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著的《友人对话录》收录了柳鸣九先生与友人们展开的一场场真挚深刻的对话，回忆了他治学、著述、翻译上的曲折历程。从七十年代末挺身而出对日丹诺夫论断“三箭齐发”，到八十年代初将存存主义哲学介绍到中国，掀起“萨特热”；从策划编写八卷本“盗火者文丛”，到为小孙女Emma翻译《小王子》并与她合作制作插图本；从北大求学，树立“为了一个人文书架”之志．到撰写出卢梭式坦诚的《回顾自省录》，都倾吐着其一生不为物役、探问真理的学术性情。
尽管本书是对六十年间学术生涯的回顾，但在这思想纷纭文风不一的时代，本书是对话，也是启迪当下学人的一部独白。

柳鸣九，1934年生，湖南长沙人。1953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同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赴中国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1964年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1981年后，多次赴美国、法国进行学术考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笔会中心会员。
柳鸣九先生一生潜心研究，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勤奋写作，可谓著译等身。2000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被正式选定为博士论文专题对象。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称号“终身荣誉学部委员”。曾著有《法国文学史》（三卷本）、《走进雨果》《法兰西风月谈》《山上山下》等；翻译作品有《雨果文学论文选》《莫泊桑短篇小说》《局外人》《小王子》等。其中有三部作品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一部作品获“中国图书奖”。

萨特中国之旅的思想文化意义
对话者钱林森：《跨文化对话》主编、南京大学教授
萨特与中国的思想开放
对话者胡赳赳：《新周刊》杂志记者
关于学术旅程、坎坷际遇
对话者涂卫群：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
授，著名的法国文学研究专家
推石上山的脚步
对话者王东亮：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课题小组负责人
罗湉：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课题小组负责人
陋室中的丰硕
对话者李萍：《深圳特区报》驻京记者
关于治学三要“学”“识”“才”及其他
对话者：《湘水》访谈组
关于我与北大的“科班教育
对话者：《党建》杂志记者
关于求学道路、学术诚实及其他
对话者：《光明日报》“人物专栏”主编
关于《柳鸣九文集》（15卷）的出版
对话者江胜信：《文汇报》首席记者
关于我的理论属性与“选学”及其他
对话者尚晓岚：《北京青年报》记者
关于为小孙女译《小王子》
对话者康春华：《新京报》记者
关于学术业绩与“自我矮化”以及编书生涯
对话者宁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外国文学研究所前科研
处处长
关于散文随笔写作的理念与实践
对话者江胜信：《文汇报》首席记者
关于《回顾自省录》答《环球人物》杂志社记者问
对话者许晓迪：人民日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关于《法国文学史》编选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对话者罗芃：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法国文学研究
家，法国文学名著翻译家
关于《法国文学史》与大学者的标志
对话者倪培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印度文学研究专家，《世界
文明史》编委员会副主任，外国文学研究学术期刊《外国文学评论》副主
编
一次友好的谈话
——关于同行业中和谐的人际关系
对话者王文融：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优秀
教师，法兰西教育骑士勋章获得者
关于何谓自觉自为的布衣
对话者郑雄：河南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关于我的“十字箴言”的对话提纲
对话者黄晋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人文学
着、翻译家
为一代人文名士留存精神史的一次努力
对话者刘晨芳：传记文学室主任
后记
附录一：延伸阅读柳鸣九其他作品书目
附录二：对柳鸣九要著的佳评

一把钥匙存在的理由
刘汉俊
作为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文学家之一
