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查尔斯·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他的作品以妙趣横生的幽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气氛的有机结合而著称,对英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双城记》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矛盾,强烈地抨击了贵族阶级的荒淫残暴,并深切地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同时也给统治阶级敲响了警钟,希图为当时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的英国寻找一条出路。
《双城记》是英国作家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
一。1757年12月的一个月夜,医生马内特被埃佛瑞蒙
德侯爵兄弟强迫出诊。他得知了侯爵兄弟为了片刻淫
乐而迫害一位美貌农妇全家的内情,并亲眼目睹了农
妇和其弟弟饮恨而死的惨状。医生写信向朝廷告发,
不料控告信落到侯爵手中,于是医生被关进巴士底狱
,从此与世隔绝,杳无音讯。两年后,医生的妻子去
世,幼小的孤女露茜被劳瑞先生接到伦敦。
18年后,医生获释,露茜专程接他回英国。旅途
中,他们邂逅了法国青年查尔斯·达尔内。原来达尔
内就是侯爵的儿子。他憎恨自己家族的罪恶,毅然放
弃财产的继承权和贵族的姓氏,移居伦敦,当了一名
法语教师。在与马内特父女的交往中,他对露茜产生
了真诚的爱情。在法国,达尔内的父母相继去世,叔父继续为所欲为。当他的马车轧死一个农民的孩子后
,孩子父亲在夜里用刀杀死了他。一场革命的风暴正
在酝酿之中,马内特医生昔日的仆人德伐日开的酒店
就是革命活动的联络点,他的妻子不停地把贵族的暴
行编织成不同的花纹,记录在围巾上,渴望复仇。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
,建立了新政权,把贵族一个个送上断头台。远在伦
敦的达尔内为了营救无辜的管家加伯尔,冒险回国,
不料一到巴黎就被捕入狱。马内特父女闻讯后星夜赶
到巴黎。医生的出庭作证使达尔内回到妻子的身边。
可是,几小时后,达尔内又被逮捕。在法庭上,德伐
日宣读了自己在巴士底狱中找到的医生当年被关押在
狱中时写下的血书:向苍天和大地控告埃佛瑞蒙德家
族的最后一个人。法庭判处达尔内死刑。
就在这时,一直暗暗爱慕露茜的律师助手卡尔顿
来到巴黎,买通狱卒,混入监狱,顶替了达尔内,使
医生一家人顺利地离开法国。德伐日太太在达尔内被
判决后,又到马内特的住所搜捕露茜及其幼女,在与
女仆普洛丝的争斗中,因枪支走火而毙命。而断头台
上,卡尔登为了爱情,从容献身。
小说的作者,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1812年2月7日生于英国朴
次茅斯的波特西地区。幼年时父亲嗜酒好客,因挥霍
无度而负债入狱。狄更斯11岁起就承担了繁重的家务
,在皮鞋作坊当学徒、在酒馆演节目。16岁时在一家
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走遍伦敦的大街小巷,广泛了
解社会。后担任报社的采访记者,熟悉议会政治的种
种弊端。这些经历使他搜集了丰富的素材,充分了解
底层社会的生活状态,更容易从普通人的角度观察与
思考。同时,儿时的辛酸与压抑促使了他理性、独立
与同情的性格的发展。狄更斯只上过几年学,主要靠
自学和深入生活获得知识及文学养料。
1832年狄更斯开始文学创作时,先为伦敦的《晨
报》等撰写特写。1836年是狄更斯文学创作历程上的
重要开端,这一年他写了《特写集》(或译《博兹札
记》)。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开始连载
于1837年,这是狄更斯现实主义小说的第一个成果。
《奥列佛·特维斯特》(1838,另译《雾都孤儿》)是
狄更斯创作的第二部小说。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还有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9)、《老古玩店》
(1841)等。1841年开始,狄更斯的文学创作由探索时
期进入高峰创作时期。这时他旅居美国,以美国为榜
样的他认为英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可以按照美国的
榜样进行改良。随着对美国的失望,狄更斯这一时期
的作品《美国札记》(1842)揭露了美国社会的阴暗,
长篇小说《马丁·朱什尔维特》(1844)揭露了英美资
产阶级的欺诈、贪婪、伪善。1844年到1847年,狄更
斯旅居意大利、瑞士和法国。这段时间的作品有《圣诞故事集》,其中包括《圣诞欢歌》、《钟声》、《
炉边蟋蟀》等。这一时期批判的对象不再是那些犯罪
分子,而是在上流社会受到尊重的人。1848后,狄更
斯的文学创作进入繁荣时期,他对社会的认识不断深
化,他描写的社会生活不断扩展,写作风格中的乐观
主义精神已被沉重、苦闷的心情和强烈的愤懑所代替
。这时的主要作品有《董贝父子》(1848)、《大卫·
科波菲尔》(1850)、《荒凉山庄》(1853)、《艰难时世》(1854)、《小杜丽》(1855一1857)、《双城记》
(1859)和《远大前程》(1860—1861)等。狄更斯晚年
