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著的《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4帝国的昂扬精神)》所叙述内容的时间范围是西汉一朝。作者围绕“昂扬精神”这一主旨将西汉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叙述，涉及的内容包括西汉初年刘邦整饬分封国、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和黄老之术、汉武帝时代的诸多改革举措、汉与匈奴的战争，并且通过对太史公的《史记》和汉代文学体裁汉赋的分析来呈现本书所要表达的昂扬精神主题。本书用新的角度审视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西汉王朝历史，大量使用一手资料和新的学术成果，并对西汉时期的文献进行了细致的解读。

杨照，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史硕士，曾为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候选人，研究专长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社会人类学。杨照现任诚品讲堂和敏隆讲堂讲师，他的创作包括文学、历史、经典著作导读等多个领域，代表作有《故事照亮未来》《我想遇见你的人生》《迷路的诗》《想乐》《永远的少年》《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寻路青春》《推理之门由此进》《呼吸》等。

总序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第一讲 汉承秦制与汉朝的确立
01 视角不同，对历史的解释也会不同
02 层出不穷的新史学方法
03 新史学观念改变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04 新眼光发现更加丰富的中国历史
05 朝代史模式无助于理解秦汉之际
06 刘邦收拾诸侯列国（上）
07 刘邦收拾诸侯列国（下）
08 汉文帝、汉景帝继续收拾诸侯列国
09 与民休息和“汉兴七十年”
10 黄老之治是怎么回事儿
11 汉朝对秦朝的反思是开创新帝国的关键
第二讲 汉朝前期的统治
01 与民休息和无为而治
02 汉武帝即位前的帝国秩序
03 宫廷的时代变化
04 从无为向有为的转变
05 杂糅的儒家
06 外儒内法
07 中朝凌驾于外朝之上
08 第一个淮南王刘长
09 第二个淮南王刘安
10 朝廷削藩
11 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加强
第三讲 汉武帝的豪迈与哀愁
01 博士制度与人才选拔
02 人才选拔的一系列制度
03 皇权集中与巫蛊案
04 巫蛊案的思想背景
05 “天人感应”与政治策略
06 绝对皇权的后遗症
07 游牧和农耕之间的冲突
08 匈奴的崛起
09 汉朝初期对匈奴无可奈何
10 和亲策略
11 汉文帝时期的汉匈关系与李广
第四讲 李广难封
01 司马迁笔下的李广
02 李广与匈奴交手
03 汉武帝准备对付匈奴
04 马邑之战诱前后
05 李广的个性
06 新一波攻势
07 再度出征
08 李广之死
09 李广的郁闷
10 李敢和李陵
第五讲 太史公与中国史学精神
01 太史公是什么意思
02 读《史记·太史公自序》
03 司马迁子承父业
04 司马迁的志愿
05 “继《春秋》”！
06 如何才能“继《春秋》”
07 司马迁的信念
08 司马迁《报任安书》坦陈真实的心迹
09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而招辱
10 司马迁的苦衷和贡献
第六讲 昂扬精神的文字表达
01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02 太史公的独特设计
03 《史记·封禅书》与《史记·平准书》
04 太史公的历史学精神
05 昂扬时代氛围的另一种表达
06 赋的起源
07 贾谊的《鵩鸟赋》
08 枚乘的《七发》
09 《七发》的文字奇观
10 文辞的力量
第七讲 华丽而夸张的汉赋
01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
02 汉赋彰显时代精神
03 想象力和文字的极致
04 华丽还是空洞？
05 赋比辞更加夸张
06 夸张还是矫饰？
07 从汉赋看汉武帝时代的矛盾
08 汉武帝传位汉昭帝
09 四位辅政大臣的路线之争
10 《盐铁论》之争
11 霍光的胜利
第八讲 经书今古文之争与政治斗争
01 《盐铁论》之争背后的思想角力
02 知识的保存者——博士