的萨特没有想到，在他1980年4月15日逝世之后，他
在西方略显寂寥的哲学思想，能在中国产生那么大
的影响。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以“自我选择”的
方式，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和自我创造，张扬人道主
义、自由主义、个性主义，让经过“真理标准讨论
”之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人，对自己的生存状
态和命运进行反思。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一千个中国人心中揣着一千个“萨特
”，许多年轻人在“萨特哲学”中寻觅自己的价值
观，在“萨特存在说”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感，在“
萨特自由说”中寻求自己的自由度。萨特的那旬“
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
雄”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座右铭。哲学是人类认识自
我的钥匙，“萨特”像一把钥匙，开启着不少中国
人的心锁。一时间，许多人心中有“选择”，言必
称“存在”，文必谈“设计”，中国社会形成了一
股“萨特热”。
萨特走红中国，得感谢一位今年已84岁高龄的
中国学者，毕生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翻译的大家—
—柳鸣九先生。他以独到而富有前瞻性的眼光看到
萨特“存在主义”的哲学价值，看到了萨特哲学在
中国的社会价值。1980年，柳鸣九在中国学界颇有
影响的《读书》杂志7月号发表《给萨特以历史地位
》，在对萨特哲学和文学成果进行不遗余力的推介
后，他大声疾呼：“萨特是属于世界进步人类的”
，“我们不能拒绝萨特所留下来的这份精神遗产，
这一份遗产应该为无产阶级所继承，也只能由无产
阶级来继承，由无产阶级来科学地加以分析，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这一呼声如石破天惊，让中国
社会的目光投向了塞纳河畔的那位法国学者。1981
年，柳鸣九主编的《萨特研究》出版，1985年再版
。正是这位被称为法国文学研究领域里“领头羊”
的柳鸣九，把萨特隆重地引进中国，领到了中国读
者跟前。
此时的萨特，意外得到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柳鸣九的《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一文发表前后，恰
逢中国社会迎来继“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的又一
场声势浩大的人生观大讨论。1980年5月，《中国青
年》杂志发表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
呵，怎么越走越窄……》，作者用沉重而激愤的笔
调叙述了自己在工作、生活、事业上遇到的种种困
惑和痛苦，发出了人生的感叹。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声感叹迅速引发全国范围内许多青年人的共鸣，
甚至引起了党和国家高层的注意。在半年左右时间
里，《中国青年》杂志共收到六万多封来信。其实
，这封信是《中国青年》杂志根据当时北京第五羊
毛衫厂青年女工黄晓菊的来信和北京经济学院二年
级学生潘祎的来信综合编成的，编辑部从他们二人
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署名“潘晓”。“潘晓现象”
持续了半年之久，在中国社会产生的思想涟漪荡漾
至今。据黄晓菊后来回忆，一夜成名的她社会活动
骤然增多，“许多大学生们纷纷请我参加活动，和
我共同讨论萨特”。由此可见，中国问题的“萨特
”因素和“萨特”问题的中国因素产生了化学反应
，“萨特”成了“潘晓现象”的酵母。正是在这次
众目睽睽之中，“萨特”接过柳鸣九先生交给的“
签证”和车票，登上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列车，跑遍
全国。
柳鸣九的确独具慧眼、独运匠心，他巧妙地把
曾经来过北京人民大会堂、到过天安门城楼的萨特
“请”到中国。萨特具有超高的文学成就和较高的
哲学成就，不光在哲学著作中表达“自由选择”观
，还通过《自由之路》《间隔》等文艺作品表达“
自由选择”的主题，使他的哲理思想插上了艺术的
翅膀，文学充满哲理，哲学充满文化。萨特，这位
资产阶级的批评者、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共产主义
的同路者、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拒领者，走进了
中国，也使西方哲学走向了中国大众，做了一次中
国人的心理医生和心灵钥匙。“萨特”走红中国，
是改革开放之后一个显著性的文化事件，对外文化
