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浩然》是著名军旅作家、诗人胡世宗最新创作的散文集。全书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记录浩然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第二部分以日记的形式深情回顾了浩然与作者之间的交往以及浩然多年来对作者的无私帮助和悉心关怀；第三部分主要是浩然与作者之间的书信往来，从中可以看出浩然的思想、写作、生活等内容，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文坛情形；第四部分是浩然赠给作者的部分书籍剪影等。

胡世宗，1943年出生，1962年入伍，曾任沈阳军区文化处处长、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等职。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出版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评论集、诗画集等作品64部，主编、编选文学作品集44部，另有记录55年生涯的17卷本、972万字《胡世宗日记》出版。作品被收入中小学课本。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曾与陈广生等人合作出版《雷锋》《雷锋传》《我为雷锋拍照片》《漫画雷锋》等书籍。

我心目中的浩然
浩然的十年
我与浩然
浩然：看重人间情义
浩然的新消息
今日浩然
难忘的浩然
浩然的条幅
浩然解放的内幕
浩然永在
——序刘国震的《感悟浩然》
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的作家浩然
我日记中的浩然
浩然致我信函
附：我致浩然信区
浩然赠书
后记

浩然值得我永远怀念
——《我与浩然》自序
胡世宗
《我与浩然》是我的“文化名人系列”的第三
本，前两本写的是刘白羽和臧克家。
我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时刻，与所谓
“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的作家浩然有了频繁、
密切的接触和联系的。
那是1975年我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评论组
帮助工作期间，该社副社长张文苑给我一个任务，
就是协助作家浩然整理他的创作谈。这是张文苑副
社长向浩然约写创作体会方面的稿子，浩然遂向张
文苑副社长提出请求，希望帮助请一位军队的文学
评论工作者，把他创作方面的言论梳理、编辑一下
。那时《解放军文艺》评论组组长是韩瑞亭，编辑
有陈适存(即思忖)，他们都忙得不可能离开编辑岗
位，就派了我去做这件事。我当然很乐意去做这件
事。此前，我只是在我所在的原沈阳军区16军政治
部文化处处长张绍文的领导下，给《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写过数篇评论样板戏的
文章和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的文章，并没有什么理论根底，完全算不上什么文
学评论工作者，可是能与当时名声极大的作家浩然
进行接触、交流，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从这一刻开始，在往后的二十余年的时间里，
我和浩然建立了真诚的、深厚的友谊。在我国文学
艺术“万马齐喑”的“文革”岁月，我亲见了浩然
的“大红大紫”和“如履薄冰”；在“四人帮”倒
台后的初期，我亲见了浩然的“寒霜突降”和“沉
闷彷徨”；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亲见了浩然的
“东山再起”和“彩虹再现”。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是浩然和浩然文学现象的见证人之一。
浩然是我尊敬的兄长，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不
仅关心我的创作，曾给出很多好的点子，比如我写
的助推思想解放潮流的组诗《鸟儿们的歌》问世最
初，曾得到他的积极鼓励支持，建议我如何继续写
下去扩大“战果”；比如我所写的《当代诗人剪影
》，就是他知我长短，量身设计，郑重向我建议的
。他说写散文可以从你熟悉的诗人写起，一个一个
写，把你熟悉的诗人的音容笑貌和他们的人生经历
及创作路程写出来，这对读者和诗坛历史都是很有
意义的。浩然还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包括面临选
择的时候，他给我出了不少主意，甚至包括帮我选
购洗衣机这样极小的事。我们之间，家里事，心里
话，无所不谈。我把他给我的书信整理出来，让读
者从他的书信中看到他作品之外的另一个侧面。
在这漫长的时光中，我和浩然有无数次交往，
有无数次长谈，他来沈阳时曾住在我的家里，我们
还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祝乃杰一起应赤峰的
好友王栋之邀，赴内蒙古昭乌达盟出席内蒙古自治
区的文学活动。我与浩然的交往，在当时的日记中
都留下了文字痕迹。我把大部分提及浩然名字的日
记都选载到书中，这就带出了许多看上去与浩然无
关的人和事，可这正是那个时段社会和文坛原生态
的现实。我曾在报刊上发表过描写浩然和评论浩然
作品的文章，有十篇左右，文中内容有重复之处，
很是难免，记述了浩然给我的印记。
我只是从我的角度，把浩然的为人处世、文学
活动及文学创作成果，他与时代、与社会、与文坛
的联系的某些状态及他思想情感方面的某些跃动展
现在这里，呈献给喜欢浩然、想了解浩然和研究浩
然的朋友们阅读，也留给苍苍茫茫的历史。
浩然的一部分信件原件一时找不到了，无法扫
描，只在我的抄录重要来信的《函抄集》中查到了
这些信件的文字。
浩然是值得我永远怀念的良师益友。
把这本书整理出版，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
胡世宗
2017年11月2日于沈阳