处境非常不幸,因辛勤写作而损伤了健康,与妻子的
不和使他心情十分沮丧,在他最后一部完整作品也是
最后一部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中,其笔下
的资本主义社会已陷于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艾德温·德鲁德之谜》是狄更斯轻度中风之后才着手写的
,未及完稿他就去世了。
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
艺术上以妙趣横生的幽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
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气氛的有机结合著称。马克
思把他和萨克雷等称誉为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
”,他的作品对英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早
在创作《双城记》之前,狄更斯就对法国大革命极为
关注,反复研读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
》和其他学者的有关著作。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浓厚兴
趣发端于对当时英国潜伏着的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担忧
。狄更斯生活在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高速发展的时期
,当时在英国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宪章运动
,人民群众努力争取自身权利。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仍旧使大批小资产者贫困、破产,无产阶级遭到残酷
的剥削而沦为赤贫。这个时代背景给予狄更斯很大的
影响,他的作品反映了宪章运动时代人民群众的情绪
和要求。虽然他同情劳苦人民,富有人道主义精神;
他抨击资本主义制度,不断揭露它的罪恶,但他始终
是个改良主义者,害怕革命,不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
度,希望通过教育和感化来改造剥削者,并依靠他们
的善心和施舍来消除社会矛盾。这表现了狄更斯因其
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而产生的软弱性和顺从性。《双城记》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动机在于借古讽今,以法国
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为借鉴,给英国统治阶级敲响警钟
;同时,通过对革命恐怖的极端描写,也对心怀愤懑
、希图以暴力对抗暴政的人民群众提出警告,幻想为
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的英国现状寻找一条出路。
《双城记》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矛
盾,强烈地抨击了贵族阶级的荒淫残暴,并深切地同
情下层人民的苦难。作品指出,人民群众的忍耐是有
限度的,在贵族阶级的残暴统治下,人民群众迫于生
计,必然奋起反抗。这种反抗是正义的。小说还描绘
了起义人民攻击巴士底狱等壮观场景,表现了人民群
众的伟大力量。然而,作者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
立场上,既反对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也反对人民革
命反抗暴政的暴力。在狄更斯笔下,整个革命被描写
成一场毁灭一切的巨大灾难,它无情地惩罚罪恶的贵
族阶级,也盲目地杀害无辜的人们。
这部小说塑造了几种类型的典型人物。一类是以
侯爵兄弟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他们是作者痛加鞭挞的
对象。另一类是德伐日夫妇等革命群众。必须指出的
是,他们的形象是被扭曲的。例如德伐日太太,她对
封建贵族怀着深仇大恨,作者深切同情她的悲惨遭遇
,很赞赏革命爆发前后她坚强的性格、卓越的才智和
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但当革命进一步深入时,则把
她贬斥为一个冷酷、凶狠、狭隘的复仇者,一个嗜血
成性的狂人。最后,作者让她死在自己的枪口之下,
明确地表示了否定的态度。第三类是理想化的人物,
是作者心目中以人道主义解决社会矛盾、以博爱战胜
仇恨的榜样,包括马内特父女、达尔内、劳瑞和卡尔
顿等。马内特医生被侯爵兄弟害得家破人亡,对侯爵
兄弟怀有深仇大恨,但是为了女儿的爱,他可以摒弃
宿仇旧恨;达尔内是侯爵兄弟的子侄,他谴责自己家
族的罪恶,抛弃爵位和财产,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
赎罪”。这对互相辉映的人物中间,更有作为女儿和
妻子的露茜。在爱的纽带的维系下,他们组成一个互
相谅解、感情融洽的幸福家庭。这显然是作者设想的
一条与暴力革命截然相反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但