交流中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现象，在中国的思想星空
划出了一道绚彩。柳鸣九先生也因此被学界誉为“
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时至今日，许多介绍萨特
的书籍文章，包括互联网上的百度搜索、360搜索等
关于“萨特”的条目资料，常常会引用柳鸣九先生
的《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一文。
一把“法国钥匙”能打开千万把“中国锁”，
是因为这把钥匙可以为人类所共有，对中国有启示
。萨特的“自我选择”哲学是对个体意识的承认、
尊重、强调，契合了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在个体
精神和主体意识上的甦醒。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历
程和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如果没有个体意识的渐
醒、个性特征的张扬、个人价值的实现，就不会有
主人翁意识、主观能动性、人民主体地位、公民权
益的被尊重，也不会有“我的青春我做主”“有体
面的劳动、有尊严的生活”，更不会有“人民的梦
”“中国梦”这些热词的涌现。没有个体的设计就
没有社会的构想，没有个人的梦想就没有民族的梦
想，没有个体意识的唤醒就没有国家精神的重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正是融合了国家、
社会、个体三个层面目标的产物。试想，一群浑浑
噩噩无所向往的个体能够支撑起一个生机勃勃兴旺
发达的社会吗？为社会发展而自我设计，为国家崛
起而自定目标，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实现自我价值，
是文明的标尺、进步的标杆、民主的标志。
……
偶尔，陪先生于桃之天天的三月，在北京的明
城墙根下晒太阳、过“桃花节”；偶尔，陪先生到
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听音乐；偶尔，陪先生在他
家楼下的肥牛火锅城吃饭，给他一个买单的机会，
他会点上一桌让你吃不完的菜，然后让你吃不完兜
着走。无论身处喧嚣还是独处一隅，先生总是那样
宁静和沉醉，仿佛众生不在、市声退去，有如深山
古刹问一僧者、一智者、一慧者正打坐人定，在静
观凡世、悲悯苍生。
高贵者最寂寞，思想者最孤独。淡泊中的先生
却并不寂寞孤独，他的心中有着万千丘壑、百态人
生，他的笔下鲜活着那么多名人巨擘和灵动的思想
，他的作品有成千上万的研究者、读者在研习。那
次，陪先生在国家大剧院听音乐，后座一位中学生
得知这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竟然就是课本中法国名
著的翻译者，兴奋不已。
坐看云卷云舒，静听花开花谢，近观潮起潮降
，远瞰日出日落，柳鸣九先生像那个遨游在七颗星
球之间的“小王子”，既辛勤，又超越。法国作家
都德的《最后一课》中，那位韩麦尔老师告诫他的
学生们说，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
着一把……钥匙”。
萨特是一把钥匙，柳鸣九也是一把钥匙。你需
要或者不需要，它都在那儿。
写完这篇不敢妄称为“序”的读后感，我忽然
意识到，先生这是在导读我，命我补上法国文学这
一课。
学生深以为谢，谨记师恩。
2017年6月18日于北京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

柳鸣九著的《友人对话录》以20篇柳先生与各方友人之间的谈话为形式，展现了柳先生在学术生涯中做出的惊人贡献，主要涉及文学史学术专著、散文随笔、翻译作品。谈话主要针对柳先生在1978年之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首先对日丹诺夫论断的“三箭齐发”的学术勇气与智慧；参与策划和编写八卷本《盗火者文丛》，并撰写回顾自己人生的回忆录《回顾自省录》，体现了柳先生的真性情和敢于面对自己、批评自己的勇气；为小孙女Emma翻译《小王子》以及第二版加入Emma绘画版本的《小王子》，体现了柳先生浓浓的亲情和内心深入最柔软的部分；柳先生在北大的求学之路，以及北大科班教育和大师对他日后人生的影响。

可能是2016年的春季，中央编译出版社当时以
“博雅文丛”的名义向我组织文化散文随笔稿，那
时，《柳鸣九文集》（十五卷）刚出版不久，我几
乎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收入十五卷文集，剩下的文章
实在少得可怜，幸好后来又陆续写了一些，居然又
凑成了一个文集《后甲子余墨》，交中央编译出版
社。出版界的领域与板块时有变化，沧海桑田，“
博雅文丛”又改由“大道行思”出版，“大道行思
”加入了深圳海天出版集团，《后甲子》一书2016
年9月出版时，已属于深圳海天的麾下了。
“博雅文丛”与我完成合作后，双方意犹未尽
，又商议进行新的合作，这一下，小货郎摊上的玩
意可完全告罄了，只好思路他转。
2017年春回大地之际，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编辑
