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短篇小说的灵韵
道长
班中餐
变脸
文学之路
双黄蛋
“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
放生记
如在水底，如在空中
双鱼钥
赵日天终于逮到鸡了
剑笈
偶发艺术
夜眼
人们来来往往
女儿

孩子在炕上剥吃敬过神的花生和瓜子。他们俩，一个坐在炕沿上，一个坐在凳椅上，中间设了小桌子。桌上有紫砂壶和没有水的紫砂杯。就那么相对坐着，此彼相望着，让从窗玻璃透过来的光，落在屋里披在他们身子上。
屋里暖起来，谁都不说话。
身子暖起来，谁都不说话。
媳妇忽然把道长的手给拉过来，握在自己手里边，眼里放着烧红铁的光。道长任她握。手在她的手里还用指甲把她的手心刮了刮。媳妇掉泪了，脸上烧铁的红色成了寡黄色，额上竞还有一层薄汗濡润着。道长望着门口那方向，目光有一半分在媳妇的脸上和身上。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笑一下，把手从媳妇手里抽出来，让目光去往窗台那边了。
窗台上有一个新摆上去的镜框儿。镜框儿里面是奖状。道长盯着那奖状看一会儿，媳妇也扭头盯着看，还很喜惊地“哦”一下。“哦”完了，脸上灿然出发现怀孕时的喜黄色。道长在那喜黄里，去那镜后摸出一把钥匙塞到媳妇手里边。
媳妇看看那钥匙，出去一会儿重又走回来：
“锁该换了，半天打不开。”
把钥匙放在桌角上，将一大把的碎钱丢在桌央里，像牡丹花开样，五十的，二十的，还有十元、五元和一元、二元、毛角的纸币和硬币；也还有三张大额的百元钞票夹在那中间，如花冠中最大的几瓣花片儿。就开始坐下清整那些钱。所有的钱都是折皱着，还有的被揉成污团儿。冬雪的冷潮结在纸币上，经了屋里的暖，结潮化软了，绵下来，开始有浅灰的霉味从那钱上散开来，宛若春天来时一山野的木腐香。
阳光好，金成璀璨黄，隔着窗玻璃望过去，像火光注在眼睛上。媳妇在光里砌整着钱。把百元的展平砌成一叠儿，将五十元的展平砌在百元上，然后再去钱堆里挑拣二十元的票，让人想到秋后的乡媳在席上、筐里捡粮食。孩子五岁半，能识许多字，也从炕上跳下为钱作劳着，把一元的叠在一块儿，把二元的摆在一块儿，还在嘴里数着“一、二、三”，童音的节奏很像咏唱圣诗里的歌。
道长从屋里出来了。
媳妇不来时，香火旺季间，道长也常和徒弟在夕阳里闭上观门和媳妇那样摆整功德箱里的钱。可后来，他成紫云观的正式道长了，整清钱的事儿就都由徒弟去做了。不是懒，是警觉——醒自是道长就应该圣一些，关于钱的事，应该让徒弟从他身上嗅出一股淡远昧。现在媳妇和孩子在清整那些功德钱，他就更应该出来距那远一些。距那远，自然也就离神近了些。为了离神近一些，他立在观院央中里，望着六层石台上的观堂门，和门里的道神像，看那门漆旧落了，木刻的道言对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为无无为有有无无有”也该上漆了；还有吕洞宾的像，不知为何他总是续续念念想，有一天化缘或者求政府赐恩一笔钱，把吕洞宾的泥像请出去，塑一尊老子的镀金木像或大理石雕刻敬在那。这样想，又觉得愧对吕洞宾，毕竟也是八仙里的要人呢。像吃了人家还要毁了人家的负恩罪贼样，想着道长把头勾下来，将目光从升上的观堂转降到观门外的岭道上。
道那边，停着道长的棕色小轿车。车这边，正有一个老婆儿走过去，她是寒瘸膝，在雪地上一瘸一拐走，每一步都要倒下去，每一步也都没有倒下去。入冬的大雪结在不足丈量的路道上，上坡倒还好，下坡时，脚一滑，人就滚到路边沟里了。滚下也就没命了，至多在世上留下一处尖叫声。从观院朝着观外看，因着要下七八级的阶台才到那路上，由此道长在观院望那婆婆时，像菩萨在云里看那为她上香的人，像老子端立在绝顶看那在山脚找寻他的人。心里恻隐了，知道她是去观那边更小的只有一间房的庙里为菩萨上香去，道长还是从观院走出来，下到最后一级阶台上，追着她的寒影唤：
