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人世的诸多悲欢离合、生死无常后，白先勇感叹道：“拥有的从来都是侥幸，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所有的成熟都是从失去开始。”“我一向相信人定胜天，常常逆数而行，然而人力毕竟不敌天命……我们全力以赴，却仍一败涂地。”
在无数次提笔与落笔之间，思索文学的意义、写作的目的，白先勇如是说：“文学是一个民族心灵上，深刻心底的投射，替那个民族说出心中话。”“我写作，因为我希望将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变成文字，用文学写人性人情。”
在白先勇著的《树犹如此(精)》中，作者或怀人忆旧，或自述过往，或抒情感怀，或谈文论艺，虽然写的是个人记忆，根子里其实写的是历史。留在白先勇童年记忆底片里的是上海“后的一抹繁华”，而“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漫长过程闪回的是二十世纪中国人历史的流变沧桑。

白先勇（1937-），回族，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生于广西桂林，童年时代随父母辗转各地；1948年迁居香港；1952年迁居台湾。1956年建国中学毕业后，以第一志愿考取台湾省立成功大学水利工程学系。翌年发现兴趣不合，转学国立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改读英国文学。在大学期间，与同学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李欧梵、刘绍铭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并在此发表了《月梦》、《玉卿嫂》、《毕业》等小说。1963年赴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研究创作。1965年，取得硕士学位后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并从此在那里定居。白先勇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并有多部作品改编为电影及舞台剧。

第一辑 至念真情
树犹如此
我的昆曲之旅
少小离家老大回
翻译苦，翻译乐
上海童年
冠礼
殉情于艺术的人
克难岁月
落叶赋
台北Pastoral
逝者如斯
第二辑 文学不死
文学不死
经典之作
故事新说
从圣巴巴拉到旧金山
文学的悲悯与温情
与昆曲结缘
白先勇与余秋雨论《游园惊梦》、文化、美学
花莲风土人物志
邻舍的南瓜
第三辑 关怀艾滋
世纪末最大的挑战
山之子
防治艾滋
书写艾滋·关怀艾滋