纷纷出动组稿约稿，颇有大展宏图之态，我又得到
他们的青睐，承蒙他们组稿约稿，但至此我历年种
植的产品均已销售一空，剩下了几颗尚未发芽的种
子，那是几篇与报刊记者的访谈稿，那些访谈都是
前若干年由《萨特研究》一书的风波引起来的，是
一些后续报道。不过，重读起来还算言之有物，于
是，就把这几篇旧的访谈录当作种苗，再培植若干
株，准备栽植成丛，形成一片新绿。在此过程中，
学界的一些朋友，注意到这个项目，在我的诚邀下
，也参加到这次对话中，各提各的问题，由我作答
。这里，我也并非没有仿效《歌德对话录》的冲动
，但很快我就认识到自己学力的不够，知识储备的
不足，于是，才打消这个念头，安分务实起来。这
样，不知不觉到了2017年第一季度，竟然又积累起
一摞访谈稿，题目因提问题的报刊不同而不同，排
列起来倒也不单调，承蒙中央编译出版社厚爱包容
，决定采用出版，这便是这个集子——柳鸣九《友
人对话录》的来由。
对话录是一种极其古老的学术文化典籍成果形
式，中国有古老的《论语》，外国有古老的《柏拉
图文艺对话录》与《歌德对话录》。我出生于非书
香门第，从小没见过《论语》，但外国的两部对话
录典籍《柏拉图文艺对话录》与《歌德谈话录》我
倒是很早就见过，那是我从少年时候起经常跑书店
、“看站书”的收获，我翻阅过它们，知道是怎么
回事。我知道《柏拉图文艺对话录》是由朱光潜翻
译过来的，它实际上是柏拉图对古希腊罗马时代文
化艺术的一次全面而精准的总结，《歌德对话录》
的范围则广泛得多，因为人类发展到18世纪，已经
经过了文艺复兴时期与启蒙时代两次知识库大扩张
大积累，像歌德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家，无
不广涉知识各领域，对人类远古的历史、对人类社
会的广阔领域、对百艺的原理与记忆都有广博的知
识积累与精深的研习，因此，《歌德对话录》的内
容与篇幅远胜过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但不论
是哪一本，对于跑书店看站书阶段的我都是高不可
攀的，说实话，当时没有仔细研读，即使是研读了
，那时的我恐怕也是一知半解或囫囵吞枣，后来陆
陆续续补课，才得以浅知初通。不过，我怎么也没
有想到，我以后将以“谈话录”的形式出版书籍。
经过了几十年的书斋生活，也算是做了一番研究工
作，总算对人类历史中、人类社会现实中的某些事
物，多少讲得清一点子丑寅卯，爬了几十年的格子
，总算能对一些复杂一点的事物表述得明晓通顺，
对媒体访谈这类活动也算是轻车熟路，知道是怎么
回事，突然一天开窍了：广泛的学识与经验，加上
必要的散文表述功底，再加上应付访谈的路数与窍
门，这不几乎就等于访谈录了吗？于是，我就试将
起来，总算汇编成集。当然，集与集是不同的，有
大巫与小巫的不同、有大狗与小狗的不同、有天与
地的差距、有西施与东施的差别……
应该说明的是，时至2016年年底，我突然发生
脑梗，又急又险，经过几个月的医治，总算没有丢
命，也没有全身瘫痪，但相当严重的是视力丧失大
半，书斋生活与脑力劳动实在无法继续进行，《对
话录》虽已完成大部分，但还有两三位朋友所题设
的问题却实在无法作答。其一，是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副教授吴康茹博士所提的关于人性观、阶级论
的理念与实践问题，她提得很有自己的见解、很有
深度，其问题如下：
吴康茹：文学研究是脱离不了具体的社会政治
、历史、文化语境的。中国的文学研究也不例外。
新中国成立之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人性、人道
主义一度成为理论的禁区。从1966年至1976年整个
文革十年期间，“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之说甚
为流行。如此一来，文学研究或者说文学批评难免
走上了唯阶级论的歧途。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阶
级论”不局限于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领域，也涉及
了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和对整个西方文学经典价值的
判断和研究上。有的研究者指出：“文革十年，中
国社会大体上是不准谈‘人’的社会。有人说，谈
‘鬼’色变，谈‘虎’色变，中国文革十年是谈‘
人’色变”。您这代学者其实是经历了新中国的成
长历程，也是非常清楚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阶级论”如何取代“人性论”的过程以及所带来的
灾难性的后果。您能否结合自身的

萨特中国之旅的思想文化意义
对话者钱林森：《跨文化对话》主编、南京大学教授
对话时间：2005年
