛
夫妇特意赶到巴老家来会我们。乾把《全国文史笔记丛书
》筹备会印发的有关四川及上海的一些笔记初稿，带给巴
老看，他送给巴老一张今年五月问陪林海音参观文学馆时
，他和这位台湾女作家站在巴老那巨幅油画前的合影。林
海音看到书库里有不少她本人的和其他台湾作家的作品，
很高兴，她答应把自己所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纯
文学丛书》，送给文学馆一整套。巴老曾说他要为文学馆
献出自己“最后的一分光和热”，看到自己耕耘起来的这
块园地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关怀，他自是欣慰不

上编：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
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
要说真话——为“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而作
他写，他也鼓励大家写——巴金在推动新文艺运动上的功绩
重读巴金《随想录》有感
巴金：一个敢于透视自己的人——为巴金九旬诞辰而作
真话与假话
作为改革者的小说家——苦难时代的蚀刻（节选）
北人思沪
心债
下编：致巴金书信
1.一九五二年二月九日
2.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3.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七日
4.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
5.一九五三年四月一日
6.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7.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8.一九五四年二月一日
9.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日
10.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11.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一日
12.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
13.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三日
14.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15.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16.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八日
17.约一九七九年
18.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
19.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
20.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
21.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
22.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
23.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24.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25.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26.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日
27.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
28.一九八〇年三月十日
29.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
30.一九八〇年六月十日
31.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一日
32.一九八一年五月二日
33.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34.一九八一年九月七日
35.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日
36.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日
37.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38.一九八二年六月四日
39.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
40.一九八三年一月二日
41.一九八三年二月二日
42.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43.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八日
44.一九八五年二月二日
45.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
46.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二日
47.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日
48.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49.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四日
50.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四日
51.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52.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53.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54.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55.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56.一九九七年六月七日
57.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58.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59.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七日
60.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61.一九九八年九月三十日
62.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63.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巴金印象（文洁若）——“人生只能是给予，而决不能是攫取！”

谁知还没跨进大厅，巴金老远就跑过来了。他坚持要同我坐在一起。我举目一望，大厅里是两种人：一种是正在主持斗争的“左”派，个个挺胸直背，兴致勃勃；另一种是同我一样正在文联大楼受批判的，像雪峰和丁玲。后一种是很自然地都垂了头坐在后排。因此，我的前后左右大都是出了问题的。巴金却坐在我旁边。我内心可紧张了，几次悄悄对他说：“你不应该坐在这里，这不是你坐的地方。”巴金好像根本没听见我说的话，更没理会周围的情景。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小声对我说：“你不要这么抬不起头来。有错误就检查，就改嘛。要虚心，要冷静，你是穷苦出身的，不要失去信心……”
正说着，大厅里一阵掌声，周总理进来了。他目光炯炯地环视着座位上的大家。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大声问：“巴金呢？”这时，大家的视线都朝这边射来。我赶紧推他：“总理叫你呢，快坐到前排去吧。”这样，他才缓缓地站起来，一面向总理点首致意，一面弯下身来再一次小声对我说：“要虚心，要冷静……”然后，他就坐到前面去了。
那一别，就是二十载。接着，我就变成了“黑人”。不料九年后，他自己也坠人了深渊。
总理逝世时，我也曾记起紫光阁的那个下午，记得总理现身说法。在那次使我永难忘怀的讲话中，曾先后两次问到吴祖光和我来了没有，并且继续称我们为“同志”，然后热情地嘱咐我们要“认真检查，积极参加战斗”。他并没把我们列为敌人。后来洁若听录音时，这些地方自然早已洗掉了。
在柏各庄农场劳动时，每当我感到沮丧绝望，就不禁回忆1957年夏天那个下午的情景。顿时，一股暖流就涓涓淌人心窝。
1961年我调到出版社工作时，巴金还来信要我好好接受教训，恢复工作后，也绝不可以放松改造。1964年摘“帽”后，他又来信重复这一叮嘱。那时我已从创作调到翻译岗位上了。他在信中还说等着看我的译品问世呢。我懂得，在任何境遇中，他都要我保持信心——首先是对自己的信心。
在收到他这些信时，我很担心万一检查出来对他将会多么不利。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他这些冒了风险写来的信，都被我在1966年以前就含着泪水销毁了。我感到他虽不是党员，却能用行动体现党的精神和政策。难怪张春桥一伙要把他当作“死敌”来整。
1968年夏天，上海作协两次派人来出版社向冯雪峰和我外调巴金。那位“响当当”看完我的交代，态度可凶了，斜叼着烟卷，拍着桌子，瞪圆了眼睛，说我美化了“死敌”。第二次另外一个家伙一脸阴险的表情，威胁我要“后果自负”。夏天当我翻译易卜生的《培尔·金特》时，译到妖宫那一幕，我不禁联想到“四人帮”那段统治。他们也是要用刀在人们的眼睛上划一下，这样好把一切是非都颠倒过来。
在咸宁干校，每当露天放映影片《英雄儿女》时，我心里就暗自抗议：这是什么世道啊！这么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英雄、写出这么撼人心魄的作品的人，凭什么会遭到那么残酷的（包括电视批斗）折磨呢！
这几年，讲起来我们的日子都好了，又都已年过古稀，本应该多通通信，多见见面。他常来北京，但我们仿佛只见过三四次面。第一次去看他时，洁若和我还把三个子女都带上，好让他知道，尽管经过那么猛烈，那么旷日持久的一场风暴，我们一家老少都还安然无恙。这一天，当他从宾馆走出来迎接我们时，我看到他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再也不是当年在北海比赛划船的巴金了。那次我注意到他讲话气力很差。近两年每次他来京，我们总是只通个电话。我愿意他多活些年，不忍再增添他的负担。至于托我写信介绍去看他的，我都一概婉言谢绝。今秋他去巴黎前，曾在上海对王辛笛说，要来医院看望我。听到这话，我立即给他往京沪两地都去了信，坚决阻拦。我不愿他为我多跑一步路。至于通信，他向来事必躬亲，不肯让身边人代笔。以前他写信走笔如飞，如今字体越来越小，而且可以看出手在哆嗦。所以我无事不写信，有事也尽量写给他弟弟李济生，这样他就不会感到非亲自动笔不可了。就这样，从1977年到现在，他还给我和洁若写了不下四十封。
这些信，好几封是关心我的住房落实问题的，有几封是看了我发表的文章提出批评的。还有两封是责备我在《开卷》上写的一篇文章，认为过去的事不应再去计较。我虽然由于确实有个客观上的原因才写了那篇东西，从而感到委屈，但我并没像过去那样同他死死纠缠。我还是把那篇东西从正在编着的一个集子里抽掉了，并自认没有他那样不与人争一日之短长的胸襟和气度。
1979年初，我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朋友中间他是最早来信向我祝贺的。他的第一封信说：“你和黄源的错划问题得到改正，是我很高兴的事。正义终于伸张了。”在另一封信里，他又说，“你、黄源和黄裳几位的错案得到纠正，是我高兴的事情。连我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才是伸张正义。”
P15-18

《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作者萧乾通过回忆自己与巴金的往来，巴金对自己的帮助，记巴金的生平事迹，歌颂了巴金提倡真话、热爱生活、乐于奉献、心中有爱的美好品质。本书中还收录了萧乾写给巴金的六十三封信，通过这些信件，读者也能看出二者之间的深情厚谊。

朋友和友情在巴金的生命中占有相当重的分量。而在朋友们眼中，巴金是一位挚友、益友和畏友，是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人。《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通过萧乾的视角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更饱满更全面的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