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人笔记》是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一部随笔集。作品以一个猎人的狩猎活动为线索，记述了19世纪中叶俄国的农村生活，刻画了地主、管家、磨坊主妇、城镇医生、贵族知识分子、农奴、农家孩童等众多人物形象，真实地展现了农奴制背景下外省城乡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风貌，揭露了农奴主的残暴和农奴的悲惨生活，表达了作者对农奴制度的控诉和对民主主义思想的追求。别林斯基评价该作品，“从一个前人所不曾有过的角度接近了人民”。
《猎人笔记》是作者的成名之作，对俄国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力冈（1926-1997），原名王桂荣，山东广饶人。生前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作家协会理事。1953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长期在安徽师范大学从事俄语教学和俄苏文学翻译工作，一生翻译文学和传记作品共二十一部，达七百多万字，其中《上尉的女儿》《暴风雪》《当代英雄》《猎人日记》《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等世界名著影响广泛。他文思敏捷，译笔准确优美，深受读者喜爱。

霍尔和卡里内奇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莓泉
县城的医生
我的乡邻拉季洛夫
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
里果夫村
别任草地
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西扬
总管
办事处
孤狼
两地主
列别江市
塔吉雅娜·鲍里索芙娜和她的侄儿
死
歌手
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
幽会
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
契尔托普哈诺夫和聂道漂斯金
契尔托普哈诺夫的末路
活骷髅
大车来了
树林与草原

力冈先生文学翻译的历史意义
——序《力冈译文全集》
刘文飞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
在力冈先生诞辰91周年的今天，在力冈先生去
世20年后的当下，在洋洋19卷23册的《力冈译文全
集》面世的此刻，我们终于可以试着归纳一下他的
文学翻译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了。
力冈先生的文学翻译苦行僧形象是具有典型意
义和感召力量的，这是中国老一辈俄苏文学翻译家
留下的一个苍凉背影，也是他们为自己建起的一座
“非人工的纪念碑”。翻译是一项苦差事，是需要
坐冷板凳的，是一项付出和回报往往不成正比的工
作，是一种注定要与孤独和寂寞为伴的工作。文学
翻译至少需要出色地掌握两种语言，而好的外语或
许能让人找到另外一种更为轻松、更有利可图的工
作，好的翻译家若用其母语来进行创作，大约自己
也能写出像样的文学作品来。可是，文学翻译似乎
像电子游戏、像吸食鸦片一样是一种能让人上瘾的
事情，一旦上手，一旦品味到其中的甘苦，往往便
欲罢不能。始自玄奘的翻译姿态和翻译精神，似乎
成了中国一代又一代译者的宿命，即专注和吃苦，
苦修和执着。
力冈先生1926年生于山东乡间，自幼失去母亲
，生活贫苦，到他上中学时，家乡被日寇占领，他
流亡河南、甘肃、陕西等地。1950年，他考入哈尔
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俄语专业，毕业后志愿来到安徽
师范大学任教，不久就开始了文学翻译工作，陆续
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短篇译作，至1956年，他的单行
本译作《里雅希柯小说集》已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推出。然而次年，他便在反右运动中蒙冤，被开除
公职，押往新生耐火材料厂劳教。1960年7月，他因
“劳动表现突出”被摘掉右派帽子，重返学校，他
在教学之余立即重拾译笔，在短短数月间便译出苏
联作家艾特马托夫的中篇小说《查密莉雅》，这篇
译作在《世界文学》杂志1961年第10期刊出，引起
轰动，“力冈”这一译家大名从此进入人们的视野
。就在力冈先生准备大展宏图、施展拳脚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却突如其来，1968年，他再度被逐