03 秦始皇的焚书令和以吏为师
04 五经博士的设立
05 今文经学刚开始时是主流
06 古文经学的兴起
07 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的挑战
08 董仲舒的今文经学
09 董仲舒对《春秋》的解释
10 董仲舒的经学与汉朝政治
11 董仲舒构建的意识形态
12 “天人感应”学说的后遗症
第九讲 董仲舒的新儒学与谶纬文化
01 董仲舒主张抬高圣人，却抬高了解经者
02 谶纬是今文经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03 谶纬对孔子的离奇解释
04 董仲舒将阴阳学说引入儒学
05 谶纬的流变
06 一切都是为了集权
07 货币经济的发达和土地买卖
08 西汉后期的土地兼并
09 重农并非重视农民
第十讲 帝国宿命与王莽改制
01 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产生的恶果
02 皇权集中使宦官钻了空子
03 皇权掌控不了中朝
04 帝国政治的宿命结构
05 王莽崛起的背景
06 理想主义的儒者王莽
07 王莽同时掌握了中朝和外朝
08 古文经学对王莽的支持
09 王莽做事都要有经书的根据
10 谶纬提供给王莽登基的政治合法性
11 新朝的复古
12 王莽改制，后患无穷
13 成也复古，败也复古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杨照）
01
钱穆（宾四）先生自学出身，没有学历，没有
师承，很长一段时间在小学教书，然而他认真阅读
并整理了古书中几乎所有春秋、战国相关史料，写
成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之所以写这样一本考
据大书，很重要的刺激来自名噪一时的《古史辨》
，钱穆认为以顾颉刚为首的这群学者，“疑古太过
”，带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国古代史料，处
处寻觅伪造作假的痕迹，没有平心静气尽量客观做
好查考比对文献的基本工夫。工夫中的工夫，基本
中的基本，是弄清楚这些被他们拿来“疑古辨伪”
的材料究竟形成于什么时代。他们不愿做不能做，
以至于许多推论必定流于意气、草率，于是钱穆便
以一己之力从根做起，竟然将大部分史料精确排比
到可以“编年”的成就。
很明显地，《先秦诸子系年》的成就直接打击
《古史辨》的可信度。当时任职燕京大学，在中国
学术界意气风发引领风骚的顾颉刚读了《先秦诸子
系年》，也立刻理解体会了钱穆的用意，他的反应
是什么？他立刻推荐钱穆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也
邀请钱穆为《燕京学报》写稿。中山大学钱穆没有
去，倒是替《燕京学报》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
，钱穆自己说：“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颉刚不
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在燕京任教。”
这是个“民国传奇”。里面牵涉到那个时代学
者对于知识学问的热情执着，也牵涉到那个时代学
者的真诚风范，还牵涉到那个时代学院重视学识高
于重视学历的开放气氛。没有学历的钱穆在那样的
环境中，单纯靠学问折服了潜在的论敌，因而得以
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任教。
这传奇还有后续。钱穆后来从燕京大学转往北
大，“中国通史”是当时政府规定的大学历史系必
修课，北大历史系惯常的做法，是让系里每个老师
轮流排课，将自己所擅长的时代或领域，浓缩在几
堂课中教授，用这种方式来构成“中国通史”课程
。换句话说，大家理所当然认为“中国通史”就是
由古至今不同断代的中国历史接续起来，顶多再加
上一些跨时代的专史。
可是被派去“中国通史”课堂负责秦汉一段历
史的钱穆，不同意这项作法。他公开地对学生表达
了质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师说了什么，也不知道后
面的老师要说什么，每个老师来给学生片片断断的
知识，怎么可能让学生获得贯通的中国史理解？学
生被钱穆的质疑说服了，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学
生认为既然不合理就该要求改，系里也同意既然批
评反对得有道理就该改。
怎么改？那就将“中国通史”整合起来，上学
期由钱穆教，下学期则由系里的中古史大学者陈寅
恪教。这样很好吧？问了钱穆，钱穆却说不好，而
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个人教，而且有把握可