是这是不切实际的。
《双城记》有其不同于一般历史小说的地方,它
的人物和主要情节都是虚构的,但是作家的创作却采
用了极其严格的现实主义手法,地点真实、时间准确
、情节细微、事件典型,过去发生的事件和现实审判
的场景有机结合,形成了包容过去和现在、原因和结
果、暴行和复仇等诸多因素的独特艺术氛围,在法国
大革命广阔的真实背景下,作者以虚构人物的经历为
主线索,把冤狱、爱情与复仇三个互相独立而又互相
关联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情节错综,头绪纷繁。作者
采取倒叙、插叙、伏笔、铺垫等手法,使小说结构完
整严密,情节曲折紧张而富有戏剧性,表现了卓越的
艺术技巧。其次,注意人物的对话,每个人的语言都
有特点,特别是将故事讲述人、故事中人物的对话以
及法庭上人物的语言有机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高超的
三重话语同时共鸣的魅力。
《双城记》是世界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之一,也是英国文豪查尔斯·狄更斯作品中故事情节最曲折惊险、最惊心动魄的小说之一,小说以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故事中将巴黎、伦敦两个大城市连结起来,叙述梅尼特医生一家充满了爱与冒险的遭遇,中间穿插了贵族的残暴、人民的愤怒、审判间谍……
第一章 复活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地狱……简而言之,那时与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英格兰国王的王位宝座上有一个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个面貌平庸的王后;法兰西国王的王位宝座上有一个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个面貌姣好的王后。对两国各自支配着国家全部财富的老爷来说,国家需要维持万岁千秋是比水晶还清楚的事。
那是耶稣纪元一七七五年。灵魂启示在那个受到欢迎的时期风行一时,跟现在在英格兰一样。骚斯柯特太太①刚过了她幸福的二十五岁,王室卫队一个先知的士兵已宣布这位太太早已做好安排,要使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教堂从地上沉没消失,从而为她崇高形象的出现开辟道路。即使雄鸡巷的幽灵在咄咄逼人地发出它的预言后销声匿迹了整整十二年②,去年的精灵们咄咄逼人发出的预言仍跟她差不多,只是少了几分超自然的独创性而已。前不久,英国国王和英国百姓才得到一些人世间的消息——那是从远在美洲的英国臣民的国会传来的。说来奇怪,这些信息对于人类的影响竟然比雄鸡巷魔鬼的子孙们的预言还要巨大。
法兰西的灵异事物大概不如她那以盾和三叉戟为标志的姐妹那么受宠。法兰西Ⅱ:在一个劲儿地滑坡,印制着钞票,使用着钞票。除此之外她也在教士们的指引下建立些慈善的功勋,寻求点乐趣。比如判决斩去一个青年的双手,用钳子拔掉他的舌头,然后活活烧死,因为他在一群和尚的肮脏仪仗队从五六十码之外经过时(这个距离内他看得见),竟然没有跪倒在雨地里向仪仗队致敬。而在那人被处死时,生长在法兰西和挪威森林里的某些树木很可能已被命运这个“樵夫”看中,要砍倒它们,锯成木板,做成一种在历史上以恐怖著称的可以移动的架子,其中还包含了一个口袋和一把铡刀。而在同一天,巴黎近郊板结的土地上,某些农户的简陋的小披屋里也很可能有一些大车在那儿躲风避雨。那些车很粗糙,沾满了郊野的泥浆,猪群在车边嗅着,家禽在车上栖息。这东西也极有可能已被死亡这个“农民”看中,要在革命时用它做死囚囚车。可是尽管那“樵夫”和“农民”忙个不停,却总是一声不吭,蹑手蹑脚,不让人听见。因此,若是有人猜测它们已在行动,反倒会被看作是无神论和大逆不道。
英格兰几乎没有秩序和保障,难以为民族自夸提供佐证。武装歹徒们胆大包天地破门抢劫、拦路剪径,这种情况在京畿重地每天晚上都会出现。政府发表公开的警告:各家各户,凡要离城外出,务必把家具之类的物品存人家具店的仓库,以保安全。黑暗中的强盗却是大白天的城市商人。若是他被他以“老大”的身份抢劫的同行认了出来,遭到挑战,他便潇洒地射穿对方的脑袋,然后扬长而去。七个强盗抢劫邮车,被押车卫士击毙了三个,卫士自己也“因为弹尽援绝”而被那四个强盗杀死,然后邮件便被从从容容地弄走。伦敦市的市长大人,一个神气十足的大员,在特恩安森林被一个拦路抢劫的强徒喝住,只好乖乖地站在原地不动。那强盗竞当着众随员的面把那个显赫的市长掳了个精光。伦敦监狱的囚犯和监狱看守大打出手;法律的最高权威对着囚犯开枪,大口径短枪枪膛里填进了一排又一排的子弹和铁砂。小偷在法院的客厅里扯下了贵族大人脖子上带钻石的十字架项链。火枪手闯进圣·嘉尔斯教堂去检查私货,暴民们却对火枪手开枪,火枪手也奋起还击。此类事件大家早已习以为常,见惯不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刽子手不免手忙脚乱。这种无用胜于有用的人,却总是忙得应接不暇。他们有时把各色各样的罪犯一大排一大排地挂起来;有时星期二抓住的强盗,星期六就绞死;有时就在新门监狱把囚犯成打成打地用火刑烧死;有时又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大厅门前焚烧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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