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命运》是一部几乎被时间湮灭的伟大著作，瓦西里·格罗斯曼以托尔斯泰式的宏大视角和写实笔法，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中轴，以沙波什尼科夫一家的活动为主线，讲述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家族成员各自的遭遇，以及由此串起的上百位出场人物和一系列交叉延伸的历史事件，为我们再现了一幅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社会生活画卷。
《生活与命运》是作者运用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手法写出的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被誉为“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也是力冈先生最喜欢的译作之一。

力冈（1926-1997），原名王桂荣，山东广饶人。生前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作家协会理事。1953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长期在安徽师范大学从事俄语教学和俄苏文学翻译工作，一生翻译文学和传记作品共二十一部，达七百多万字，其中《上尉的女儿》《暴风雪》《当代英雄》《猎人日记》《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等世界名著影响广泛。他文思敏捷，译笔准确优美，深受读者喜爱。

主要人物表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力冈先生文学翻译的历史意义
——序《力冈译文全集》
刘文飞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
在力冈先生诞辰91周年的今天，在力冈先生去
世20年后的当下，在洋洋19卷23册的《力冈译文全
集》面世的此刻，我们终于可以试着归纳一下他的
文学翻译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了。
力冈先生的文学翻译苦行僧形象是具有典型意
义和感召力量的，这是中国老一辈俄苏文学翻译家
留下的一个苍凉背影，也是他们为自己建起的一座
“非人工的纪念碑”。翻译是一项苦差事，是需要
坐冷板凳的，是一项付出和回报往往不成正比的工
作，是一种注定要与孤独和寂寞为伴的工作。文学
翻译至少需要出色地掌握两种语言，而好的外语或
许能让人找到另外一种更为轻松、更有利可图的工
作，好的翻译家若用其母语来进行创作，大约自己
也能写出像样的文学作品来。可是，文学翻译似乎
像电子游戏、像吸食鸦片一样是一种能让人上瘾的
事情，一旦上手，一旦品味到其中的甘苦，往往便
欲罢不能。始自玄奘的翻译姿态和翻译精神，似乎
成了中国一代又一代译者的宿命，即专注和吃苦，
苦修和执着。
力冈先生1926年生于山东乡间，自幼失去母亲
，生活贫苦，到他上中学时，家乡被日寇占领，他
流亡河南、甘肃、陕西等地。1950年，他考入哈尔
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俄语专业，毕业后志愿来到安徽
师范大学任教，不久就开始了文学翻译工作，陆续
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短篇译作，至1956年，他的单行
本译作《里雅希柯小说集》已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推出。然而次年，他便在反右运动中蒙冤，被开除
公职，押往新生耐火材料厂劳教。1960年7月，他因
“劳动表现突出”被摘掉右派帽子，重返学校，他
在教学之余立即重拾译笔，在短短数月间便译出苏
联作家艾特马托夫的中篇小说《查密莉雅》，这篇
译作在《世界文学》杂志1961年第10期刊出，引起
轰动，“力冈”这一译家大名从此进入人们的视野
。就在力冈先生准备大展宏图、施展拳脚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却突如其来，1968年，他再度被逐
出校园，下放至宣城地区新田公社劳动改造，直到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方得以重返讲台，此时他
已过天命之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噩梦醒来
，已是人生的黄昏。”文学翻译需要天赋，但也是
一种力气活，在对于一位翻译家而言的黄金时期，
即30—50岁，力冈先生却两度蒙冤，两度再拾译笔
，重新开始，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坚韧！他两落三