“三婶——你过来．我给你的病腿扎扎针。”P2-3

短篇小说最见作家的艺术功力，每一个搞创作的人也都承认，它是文学的根基，短篇创作水平庶几代表了一个时代民族文学的高度。我们也曾经给予写短篇的人以无上的光荣，我们称他们为“短篇小说家”，而写长篇和中篇的则没有此殊荣。所以，林建法、林源主编的《中国最佳短篇小说(2018)》总是得到最广大读者的关注。

当电视广告点缀以诗歌，当微信朋友圈各类段
子转发沸反盈天，当形形色色的公号、APP顶着“非
虚构”的名头推送好看的故事；此前关于“文学边
缘化”甚至“文学已死”的焦虑终于缓释，幻化为
满腔乐观：文学的触角借助不断升级的新媒介，已
然跃出纯文学的樊篱，仲向各个社会角落。我个人
的态度并不如此：在纯文学的哀悼声四起时我对其
依然保有信心，但在“处处有文学”的乐观中我却
觉得必须警惕。今天文学的泛化乃至膨胀，可能比
文学的边缘化更危险、更具迷惑性：这到底是文学
因越界而活力焕发，抑或被消费主义釜底抽薪后改
头换面再登场?在生活中各类泛化的文学样态中，在
文学期刊推举的好看的现实主义中，文学的超越性
、精神性和先锋性恰恰是缺位的。
好看的现实主义往往会沦为乏味、无趣的现实
主义。就像詹姆斯·伍德批评汤姆·沃尔夫的“肤
浅”：“沃尔夫的文章读起来与其说像他被美国小
说中现实主义的失败刺激，不如说像被美国电影中
现实主义的成功激怒。我们从他完全是电影化的解
决办法中推断出这点：走出去，填满你的笔记本，
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这些现实塞进小说。”
好看的现实主义满足于将来自生活的素材加工成引
人入胜的故事，实则支付了巨大代价。比如牺牲了
人物，“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可算是个体。他们全都
是从社会的目录表中选出来的”，就连反面人物也
是类型化的，“就连他的缺点也让人觉得没趣，因
为恰恰都是大家期望那样气势汹汹的人该具有的缺
点”。总之，好看的现实主义在社会生活的表面舒
服滑行牺牲了“人类的情感、动机和秘密”。
在今天各种虚构文体中，对乏味、无趣的现实
主义进行持久抵抗的，应该是短篇小说，抵抗的力
量来自其文类“质的规定性”。在围炉讲古的时代
，故事不必冗长，否则影响人们第二天的早起劳作
，但在有限的篇幅内，还是得有闪展腾挪的风趣，
否则如何吸引听众?除此之外，那一簇簇闪烁的火光
，必然为短篇的雏形置入了神秘的灵韵。这灵韵不
绝如缕地延续到今天，内在地决定了短篇小说的质
地。这种文类具备现实的骨架，但绝不匍匐在大地
上，而是贴地飞翔，当大地和天空、日常和诗性、
具体和抽象、物理和精神擦碰的那一瞬间，我们仿
佛瞥见了自远古而来的火光闪烁。
在本年度的短篇年选中，双雪涛《女儿》、甫
跃辉《夜眼》、盛可以《偶发艺术》等篇都弥散出
短篇应当具备的灵韵。这其中的代表作品首推弋舟
《如在水底，如在空中》。两个中年男人、“生活
中的受挫者”，去往山里践履历时十八年的承诺。
十八年前，三人行中唯一的女孩子，“面对着那面
湖泊，宣布道：‘十八年后，我要写一封信寄到这
里!’”问题是，当年的那个女孩“考上北大”、又
“举家迁往深圳”、再“移民加拿大”，于今音讯
全无。这时，其中一个男人——他正经历丧妻之痛
——问道：“汪泉现在会在哪里呢?”而另一位的回
答是：“这还用说吗，她当然会在给我们写信的地
方。”——读到这里，如受电击。想起詹姆斯·伍
德的一个说法，“带着电”的细节。《战争与和平
》里的一幕，皮埃尔被法军俘虏，即将面临被枪毙
，排在他前面的是一个十八岁的瘦削男孩，被蒙着
眼睛，但是就在行刑前，“他整了整后脑勺的结，
让它稍微舒服一点”。这个带电的细节击中了詹姆
斯·伍德，好像是被“闪电点着了一样”，他感兴
趣于“托尔斯泰这位决定论者”对这个看似“诡秘
无意义”的动作所设定的意图：男孩在临死前去拨
弄眼罩，“是在行使自由的最甜蜜犒赏呢，还是在