钱林森：在中法文化和文学关系史上，在20世纪法国作家“满程风雨”的中国之旅中，若以其-9近代中国知识界命运浮沉和精神联系之密切而言，因而也最具戏剧性和启发性的，莫过于罗曼·罗兰和让一保罗-萨特的中国之旅了。您作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作为引领思想家、文学家萨特走进中国的权威学者，能在这位文化巨子诞辰百年之际，就其中国之行的历程、影响和意义，与我们交流、对谈，我深感荣幸和欢畅。欢愉之情，不由得让我忆起当年捧读您写的有关萨特的开山大作《关于西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和您主编的《萨特研究》的情景……岁月如水，已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时值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知识界思想解放的春天，是您首先结识萨特，认识他的价值，并随之将他引入了中国。用您现在幽默的说法，那是您“为萨特在文化上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代办‘签证”’。我们的话题也许该由此切入：能否请您谈谈与萨特“结缘”的来由、理由和背景？以便让我们一起沿着当年萨特东进中国的历史足印，重温并分享那远去的、充满激情和风雨的时光。
柳鸣九：首先，谢谢《跨文化对话》与阁下安排了这次关于“萨特中国行”的访谈对话。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值得交谈，值得总结。它不仅对我本人很有意义，因为我是一个与此有关的主要当事人，而且对学术文化界也很有意义，因为萨特的中国之行，萨特在中国被接受史，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重要的精神文化过程，它反映了中国这个新时期的历史步伐与进展。正如阁下所言，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过程，值得纪念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萨特在中国得到极不公正的评价，改革开放伊始，就有了“给萨特以历史地位”的强烈呼声与对萨特进行全面科学评价的《萨特研究》，然而，这些努力很快就在“清污”中遭到严厉的否定与清算，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又完全“雨过天晴”，时至最近一个时期，萨特的著名哲理“自我选择”已成为千万中国人常用的口头语，而到了2005年萨特百年诞辰纪念之时，国内有影响的大报与大型周刊如《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新周刊》《中国新闻周刊》《中华读书报》等，纷纷发表了大篇幅的专题采访与纪念文章，盛况大出人们所料。二十多年来，这一过程，不是很具有戏剧性吗？不是一个很生动很有意义的文化故事吗？它反映了中国历史带有某种螺旋式形态的上升态势，对于一个传统力量特别巨大，而现实负荷又特别繁重的国家，即使是高速发展，往往也不可避免地采取螺旋形前进轨迹。
至于在这个过程中，我在萨特问题上做过些什么，可以说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请允许我从头到尾讲一遍。
20世纪70年代最后两年，中国开始有了春天的气息，这股气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一场讨论带来的。那时，我已完成了《法国文学史》的上卷，正在进行中卷的编写，不久将要面f临对法国20世纪文学的评说。但只要一进入20世纪文学领域，就会碰到一座阻碍通行的大冰山：日丹诺夫论断。日丹诺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总管，以其在学术文化领域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著称，他把20世纪西方文化艺术统斥为“反动、颓废、腐朽”，一棍子打死，他的报告与讲话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入解放区后，就被视为“马列主义的理论经典”，实际上成为带有权威指导性的“准文件”，一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它的权威性仍然岿然未动，只要有这座冰山在，对外国20世纪文学的研究、翻译、介绍就根本无法正常进行，只能一骂了事。
那时，我四十出头，在研究工作岗位上已待了20来年，刨去“十年浩劫”，也算有“十年寒窗”的苦读，虽不敢说有多么深的学养，但以自己在20世纪西方文学方面的积累，也深知日丹诺夫论断之有悖于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文化遗产那种赞赏有加的典范风度。说老实话，我对日丹诺夫的“反骨”早已有之，就是何时揭竿而起了。“实践检验真理”那场讨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既然有理由重新审视历史传统了，有理由清除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时弊与陈词了，当然就到了在外国文学、艺术、文化、学术的领域破除坚冰的时机。问题在于我要把这件事做多大，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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