出校园，下放至宣城地区新田公社劳动改造，直到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方得以重返讲台，此时他
已过天命之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噩梦醒来
，已是人生的黄昏。”文学翻译需要天赋，但也是
一种力气活，在对于一位翻译家而言的黄金时期，
即30—50岁，力冈先生却两度蒙冤，两度再拾译笔
，重新开始，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坚韧！他两落三
起的翻译经历，几乎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
俄苏文学翻译家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的缩影，就
是那一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象征。令人惊讶的
是，重返译坛的力冈先生以超乎常人的工作激情和
翻译速度，在1978年后的20年间陆续出版20余部译
著，平均每年一部，总字数达700余万。在20世纪80
年代，最初几部译著的出版使力冈先生挣到了以当
时标准看相当不菲的稿酬，甚至成为所谓“万元户
”，但他似乎无暇也无意去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依然粗茶淡饭，素衣裹身，与此同时却以更大的热
情继续译事，终日伏案，不懈地爬格子。1997年2月
，力冈先生因肝癌病在芜湖弋矶山医院逝世，据家
人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念叨着未译完的最
后一部译作《罪与罚》。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被
文学翻译累死的；我们肯定可以说，文学翻译是他
最为看重的毕生事业。
力冈先生少年时四处漂泊，中年时命运多舛，
老年时病魔缠身，他的一生似乎都不是给最需要安
宁和平静的翻译家所准备的；力冈先生的职业是教
师，他偏居小城，又不善交际，这些似乎都不构成
他迅速成长为一位全国著名翻译家的前提条件。但
是，正如吴笛教授在他纪念力冈先生的文章中所言
：“他的一生就是用出人意料的成就表现了悲怆的
境界。面对种种意想不到的遭遇和不公，他并没有
沉沦，也没有片面地记恨，而是在艰难的岁月中怀
着对人性的憧憬，将厄运升华为创作的动力，在逆
境中不忘呼唤人性和仁爱，将种种遭遇视为生命中
的财富，在悲怆的境界中抒写诗意人生，毫不气馁
地追求生命的意义，在自己所献身的俄罗斯文学翻
译事业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
我们或许可以将力冈先生的文学翻译风格概括
为“大气的诗意”或“壮阔的悲凉”，即一种融悲
剧与抒情于一炉、广阔的画面感与内在的节奏感相
互呼应、一气呵成的连贯调性和力透纸背的史诗感
相映成趣的译文风格。在他精心翻译的《静静的顿
河》和《日瓦戈医生》等巨著中，他的译笔很好地
传达出了原著中原本就饱含的由抒情性、悲剧性和
史诗性抱合而成的小说整体氛围，而在《生活与命
运》的翻译中，他的这一风格又得到了更为充分的
彰显。请读一读这部史诗长篇的结尾：“在这种宁
静中，会想起去年的树叶，想起过去的一场又一场
风雨，筑起又抛弃的窠巢，想起童年，想起蚂蚁辛
辛苦苦的劳动，想起狐狸的狡诈和鹰的强横，想起
世间万物的互相残杀，想起产生于同一心中又跟着
这颗心死去的善与恶，想起曾经使兔子的心和树干
都发抖的暴风雨和雷电。在幽暗的凉荫里，在雪下
，沉睡着逝去的生命——因为爱情而聚会时的欢乐
，四月里鸟儿的悄声低语，初见觉得奇怪、后来逐
渐习惯了的邻居，都已成为过去。强者和弱者、勇
敢的和怯弱的、幸福的和不幸的都已沉睡。就好比
在一座不再有人住的空了的房子里，在和死去的、
永远离开这座房子的人诀别。但是在寒冷的树林中
比阳光明丽的平原上春意更浓。在这宁静的树林里
的悲伤，也比宁静的秋日里的悲伤更沉重。在这无
言的静默中，可以听到哀悼死者的号哭和迎接新生
的狂欢……”这一史诗性的小说结尾写得好，译得
也好，善于再现悲剧抒情风格的翻译家力冈先生的
功力和风格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炉火纯青！
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在1986年访问中国之后，
深为中国俄苏文学翻译家们忍辱负重、坚持不懈的
精神所感动，写下一首题为《中国翻译家》的诗作
，在由笔者译成中文的这首诗的最后，诗人写道：
“知识分子的良心，／就是一家出版社，／它仍能
工作，／即便没有印刷机，／无论监狱、痰迹还是
侮辱，／它仍能用诗句的春燕／把各个民族连系。
／翻译家们在做什么？／他们让各国人民相互走近
，／越过国境，／越过谎言的沼泽地。／总有一天
，要用他们的姓氏／为巨轮命名，／稻穗和麦穗，
／会向他们鞠躬致敬。／伟大的译文，／就像神的