写“人”，也是写“爱”
——《树犹如此》小引
刘俊
白先勇以小说家名世，他的《台北人》已成为
二十世纪华文文学中的经典。因了白先勇在小说创
作上的巨大成就，人们常常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他
的小说世界，而相对忽略他在其他文体上所取得的
创作实绩。事实上，除了小说之外，自先勇在散文
创作领域也成就不凡，风格独具，卓然成家。
到目前为止，白先勇结集出版的散文集计有《
明星咖啡馆》《蓦然回首》《第六只手指》《树犹
如此》《昔我往矣》等。白先勇的散文，或谈文论
艺，或怀人忆旧，或自述过往，或抒情感怀，题材
广泛，主题多样，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早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周作人在他的《美文》一文
中就提出“美文”的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讲，白先
勇的散文创作正是周作人所提倡的“记述的”“艺
术性”的“美文”传统的当代延续。
收在这本《树犹如此》散文集中的文章，大都
发表在世纪之交（最早在一九九三年，最晚在二oo
一年，以一九九六年至二oO一年为多，有几篇是访
谈或他人的记叙），体现了那个时期白先勇散文创
作的主要特点：写“人”，也是写“爱”。虽然这
一特点不见得只属于这一时期白先勇的散文创作，
但用它来概括这本《树犹如此》散文集的总体特征
，应当说相当贴切。
一、写“人”
白先勇《树犹如此》散文集的命名，源自他的
一篇同名散文《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
。在这篇散文中，白先勇对他和挚友王国祥三十八
年的相知相交进行了回顾，对王国祥的为人和一生
进行了追忆。文章的核心是王国祥的两次患病（一
次是在大学时代，一次是在去世前）、在与疾病搏
斗时王国祥的坚忍顽强，以及体现在王国祥治病过
程中，白先勇和王国祥两人互相扶持的患难真情。
王国祥的疾病是白先勇和王国祥两人世界中一个挥
之不去的存在，也是他们友情的试金石。
王国祥第一次患“再生不良性贫血”时，他们
两人都还是年轻的大学生。那次患病，王国祥“倔
强的意志力”和白先勇“加油打气”的精神支持，
以及中医的神奇功效，终于使王国祥转危为安，得
以治愈。那时白先勇正和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
志，其忙碌可想而知，但他还是常常下课后，“从
台大骑了脚踏车去潮州街探望”王国祥。王国祥病
好后，对于在治愈王国祥疾病中功不可没的一味药
——犀牛角，白先勇也爱屋及乌，多少年后在看到
犀牛时，“竞有一份说不出的好感”。白先勇和王
国祥之间的深挚情感，由此可见一斑。
中年之后，王国祥的疾病复发。这次与疾病的
抗争，王国祥没能像上次那样战胜病魔——而这次
与疾病斗争的惨烈程度却胜过以往，其间白先勇和
王国祥两人异姓手足祸福同当的感情由此再一次得
到了充分体现。王国祥生病，白先勇自然承担起了
照顾的重任，他不但常常从异地赶往洛杉矶开车接
送王国祥输血，而且还在输血时陪他。“国祥的病
情，常有险状，以至于一夕数惊”，有次为了送王
国祥去医院急救，“开车的技术并不高明”的白先
勇飞车急驰，“平常四十多分钟的路程，一半时间
便赶到了”。除了照顾王国祥之外，白先勇还“到
处打听有关‘再生不良性贫血’治疗的讯息”，他
不但向台湾的有关专家通信探讨，登门求教，而且
在大陆的医疗杂志上查到有关治疗“再生不良性贫
血”的信息后，还亲赴大陆，寻找希望。虽然最后
的结果并不理想，但白先勇为使王国祥能够康复所
付出的这份虔诚、执着和努力，无疑令人动容。
白先勇和王国祥的共同努力最终没能挽救王国
祥的生命，“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
共”的知己，终于“天人两分，死生契阔”。王国
祥的去世对白先勇而言“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
补的天裂”，白先勇住宅后园中的树木花草似乎也
有所感应，在王国祥去世后全都“黯然失色”——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树犹如此》可以说是白
先勇怀人散文的一个高峰，文章发表后，首先在台
湾文坛引起了广泛注目和巨大反响，随后影响波及
整个华文文学世界。
……
艾滋病的出现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一大灾难，对
于艾滋病已经并将可能对人类特别是亚洲地区造成
的重大危害，白先勇忧心如焚，一再写文章呼吁人
们重视对艾滋病的了解、防范和治疗护理工作——
这也是《树犹如此》中又一重要的“专题”。在《
世纪末最大的挑战——艾滋病（AIDS）对人类的袭
击》一文中，白先勇对艾滋病的来龙去脉、基本模
式、艾滋病毒（HIV）和艾滋病的区别进行了介绍，
对台湾面临的潜在艾滋病危机以及应当如何应对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呼吁和建议。在《防治艾滋——
医学治疗vs人文关怀》的对谈中，白先勇率先提出
对艾滋病患者要有人文关怀，展现了他对弱势群体
充满深情的精神和心灵关爱!对于身为艾滋感染者，
却以顽强的毅力与疾病抗争的韩森，白先勇专门撰
文《山之子——一个艾滋感染者出死人生的心路历
程》，对韩森感染艾滋后的精神痛苦和内心挣扎进
行了描摹，对亲人给予韩森的接纳、呵护和支持予
以了充分肯定，对韩森以艾滋义工的身份帮助其他
艾滋病患者的义举大声喝彩。从韩森的身上，白先
勇看到了艾滋病患者的自尊自立，也看到了社会对
艾滋病患者日益增加的理解、同情和帮助——而白
先勇的所有这些艾滋书写，映透出的正是他对人类
充满悲悯、同情的大爱之心!
事实上，白先勇在散文中无论是写“人”还是
写“爱”，“人”和“爱”是密不可分的，通过写
“人”展示“爱”，通过写“爱”刻画“人”，构
成了白先勇散文作品中“人”“爱”一体的基本特
点。就此而言，白先勇在《树犹如此》这本散文集
中，写“人”，其实也就是写他对人类（文学和文
化）的“爱”!

也许天长地久可以做如是解，你一生中只要有那么一刻，你全心投入去爱过一个人，那一刻也就是永恒，你一生中有那么一段路，有一个人与你互相扶持，共御风雨，那么，那一段也就胜过终生了。
《树犹如此》（白先勇亲定选本，精装珍藏版）白先勇先生亲自审定的散文选集，以血泪与至诚写就的生命之歌，享誉世界的当代散文经典。“我写作，因为我希望将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变成文字，用文学写人性人情。”