以自己一个人教！
这是何等狂傲的态度？本来只是个小学教员，
靠顾颉刚提拔才破格进到北大历史系任职的钱穆，
竟然敢要排挤数不清精通多少种语言，已经是中古
史权威的大学者陈寅恪，自己一个人独揽教“中国
通史”的工作？他凭什么？他有资格吗？
至少那个年代的北大历史系觉得他有资格，依
从他的意思，让钱穆自己一个人教“中国通史”。
他累积了在北大教“中国通史”的经验，后来抗战
中，就在随西南联大避居昆明时，埋首写出了经典
史著《国史大纲》。
02
由《国史大纲》的内容及写法回推，我们可以
明白钱穆坚持一个人教“中国通史”，以及北大历
史系接受让他教的理由。那不是他的狂傲，毋宁是
他对于什么是“通史”提出了当时系里其他人没想
到的深刻认识。
……
借由述说漫长的中国历史，藉由同时探究历史
中的如何与为什么，我希望一方面能帮助读者梳理
、思考今日当下这个文明、这个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二方面能让读者确切感受到中国文明内在的多元
样貌。在时间之流里，中国绝对不是单一不变的一
块，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明曾经有过太多不
一样的变化。这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种种变貌，总
和加起来才是中国。在没有如实认识中国历史的丰
富变化之前，让我们先别将任何关于中国的看法说
法视为理所当然。
04
这是一套一边说中国历史，一边解释历史知识
如何可能的书。我的用心是希望读者不要只是被动
地接受这些信息当作是斩金截铁的事实，而能够在
阅读中部份地主动参与去好奇、去思考：我们怎么
能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又如何去评断该相信什么
怀疑什么？历史知识的来历常常和历史本身同样曲
折复杂，甚至更加曲折复杂。
这套书一共分成13册，能够成书最主要是有台
湾的“敏隆讲堂”和“趋势讲堂”让我能够两度完
整地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每一次的课程都前后横跨
五个年头，换句话说，从2007年第一讲开讲算起，
花了超过十年。十年备课授课过程中，大部分时间
用于消化各式各样的论文、专书，也就是关于中国
历史的研究，并努力吸收这些研究的发现与论点，
尽量有机地编组进我的历史叙述与讨论中。明白地
说，我将自己的角色设定为一个勤劳、忠实、不轻
信不妥协的二手研究整合者，而不是进入原始一手
材料提出独特成果的人。也只有放弃自己的原创研
究冲动，虚心地站在前辈同辈学者的庞大学术基础
上，才有可能处理中国通史题材，也才能找出一点
点“通”的心得。
将近两百万字的篇幅，涵盖从新石器时代到辛
亥革命的时间范围，这样一套书，一定不可避免含
夹了许多错误。我只能期望能够将单纯知识事实上
的“硬伤”失误降到最低，至于论理与解释带有疑
义的部分就当作是“抛砖引玉”，请专家读者不吝
提出指正意见，得以将中国历史的认识推到更广且
更深的境界。

杨照著的《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4帝国的昂扬精神)》讲述了汉初七十年和秦朝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在执行法律上不像秦朝那么僵硬；西汉盛期的一个特点就是自信，通过华丽的文字和强有力的行动体现出来；董仲舒的儒学混杂了方士的阴阳五行和谶纬之术；司马迁在讲匈奴问题的时候，用了三篇列传，排序很有讲究……

02 视角不同，埘历史的解释也会不同
我在台湾长大，在台湾受教育。在我接受教育的那个年代，中国历史是教育内容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小学里有社会课，其主要内容是历史与地理，且大部分内容是中国历史与中国地理。到了初中还是有历史课，在六个学期里，中国历史占了四个学期，西方历史或者说世界历史占了另外的两个学期。高中历史课维持和初中历史课一样的比例，也是中国历史占三分之二，西方历史占三分之一。这是我们的基础教育中历史教育，尤其是中国历史教育的概况。
大学，我读的是台湾大学历史系，第一年的必修课里又有中国通史，它在上下学期各占四个学分，这意味着在那一年里，我每个星期都要上四个小时的中国通史课。
上了大一之后，尤其是接受了历史学的专业训练之后，我开始有了比较强烈的知识自觉，也反省式地回顾了自己和中国历史之间的关系。整理后，我发现我学了四次中国历史，时间分别是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而每一次的读法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即从开天辟地的神话，顺着时间轴下来一直学到现当代。还不仅如此，每一次学到的东西，都有很多重复的，前一次学过的，后面再学一次，只是学得越来越详细，但根本的学法并没有改变。
