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1926年生。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史学会第四、五届会长，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6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2002年8月至今，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2011年4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3年12月，获得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戴逸教授最初从事中国革命史、近代史研究，后从事清史研究，是清史学科开创者之一。他勤于笔耕，著作等身，据不完全统计，个人撰写或主编的著作有四十余部，代表作包括《中国近代史稿》《简明清史》《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乾隆帝及其时代》《履霜集》《语冰集》《涓水集》《繁露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发表文章800余篇。

纪念郑天挺老师
与胡华同志相处的岁月
悼念尚钺同志
睿智的学者勇猛的斗士——忆黎澍同志
吴晗同志和我谈清史编纂
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光明大道——在纪念吴晗同志诞辰七十五周年、逝世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哲人其萎风范长存
纪念陈垣教授
纪念范文澜同志
融学术、哲理、诗思于一身——纪念翦伯赞同志
邓拓与历史科学
刘大年同志与中国历史研究
纪念罗荣渠同志
回忆金应熙同志
纪念马奇同志
怀念陆荫乔（戈平）学友
回忆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的草创
罗髫渔同志的风雨征程
忆交大学风
初进北大
我选择了历史专业
我的处女作——《中国抗战史演义》
我走上了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道路
我的学术生涯
借来斋记
我和清史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金田起义出大湟
历史科学战线上的几位新兵
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情——纪念周口店中国猿人头盖骨发现五十五周年
总结经验攀登高峰
五四运动与中国青年
纪念鸦片战争弘扬爱国精神
纪念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
纪念太平天国研究中国农民
纪念郑成功
第十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纪实
继承、发扬孙中山的精神遗产
世界一体化潮流中的桃源乐土
尊老崇文抒写新篇——在纪念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建馆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三百年沧桑的历史见证
在第三届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辞
在“王朝宫廷比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清史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感言
致季老（羡林）[2001年3月27日]
致茅海建[2002年3月]
致郭成康、陈其泰[2003年]
致祁龙威[2004年2月4日]
答传记组同志问[2004年2月16日]
写给魏玮小朋友的一封信[2004年2月23日]
致杨国强[2004年5月10日]
致陈祖武[2004年5月23日]
致张海军[2004年6月7日]
致柯愈春[2004年7月29日]
致任老（继愈）[2004年8月27日]
致潘振平[2005年1月14日]
致李文海[2005年1月18日]
致吴建雍[2005年2月16日]
致徐和雍[2005年2月27日]
致祁龙威[2005年3月10日]
致潘振平[2005年3月25日]
致卞孝萱[2005年5月20日]
致蒋寅[2005年5月27日]
致程歗[2005年8月1日]
致严云绶[2005年8月10日]
致朱诚如[2005年8月19日]
致郭成康、赫治清[2005年9月5日]
致吴建雍[2005年9月17日]
致郭成康[2005年11月2日]
致郭成康等典志组专家[2006年2月12日]
致马楚坚[2006年2月13日]
致章开沅[2006年2月]
致程歗[2006年9月19日]
致马自毅[2006年9月24日]
致朱育礼[2006年9月26日]
致汪敬虞[2006年lO月31日]
致郭成康[2007年6月27日]
致孙燕京、宝音[2007年7月11日]
致赫晓琳、赵晨岭[2007年10月16日]
致缪廷杰[2007年11月29日]
致程必定[2007年12月]
致罗老（哲文）[2007年12月]
致汤志钧[2008年1月14日]
致杨遵道[2008年8月]
致马大正[2008年9月17日]
致典志组[2008年10月]
致典志组各位专家[2009年4月9日]
致郭成康等专家[2009年5月5日]
致潘振平等专家[2009年10月28日]
致周远廉[2010年6月12日]
致郭成康[2011年4月2日]
致郭成康[2011年4月4日]
致沈秋农[2011年10月23日]
致编审组[2011年11月6日]
致周琦珍[2011年12月26日]
致编委会各主体组[2011年12月31日]
致潘振平[2012年3月29日]
致郭成康、宋元强、陈铮[2012年4月9日]
致郭成康[2012年11月3日]
致郭成康[2013年5月11日]
致谢俊美[2013年6月1日]
致主任办公会议、项目中心、各业务组[2013年7月9日]
致潘振平[2013年8月14日]
致陆文灏[2014年3月6日]
致编委会主任会议[2015年3月12日]
致编委会主任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批示感言[2016年7月24日]
致成崇德、郭成康、刘仲华[2018年1月22日]