起的翻译经历，几乎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
俄苏文学翻译家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的缩影，就
是那一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象征。令人惊讶的
是，重返译坛的力冈先生以超乎常人的工作激情和
翻译速度，在1978年后的20年间陆续出版20余部译
著，平均每年一部，总字数达700余万。在20世纪80
年代，最初几部译著的出版使力冈先生挣到了以当
时标准看相当不菲的稿酬，甚至成为所谓“万元户
”，但他似乎无暇也无意去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依然粗茶淡饭，素衣裹身，与此同时却以更大的热
情继续译事，终日伏案，不懈地爬格子。1997年2月
，力冈先生因肝癌病在芜湖弋矶山医院逝世，据家
人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念叨着未译完的最
后一部译作《罪与罚》。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被
文学翻译累死的；我们肯定可以说，文学翻译是他
最为看重的毕生事业。
力冈先生少年时四处漂泊，中年时命运多舛，
老年时病魔缠身，他的一生似乎都不是给最需要安
宁和平静的翻译家所准备的；力冈先生的职业是教
师，他偏居小城，又不善交际，这些似乎都不构成
他迅速成长为一位全国著名翻译家的前提条件。但
是，正如吴笛教授在他纪念力冈先生的文章中所言
：“他的一生就是用出人意料的成就表现了悲怆的
境界。面对种种意想不到的遭遇和不公，他并没有
沉沦，也没有片面地记恨，而是在艰难的岁月中怀
着对人性的憧憬，将厄运升华为创作的动力，在逆
境中不忘呼唤人性和仁爱，将种种遭遇视为生命中
的财富，在悲怆的境界中抒写诗意人生，毫不气馁
地追求生命的意义，在自己所献身的俄罗斯文学翻
译事业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
我们或许可以将力冈先生的文学翻译风格概括
为“大气的诗意”或“壮阔的悲凉”，即一种融悲
剧与抒情于一炉、广阔的画面感与内在的节奏感相
互呼应、一气呵成的连贯调性和力透纸背的史诗感
相映成趣的译文风格。在他精心翻译的《静静的顿
河》和《日瓦戈医生》等巨著中，他的译笔很好地
传达出了原著中原本就饱含的由抒情性、悲剧性和
史诗性抱合而成的小说整体氛围，而在《生活与命
运》的翻译中，他的这一风格又得到了更为充分的
彰显。请读一读这部史诗长篇的结尾：“在这种宁
静中，会想起去年的树叶，想起过去的一场又一场
风雨，筑起又抛弃的窠巢，想起童年，想起蚂蚁辛
辛苦苦的劳动，想起狐狸的狡诈和鹰的强横，想起
世间万物的互相残杀，想起产生于同一心中又跟着
这颗心死去的善与恶，想起曾经使兔子的心和树干
都发抖的暴风雨和雷电。在幽暗的凉荫里，在雪下
，沉睡着逝去的生命——因为爱情而聚会时的欢乐
，四月里鸟儿的悄声低语，初见觉得奇怪、后来逐
渐习惯了的邻居，都已成为过去。强者和弱者、勇
敢的和怯弱的、幸福的和不幸的都已沉睡。就好比
在一座不再有人住的空了的房子里，在和死去的、
永远离开这座房子的人诀别。但是在寒冷的树林中
比阳光明丽的平原上春意更浓。在这宁静的树林里
的悲伤，也比宁静的秋日里的悲伤更沉重。在这无
言的静默中，可以听到哀悼死者的号哭和迎接新生
的狂欢……”这一史诗性的小说结尾写得好，译得
也好，善于再现悲剧抒情风格的翻译家力冈先生的
功力和风格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炉火纯青！
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在1986年访问中国之后，
深为中国俄苏文学翻译家们忍辱负重、坚持不懈的
精神所感动，写下一首题为《中国翻译家》的诗作
，在由笔者译成中文的这首诗的最后，诗人写道：
“知识分子的良心，／就是一家出版社，／它仍能
工作，／即便没有印刷机，／无论监狱、痰迹还是
侮辱，／它仍能用诗句的春燕／把各个民族连系。
／翻译家们在做什么？／他们让各国人民相互走近
，／越过国境，／越过谎言的沼泽地。／总有一天
，要用他们的姓氏／为巨轮命名，／稻穗和麦穗，
／会向他们鞠躬致敬。／伟大的译文，／就像神的
预言。／翻译过来的细语，／会成为震耳的呼喊。
／但愿能有一座纪念碑，／献给无名的翻译家，／
那最为可敬的基座，／就由无数的译著垒成！”我
们相信，力冈先生的译著，应该也被垒入这座纪念
碑的基座；力冈先生的名字，应该也被刻上这座纪
念碑的碑身！
二〇一七年初秋于京西