对那个不舒服的结做出无奈的反应?无论是哪一种方
式，另一个人的绝对个人中心，必然给了自负的皮
埃尔以启示。在这段经历之后，他对他人之间差异
性的感知开始增强。那位男孩调整了他的蒙眼布然
后死了；皮埃尔，形象地说，调整了蒙住自己眼睛
的东西然后活了下去”①。我在学生时代，有一晚
从自习教室走出，抬头望着夜空暗淡无星，发了句
感慨：“连星星都没有。”同学随口就说：“星星
一直都在，只是你看不见罢了。”——这句话和“
她当然会在给我们写信的地方”一样，具备带电属
性：从物理层面来说，指证着人类认知的有限性；
如果再上一层，就通向鲁迅所谓“绝望之为虚妄，
正与希望相同”。
这种明暗交界正是弋舟特有的关学风格。弋舟
对物理人情有近乎实证式的体察，但更难得的是对
世界的一种直觉把握能力，这种能力在作品中往往
依附于某一物品、物象，比如《随园》中如禅偈般
的那句“执黑”，以及《如在水底，如在空中》中
那枚“凉造新泉”和湖底圣光。这些物品、物象和
小说中人物命运与情节走向隐隐相合，但又如“物
自体”一般拒绝被阐释，拒绝接受诸如隐喻、象征
般的条分缕析。它们既让你对世界的本质有目击道
存般的了悟，但澄明之境刹那间又翻转为一片混沌
；它们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外壳启开缝隙，当你自以
为接近人性本真之际，又被再次拉向幽暗之域。
在小说最后，两个男人不顾警告先后潜入湖底
，也许是为了打捞邮包，但我更愿意理解为湖底圣
光的召唤，它不能实体化，而昭示着一种纯粹的、
非经验的精神向度：它指引人们去冒险和犯禁，离
开日常生活的“舒适区”，哪怕被荆棘刺得遍体鳞
伤，“皮肉撕裂的一场肉搏之后，在那深水之中，
‘我’竟然‘向着虚空打捞了一把’而抓住了那枚
‘凉造新泉’。——他终于是自渡渡人的。从那样
苍茫无边的哀感中(凭借这‘希望’)落在了生活本
身。尽管，这些少数者依然看得见自己生命中巨大
的阴影”②。
本集年选当中有不少作品可以归入“中国故事
”，比如阎连科《道长》、范小青《变脸》、麦家
《双黄蛋》、陈应松《赵日天终于逮到鸡了》、程
绍国《人们来来往往》等。我理解的中国故事，并
非是把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直接搬进小说，堆砌
这些所谓的“中国特色”很可能沦为东方主义式的
展演。中国故事理当诞生于中国现实的土壤，它思
考问题的逻辑与历史和当下的中国完全扭结在一起
。我这里的意思不是题材决定论，而是中国故事必
须在和中国的历史处境、现实血肉和读者关切的持
续互动中来产生。而这一切的关键落实到短篇小说
，就是能否写出具有能动性的中国人。
刘庆邦在矿工题材领域深耕多年，《班中餐》
是其新作。说实话，一般读者对矿工的形象和生活
有着格式化的想象，他们在井下、在窑里挥汗如雨
地劳作，甘冒生命危险，甚至在死后成为资本与权
力的扯皮游戏、无足轻重的牺牲品。这些当然是事
实，无数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围绕着上述情节来展开
。可是，在重复、格式化的表达中，文学就被规约
成对艰辛生活的浓墨重彩而无法深入矿工们的精神
处境。而刘庆邦这次提供给我们一个绝对非典型的
矿工形象：范成书挖煤之余喜欢“瞎琢磨那些生硬
的字眼儿”比如“能源”“热量”；他能够将煤形
成的过程——由亿万年前的森林，到地面和沼泽中
堆积成黑色的腐殖质，到沉入地下，并在高温、高
压、缺氧的情况下，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化学
变化，最终成型——向工友们娓娓道来；他在进家
门时会张开臂膀以拥抱的方式向妻子致谢……总之
，这位矿工有着开阔的知识视野和细腻的精神世界
。读到范成书以一连串化学、物理学甚至不乏哲学
意味的词向工友们解释煤的形成过程，我忽然想起
现代文学史上同样写过矿工题材的路翎。当年有人