吴晗同志和我谈清史编纂
1960年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这是北京市最早成立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之一。首任会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当时，我和吴晗相识虽不久，但那段时间内，过从稍多，因为他当时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我参加编委会，经常在一起开会。我像对师长那样敬重他，他则把我当作忘年之交，和我谈过几次话，涉及的内容很广泛，谈得最多的是古籍整理的设想，北京市历史学会的筹备与工作，也谈过发掘明陵的工作，北京市的文物保护，甚至市政和中小学教育的情况，也向我透露一些情况，征询我的意见。他谈锋甚健，纵论古今，我说话的时候很少，但我说话时，他耐心听着，不时插几句话，提几个问题。
吴晗同志学识渊博，性格爽朗，朴实正直，平易近人，尤其关心青年人的工作和生活。他治学勤恳严谨，孜孜不懈，在繁忙的公务之暇，撰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论著、短文和其他作品，我深深地敬仰他的治学和为人。
60年代初，我国正经历困难时期，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全国的学术空气很沉闷。但北京市历史学会在吴晗同志的领导下很活跃，做了许多工作，经常举行年会、座谈会、报告会，团结了首都广大的史学工作者。有一次吴晗同志和我谈话，内容是关于编纂清史的问题，这次谈话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头脑中。
吴晗同志任会长期间，邵循正、赵征夫同志任副会长，安捷和许师谦同志先后任秘书长。邓广铭是古代史组的组长，翟良超是现代史组的组长，张芝联是世界史组的组长。我担任常务理事，兼中国近代史组的组长，近代史组副组长是北京师院苑书义同志、民族学院的王炬堡同志，专业组秘书是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同志。
1961年的某日，北京市历史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讨论工作。会后，吴晗同志约我留下来谈谈。在场的只有我们两人，他笑吟吟地坐在沙发上，慢慢地说，中央领导同志正在考虑清史编纂工作，这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大工程。《明史》的编纂花了将近一百年，清史的编纂也得用几十年。当前，清史尚是一片荒芜的园地，治清史者甚少。他说，因为我是研究近代史的，近代史即是晚清史，所以找我谈谈，应怎样开展这项工作，目前清史研究的状况如何，想听听我的意见。
说实在话，在此以前，我从未想过要编清史，也不曾听说过有关建议，脑子里并未转过这方面的念头，因此也谈不出什么意见和建议，只是说说清史研究的情况。当时，研究清代前期和中期史的专家只有郑天挺、谢国桢、王锺翰、商鸿逵、李洵等数人，他们虽有精深的造诣，但人数甚少，没有形成一支队伍。我除了赞成、支持这一大工程之外，说的话很少。但吴晗同志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如何团聚、培养研究队伍，如何搜罗资料，如何接管全部清代档案，如何拟订工作计划，如何确定史书体例，如何整理、翻译满文档案和外文资料，以及《明史》编纂中的经验与失误等等。我惊讶地发现，在他头脑中已有一套比较周密、详细的设想。他有一个很明确的意见，即是要设立“清史馆”，作为常设的修史机构，并由一位副主席或副总理兼任清史馆馆长，才能调集人才，统一事权，甚至史馆的建址、内部编制也想到了。我这个后学新进听这位著名史学家的宏伟规划，衷心拥护、钦佩，静静聆听，竟不能赞一词。他的设想很宏伟，要求很严格，要完成清史的编纂，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是难以做到的。必须集中优秀的人才，拨给充足的经费，宽以岁月，按部就班，把人员团结、组织起来，才能成功。他对任务的艰巨性是有足够估计的。他说：要写成一部比较像样子的清史，即使立即组织力量，全力以赴，并且工作顺利，我今生恐怕也难以见到全书的完成了。吴晗同志那时还只有52岁，在他心目中，这部大型史书，非数十年时间，不能竣工。
这次谈话中，就多个问题，详细交换了意见。一是人才的培养，我主张到全国各大学历史系挑选优秀的学生从头培养，专攻清史。吴晗同志赞成这个想法，并说，还要到外语系找一批学生，翻译各种外文资料。他开玩笑地对我说：将来就请你来当教师，领他们一起读《清实录》《清史稿》，先把基础知识搞得扎实一点。另一个问题是可否在北京市历史学会内设立一个清史专业组，先聚集几个人，做点准备工作。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北京市历史学会是一个群众性学术团体，成员只包括北京市各高等学校和中学教师，不包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几个历史研究所，组织松散，力量薄弱，不足以承担这类重大的实质性任务。且北京市历史学会内，设置清史专业组，不伦不类，难以协调。研究清史的人数又少，凑不成一个专业组，不如另起炉灶为好。设置清史组的意见，后来也未见实施。
我万万没想到，这次谈话竟和我后半生的研究方向大有关系，我原来研究中国近代史，即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史。但1965年秋被提名参加清史编纂委员会，奉命筹组清史研究所。因十年动乱，此事一直被拖下来，直至1978年才正式建立清史研究所，我终于走上了清史研究的道路。
这次谈话以后，吴晗

戴逸先生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在清史、中国近代史领域尤有专长，他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是中国当代少有的贯通清代前后期历史的清史研究大家。此次出版的《戴逸文集》，系统整理了戴先生治学之初至今的全部著述，包括专著、文章（专论、随笔、序跋）、讲演、采访记等等，分门别类后、按照时间排序，精编成10卷本的文集，总规模约700万字，它既是戴先生多年治学的成果精华，也是后辈学人研究清史和近代史的必读之书。
《学界记往》收录了戴逸先生回忆师友、治学经历以及师友函札等内容。

《学界记往》收录了戴逸先生回忆师友、治学经历以及师友函札等内容。其中，既有对郑天挺、胡华、尚钺、黎澍、吴晗、郭影秋等老一辈史学家的怀念，也有对早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学习经历的回忆。另外，戴逸先生曾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会长、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他在相关会议上的致辞或讲话，也不啻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发展历程的见证。书中的师友函札则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戴逸先生主持清史纂修工程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