《生活与命运》围绕一个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故事展开。瓦西里·格罗斯曼以托尔斯泰式的宏大视角和写实笔法，讲述了沙坡什尼科夫一家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历，并通过家庭成员各自的遭际串起上百位出场人物与一系列交叉延伸的历史事件。历史的创痛、现实的积弊，极权与战争双重碾压之下人性的艰难处境，都以栩栩如生的深刻细节纳入其中。格罗斯曼是世界上用文字记录犹太灭绝营惨况的第一人，也是“二战后首位起而反抗苏联极权的作家”，其独一无二的经历和人道主义勇气，使这本书具有足以令强权胆寒的震撼力。书中对战争真情实况的描写，对纳粹灭绝营、苏联古拉格的哀歌与沉思，对人生、政治和历史命运的哲思与探讨，对人性的极端邪恶与细微的善良之间斗争的刻画……至今读来依然具有深刻的感染力。

一
田野上雾气沉沉。顺着公路伸展开去的高压线上，闪烁着汽车车灯的反光。
没有下过雨，但黎明时的大地是潮湿的，而且，在禁止通行的信号灯亮起的时候，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就会出现红红的、晃晃不定的光斑。很多公里之外就感觉到集中营的气氛：电线、公路和铁路纷纷朝集中营伸去，越来越密集。这是线路纵横交错的地区，一条条线路把大地，把秋日的天空和夜雾划成许许多多矩形和平行四边形。
远方的警报器送来长长的、低沉的鸣声。
公路紧靠着铁路，装载着一袋袋水泥的汽车队，有一阵子几乎和一列长得不见头尾的军用货车同速前进。穿军大衣的司机们不看那在一旁行进的列车，也不看那一个个灰点儿似的人脸。
雾中出现了集中营的铁篱：一道道铁丝网架在一根根钢筋混凝土桩上。棚屋一座连一座伸展开去，排成一条条又宽又直的街道。从这些棚屋的单调一律，就可看出这座大集中营的不人道。
在千百万俄罗斯农村房屋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座完全一模一样的。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各有各的特性。两个人不可能一模一样，两丛蔷薇也不可能一模一样。如果强行消除生命的独立性和各自的特点，生命就会消失。
白头发的火车司机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仔细注视着从一旁闪过的一根根混凝土桩柱、一个个架着旋转的探照灯的高架、一座座钢筋混凝土塔楼，从反光镜里可以看见塔楼上都有士兵守在旋转式机枪旁。司机朝副司机挤了挤跟睛，机车发出警告信号。亮着电灯的扳道旁、放倒的彩条拦路竿后面的一长串汽车、红红的牛眼似的信号灯飞快地闪过。
从远处传来迎面开来的列车的汽笛声。司机对副司机说：
“祖凯尔来啦。听这大大咧咧的嗓门儿，能听得出来。他这是卸了载，开着空车上慕尼黑去。”
空载的列车轧轧地开过来，与开往集中营的军车交会。被撕裂的空气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车厢与车厢之间灰蒙蒙的空隙眨起眼睛。转眼间被撕成碎片的空间和秋日的曙光又连成一片，有节奏地奔驰着。
副司机掏出口袋里的小镜子，看了看弄脏了的脸。司机招招手，借过他的小镜子。
副司机用激动的声音说：
“唉，阿普菲尔师傅，我敢说，如果不是这车厢消毒，咱们回来能赶上吃午饭，不会弄到早晨四点钟才筋疲力尽地赶回来。好像在咱们车站上就不能消毒啦。”
老司机很讨厌没完没了地搞消毒。
“发长信号，”他说，“叫咱们不要上备用线，要直接开到大装卸场上去呢。” 二
自从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二次会议之后，米海尔·西道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第一次认真运用自己的外语本领就是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了。战前他住在列宁格勒，和外国人交谈的机会不多。现在他不由得想起当年侨居伦敦和瑞士的情景，那时候，因为天天和各国革命家在一起，说话、争论、唱歌用的都是多种欧洲语言。
邻铺的意大利神甫加尔季告诉他，集中营里居住着五十六个民族的人。
命运，脸色，脚步声，用甘蓝和假西谷米，即俄罗斯囚犯所说的“鱼眼”做的大众化菜汤，——这一切在数万集中营棚屋的居住者都是一样的。
对于管辖者来说，集中营里的人的区别仅在于号码和缝在上衣上的布条子的颜色：红颜色的是政治犯，黑颜色的是怠工者，绿颜色的是小偷和杀人犯。
集中营里的人因为语言不通，彼此不了解，但共同的命运渐渐使他们亲近起来。分子物理学家、古文献学家和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的意大利农民、南斯拉夫牧民睡在一起。当年有厨子精心调制菜肴、吃不好还要使女管家惴惴不安的人和天天吃腌鳕鱼的人一起穿着木底鞋去干活儿，还要忧心忡忡地张望着：留络腮胡子的德国佬是不是来了？
集中营里的人各不相同的遭际中有相同之处。追寻往事的梦不论萦系着意大利土路边的小园，萦系着北海边悲怆的涛声，还是博布鲁斯克郊外领导干部住房里橙黄色的灯罩，所有囚犯过去的岁月都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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