诚实地说，如此反思让我有点沮丧，也让我稍稍动摇了继续读历史系的信念。如果读历史就是这样，将同样的东西越读越仔细，在本来就知道的基础上不断地添加更多的细节，学的、说的都是以前的人已经知道的或被固定下来的知识，那它能有多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那它能有什么挑战，能有什么个人发挥的空间？这个人学的、说的历史，和那个人学的、说的历史，能有什么不同？
还好我坚持学了下去，这使我有机会进一步明白历史和历史学不仅是这样的。关于历史的新观念、新探求，让我们这一代可以不用遵守过去的那种方式进行历史研究，它们开拓出了越来越广的空间，等待着我们去探索、试验自己不一样的知识兴趣与技能等。
比如，从地底下挖掘出来的考古资料，帮助我们跳过了近四千年的时间，直接碰触到太史公司马迁都碰触不到的甲骨文，以认识商代的历史与文化。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对商代历史与文化的认识，有机会超越过去近四千年里的所有活过的人，只要我们能找出方法读懂甲骨文，并从甲骨文里思索出更多、更完整的信息。
新史料带来开发新知识的可能，这很令人兴奋，也很容易理解。继续读历史后，另外一种没有这么直截了当，却同样让人感到振奋的新可能又冒出来了。那就是找到新的角度、新的架构重新解释史料，因而即使以旧的史料为素材，也能够刻画出很不一样的历史图景。
比如，有一种史观是唯物史观，它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突显阶级斗争。对照之下，这突显出我们过去学习的中国历史，原来是如此以皇帝为中心的，是如此从认同皇帝统治权的立场出发的。在台湾地区，唯物史观被视为毒蛇猛兽，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它反而对我们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唯物史观可以帮我们摆脱既有的标准答案，将历史重新呈现为许许多多的，有待于我们运用智慧与本事一一解开的问题。
接触了禁忌的唯物史观，这给了那时的我们解放的自由，使我们从原先固定的思维模式中跳脱出来。过去，历史中被形容为“暴乱”的事件，在唯物史观里却成了“起义”。历史中被描述为正面、肯定的“平乱结果”，在唯物史观里则被写成了‘‘起义不幸地遭到了镇压”。我们不一定接受唯物史观的说法，然而一旦有了唯物史观作为对照，那么原来的历史说法就不是唯一的说法，也就不是天经地义的说法。
这刺激我们在阅读任何史料时，都从原来的史料怎么写就怎么相信的态度，改变为存疑地先问：这是站在怎样的立场上记录下来的历史？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来看待如此的历史叙述或历史解释？
唯物史观带来的另一项重大影响，就在于它给我们揭示了不一样的历史学探究重点，即其从What（什么）转移到How（如何）和Why（为何）。唯物史观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坚持要以经济基础解释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和文化等现象。也就是说，在唯物史观中，政治和文化等现象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它们必须被放入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因果变化中进行理解。
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
过去学历史，我们必定学到王羲之的书法成就极其大，这是重要的历史事实，且它也就仅止于历史事实。在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中，王羲之的书法，其人其作，就被视为需要解释的现象。也就是说，只说只看王羲之有漂亮的行书书法，这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进一步地探问：为什么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会在那个时代兴起，那时的书法艺术又为何会达到那样的高峰？等等。
这就牵涉魏晋时期的门阀世族社会，门阀世族身份背后的庄园经济，以及使庄园经济能够运作的阶级划分，相应的政治安排等。突然之间，王羲之的书法就不再是他个人的成就，而是豪门大族艺术的代表，它只能建立在庄园经济的剥削基础之上。不论同不同意这种说法，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