指责路翎笔下的劳动者“缺少土语”，“衣服是工
人，面孔、灵魂却是小资产阶级”。路翎自我辩护
道：“我曾偷听两矿工谈话，与一对矿工夫妇谈话
，激昂起来，不回避的时候，他们有这些词汇的。
有‘灵魂’、‘心灵’、‘愉快’、‘苦恼’等词
汇，而且还会冒出‘事实性质’等词汇，而不是只
说‘事情’、‘实质’的。”①在路翎看来，劳动
者“内心里面是有着各种的知识语言”，这是对精
神奴役创伤的反抗；而作家借此发现劳动者内心世
界的波澜汹涌，发现人物鲜活的自我意识和独特的
生活逻辑，恰恰撬开了滞重的现实与身份外壳。
《班中餐》的主要情节是范成书讲究吃饭(“既
要色香味俱佳，还要富有营养”，“有了足够的热
量，人的身体这台机器才能发动”)，因为工友一次
拿错饭盒，范成书夫妇就想方设法为工友改善伙食
。巧妙的是，本篇的核心情节似乎也与对某种创作
风气的反拨关联在一起，比如下面这些话——“味
道不是单一性的东西，是一种综合性的东西。只有
把多种味道综合在一起，综合得恰到好处。才说得
上味道好…‘人在炒菜做饭的时候，难免会加入自
己的呼吸和手气。呼吸、手气各异，做出的饭菜也
百人百味，因人而异”——哪里只是在谈做饭烧菜
呢?这里的“单一”和“综合”，完全可以翻译成黑
格尔在讨论人的意义时，提及的“有限”和“无限
”的辩证统一：“人格的要义在于，我作为这个人
，在一切方面(在内部任性、冲动和情欲方面，以及
在直接外部的定在方面)都完全是被规定了的和有限
的”；但是，人的意义并不只在上述“人格”的向
度上被穷尽，“人实质上不同于主体，因为主体只
是人格的可能性，所有的生物一般说来都是主体。
……／,-~L是高贵的东西同时又是完全低微的东西
。他包含着无限的东西和完全有限的东西的统一、
一定界限和完全无界限的统一。人的高贵处就在于
能保持这种矛盾，而这种矛盾是任何自然东西在自
身中所没有的也不是它所能忍受的。”①人之为人
，在于其拥有一种能够从一切肉身性、社会现实规
定性中抽象出来和超越出来的可能。通过一个非典
型的矿工，刘庆邦要写出的正是人的“无限性”、
“人的高贵处”。
20世纪初叶，周氏兄弟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
》，东京、上海两地各卖出二十册上下，“市场业
绩”惨淡。鲁迅总结教训时说：“那时短篇小说还
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
便等于无物。”比较而言，今天专心经营短篇小说
的作家依然“很少”。中国文坛一些专家、普通读
者似乎患有长度、体量焦虑症，他们似乎忘了中国
古人说的“以管窥天”、“纳须弥于芥子”；忘了
卡尔维诺引据的希腊神话——柏尔修斯依靠“世界
上最轻的物质——风和云”，来反抗美杜莎会把人
变成坚硬石头的目光。在精粹短篇日渐稀缺的年代
，我们理应向本卷年选的作者和编者们致敬。
2018年11月29日

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丛书，从1998年开始，已经连续出版了二十一年，其间经受了图书市场的检验，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与好评。
2019年1月出版的六卷年选本“太阳鸟文学年选”，作为年度盘点的最佳文学系列，仍将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各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不负读者厚望，将发表于2018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
林建法、林源主编的《中国最佳短篇小说(2018)》是其中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