我的昆曲之旅
——兼忆一九八七年在南京观赏张继青《三梦》
一
很小的时候我在上海看过一次昆曲，那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梅兰芳回来首次公演，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演出。美琪是上海首轮戏院，平日专门放映西片，梅兰芳在美琪演昆曲是个例外。抗战八年，梅兰芳避走香港留上胡子，不肯演戏给日本人看，所以那次他回上海公演特别轰动，据说黑市票卖到了一条黄金一张。观众崇拜梅大师的艺术，恐怕也带着些爱国情绪，景仰他的气节，抗战刚胜利，大家还很容易激动。梅兰芳一向以演京戏为主，昆曲偶尔为之，那次的戏码却全是昆曲：《思凡》《刺虎》《断桥》《游园惊梦》。很多年后昆曲大师俞振飞亲口讲给我听，原来梅兰芳在抗战期间一直没有唱戏，对自己的嗓子没有太大把握，皮黄戏调门高，他怕唱不上去，俞振飞建议他先唱昆曲，因为昆曲的调门比较低，于是才有俞、梅珠联璧合在美琪大戏院的空前盛大演出。我随家人去看的，恰巧就是《游园惊梦》。从此我便与昆曲，尤其是《牡丹亭》结下了不解之缘。小时候并不懂戏，可是《游园》中《皂罗袍》那一段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曲调，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以至许多年后，一听到这段音乐的笙箫管笛悠然扬起，就不禁怦然心动。
第二次在上海再看昆曲，那要等到四十年后的事了。一九八七年我重返上海，恰好赶上“上昆”演出《长生殿》的最后一场。“上昆”刚排好《长生殿》三个多小时的版本，由蔡正仁、华文漪分饰唐明皇与杨贵妃。戏一演完，我纵身起立，拍掌喝彩，直到其他观众都已散去，我仍痴立不舍离开。“上昆”表演固然精彩，但最令我激动不已的是，我看到了昆曲——这项中国最精美、最雅致的传统戏剧艺术，竟然在遭罹过“文革”这场大浩劫后，还能浴火重生，在舞台上大放光芒。当时那一种感动，非比寻常，我感到经历一场母体文化的重新洗礼，民族精神文明的再次皈依。大唐盛世，天宝兴亡，一时呈现眼前。文学上的联想也一下子牵系上杜甫的《哀江头》、白居易的《长恨歌》：“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到乐队吹奏起《春江花月夜》的时刻，真是到了令人“情何以堪”的地步。
从前看《红楼梦》，元妃省亲，点了四出戏：《豪宴》《乞巧》《仙缘》《离魂》。后来发觉原来这些都是昆曲，而且来自当时流行的传奇本子：《一捧雪》《长生殿》《邯郸梦》，还有《牡丹亭》。曹雪芹成书于乾隆年间，正是昆曲鼎盛之时，上至王卿贵族如贾府，下至市井小民，对昆曲的热爱，由南到北，举国若狂。苏州是明清两代的昆曲中心，万历年间，单苏州一郡的职业演员已达数千之众，难怪贾府为了元妃省亲会到姑苏去买一班唱戏的女孩子回来。张岱在《陶庵梦忆》里，记载了每年苏州虎丘山中秋夜曲会大比赛的盛况，与会者上千，彩声雷动，热闹非凡。当时昆曲清唱是个全民运动，大概跟我们现在台湾唱卡拉0K一样盛行，可见得中国人也曾是一个爱音乐爱唱歌的民族。由明万历到清乾嘉之间，昆曲独霸中国剧坛，足足兴盛了两百年，其流传之广，历时之久，非其他剧种可望其项背。而又因为数甚众的上层文人投入剧作，将昆曲提升为“雅部”，成为雅俗共赏的一种精致艺术。与元杂剧不同，明清传奇的作者倒有不少是进士及第，做大官的。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写过传奇《续琵琶》，可见得当时士大夫阶级写剧本还是一件雅事。明清的传奇作家有七百余人，作品近两千种，存下来的也有六百多，数量相当惊人，其中名著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早已成为文学经典。但令人惊讶不解的是，昆曲曾经深人民间，影响我国文化如此之巨，这样精美的表演艺术，到了民国初年竟然没落得几乎失传成为绝响，职业演出只靠了数十位“昆曲传习所”传字辈艺人在苦撑，抗战一来，那些艺人流离失所，昆曲也就基本上从舞台消失。战后梅兰芳在上海那次盛大昆曲演出，不过是灵光一现。
南京在明清时代也曾是昆曲的重镇。《儒林外史》第三十回写风流名士杜慎卿在南京名胜地莫愁湖举办唱曲比赛大会，竟有一百三十多个职业戏班子参加，演出的旦角人数有六七十人，而且都是上了妆表演的，唱到晚上，“点起几百盏明角灯来，高高下下，照耀如同白日。歌声缥缈，直人云霄”。城里的有钱人闻风都来捧场，雇了船在湖中看戏，看到高兴的时候，一个个齐声喝彩，直闹到天明才散。这一段不禁叫人看得啧啧称奇，原来乾隆年间南京还有这种场面。夺魁的是芳林班小旦郑魁官，杜慎卿赏了他一只金杯，上刻“艳夺樱桃”四个字。这位杜十七老爷，因此名震江南。金陵是千年文化名城，明太祖朱洪武又曾建都于此，明清之际，金陵人文荟萃，亦是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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