预言。／翻译过来的细语，／会成为震耳的呼喊。
／但愿能有一座纪念碑，／献给无名的翻译家，／
那最为可敬的基座，／就由无数的译著垒成！”我
们相信，力冈先生的译著，应该也被垒入这座纪念
碑的基座；力冈先生的名字，应该也被刻上这座纪
念碑的碑身！
二〇一七年初秋于京西

屠格涅夫著的《猎人笔记》是一部通过猎人的狩猎活动，记述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农村生活的随笔集。书中揭露了农奴主的残暴，农奴的悲惨生活，作者还因此被放逐。随着屠格涅夫优美的叙述，俄罗斯的大自然风光、俄罗斯人民的风俗习惯、地主对农民的欺凌、农民的善良淳朴和智慧，像一首首抒怀歌曲在我们面前缓缓流淌出来，汇成一部色彩斑斓、动人心魄的交响诗。

霍尔和卡里内奇①
谁要是从波尔霍夫县来到日兹德拉县，大概会对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明显差别感到惊讶。奥廖尔省农人的个头儿不高，身子佝偻着，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住的是很不像样的山杨木小屋，要服劳役，不做买卖，吃得很不好，穿的是树皮鞋；卡卢加省代役租农人住的是宽敞的松木房屋，身材高大，脸上又干净又白皙，流露着一副又大胆又快活的神气，常常做奶油和松焦油买卖，逢年过节还要穿起长筒靴。奥廖尔省的村庄(我们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通常四周都是耕地，附近有冲沟，冲沟总是变为脏水塘。除了少许可怜巴巴的爆竹柳和两三棵细细的白桦树以外，周围一俄里之内看不到一棵树；房屋一座挨着一座，屋顶盖的是烂麦秸……卡卢加省的村庄就不一样，四周大都是树林；房屋排列不那么拥挤，也比较整齐，屋顶盖的是木板；大门关得紧紧的，后院的篱笆不散乱，也不东倒西歪，不欢迎任何过路的猪来访……对一个猎者来说，卡卢加省也要好些。在奥廖尔省，所剩无几的树林和丛莽再过五六年会全部消失，就连沼地也会绝迹；卡卢加省却不同，保护林绵延数百俄里，沼地往往一连几十俄里，珍贵的黑琴鸡还没有绝迹，还有温顺的沙锥鸟，有时忙忙碌碌的山鹑会噗啦一声飞起来，叫猎人和狗又高兴又吓一跳。
有一次我到日兹德拉县去打猎，在野外遇到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波鲁德金，就结识了这个酷爱打猎、因而也是极好的人。不错，他也有一些缺点，比如，他向省里所有的富家小姐求过婚，遭到拒绝而且吃了闭门羹之后，就带着悲伤的心情向朋友和熟人到处诉说自己的痛苦，一面照旧拿自己果园里的酸桃子和其他未成熟的果子作礼物送给姑娘的父母；他喜欢翻来覆去讲同一个笑话，尽管波鲁德金先生认为那笑话很有意思，却从来不曾使任何人笑过；他赞赏阿基姆-纳希莫夫的作品和小说《宾娜》①；他口吃，管自己的一条狗叫“天文学家”；说话有时带点儿土腔；在家里推行法国膳食方式。据厨子理解，这种膳食的秘诀就在于完全改变每种食品的天然味道，肉经过他的高手会有鱼的味道，鱼会有蘑菇味道，通心粉会有火药味道。可是胡萝卜不切成菱形或者梯形，决不放进汤里去。然而，除了这少数无关紧要的缺点，如上所说，波鲁德金先生是个极好的人。
我和他相识的第一天，他就邀我到他家去过夜。
“到我家有五六俄里，”他说，“步行去不算近；咱们还是先上霍尔家去吧。”(读者谅必允许我不描述他的口吃。)
“霍尔是什么人？”
“是我的佃户……他家离这儿很近。”
我们便朝霍尔家走去。在树林中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的林中空地上，是霍尔家的独家宅院。宅院里有好几座松木房屋，彼此之间有栅栏相连；主房前面有一座长长的、用细细的木柱撑起的敞棚。我们走了进去。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二十来岁，高高的个头儿，长相很漂亮。
“噢，菲佳！霍尔在家吗？”波鲁德金先生向他问道。
“不在家，霍尔进城去了，”小伙子回答，微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您要车吗？”
“是的，伙计，要一辆车。还要给我们弄点儿克瓦斯来。”
我们走进屋子。洁净的松木墙上，连一张常见的版画都没有贴；在屋角里，在装了银质衣饰的沉重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神灯；一张椴木桌子，不久前才擦洗得干干净净；松木缝里和窗框上没有机灵的普鲁士甲虫在奔跑，也没有隐藏着沉着老练的蟑螂。那年轻小伙子很快就来了，用老大的白杯子端着上好的克瓦斯，还用小木盆端来一大块白面包和十来条腌黄瓜。他把这些吃食儿放到桌子上，就靠在门上，微微笑着，打量起我们。我们还没有吃完这顿小点，就有一辆大车轧轧地来到台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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