《我与浩然/文化名人书系》654页，其中收录由胡世宗撰写的《农民作家与军旅诗人》和《浩然生平》。在书中还收录了作者的日记摘录和三十余年来所撰写的有关浩然的文章、及两人间的通信，在书的后面附有浩然绝大部分著作的彩色书影。这是一部研究浩然及创作历程难得的好资料，很值得阅读、收藏。

编完这本书，了却了我一桩心事。自从浩然离
开了我们，我一直在想，能为他做点什么呢？出版
这本书可能就是为他做的事情之一。
这本书能够顺利编成出版，应该感谢浩然之子
秋川的全力帮助，应该感谢春风文艺版社社长兼总
编辑单英琪、编辑部主任张玉虹的支持，感谢老友
、著名画家杜凤宝总体雅致简朴的封面设计(凤宝先
生曾在1985年和1989年为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
的《当代诗人剪影》《当代诗人剪影·续集》两本
书设计了写意式的封面)，感谢姿兰制版公司王妍、
王璐、李辉的辛勤制作和沈阳博雅润来印刷有限公
司杨克玲的精心印刷，感谢杜丹帮我敲打了“我致
浩然信函”的部分文字。
范咏戈先生与我相识、交往四十余载，彼此相
互知心，友情深厚，他应我之邀，为这套“文化名
人系列”撰写了总序，给予了热情的褒奖与巨大的
鼓励，我心怀感激。
我当不懈地把这项业已开启的工程认真、有效
地进行下去，以报答所有帮助和关心我的友人。谨
以这本小书纪念浩然逝世十周年！
作者
2018年4月10日于海南博鳌融创金湾

我与浩然
我家的客厅里悬挂着一些名师好友的字画，其中有浩然一幅。他的毛笔字和钢笔字差不多，刚健遒劲，很是洒脱。上面题写着他的一首诗：“自识东西走南北，喝遍乡土万井水。处处有情处处爱，苦酿人间美中美。不觉艰险临高境，回首畅观浪花飞。天无尽期志未了，愿将身心化纸灰。”下面注有“五十生日录自题小像赠世宗”。我的大书橱里有一个专格儿，陈放着浩然题签相赠的七十一部著作。从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到198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浩然自传体长篇小说《乐土》，三十年的创作成果琳琅满目。其中有精装的，有平装的；有压膜的，有不压膜的；有厚达六百多页的，有薄薄不及一百页的……这是不同时期浩然笔耕的收成，也是我们之间深厚友谊的证物。每当我看到浩然的条幅和他所赠的一长排沉甸甸的书，就想起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难忘的往事就一一浮现在我的心头……
我和浩然相识于1975年3月。那时我在解放军文艺社帮助工作。为了组织浩然同志写一篇创作体会文章，张文苑副社长派我去浩然家，同浩然交谈了两个半天。他平易近人，他创作经验的丰富，他思想的敏捷、谈吐的侃快，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的交往和友谊从此开端。
浩然是一个正直的可信赖的人。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天，我骑车赶到浩然的月坛寓所。他的书房墙壁上新添了一个镜框，里面是总理遗像，四边空得很大，在下首，浩然写了“我的人生榜样”几个字。这一天，浩然和他的老伴朴桥大嫂都臂戴黑纱。浩然两眼通红，显得异常憔悴。他对我说：“总理去世，非常让人悲痛，我听段广播哭一场，翻段报纸哭一场，谁提起来就哭一场，自己想起来也哭一场，不知哭了多少回，哭得孩子们不敢作声。我们这么大个国家的‘老管家’不在了。我长这么大，死过父亲，死过母亲，但没有这么哭过。”说着，浩然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通知出席追悼大会的信笺，在那印着铅字的背面，有以下几行字：“化悲痛为力量，以周恩来同志为榜样。决心把生命当作油，一直燃烧到死，给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史的征途增加光亮！浩然1976年1月15日参加追悼会归来，于北京月坛北街寓所书房。”浩然感叹地对我说：“总理真是太伟大了！人类史上引起这么大的由衷的悲哀，有过吗？没有过！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立大志学习总理。总理是一个巨大的油源，我们每个人只有豆粒大点、芝麻大点、花生粒大点的油，也要挤出来，燃烧！”在“四人帮”想禁也禁不住的首都天安门广场百万群众自动哀悼总理的活动中，也有浩然的身影。
我始终把浩然看作是我的良师益友，在我创作的道路上，他曾给予很中肯、很重要的点拨。1980年5月诗人阿红在他编辑的《鸭绿江》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组诗《鸟儿们的歌》。7月13日，浩然从赤峰到沈阳来，住在我家。他谈到《鸟儿们的歌》，希望我继续写下去，写出一批“鸟儿”，否则如大旱，来一点雨，地皮湿了，风一吹又干了，要让人感到下雨了，留下印象。他对我说，可以写麻雀，背了多年“害鸟”的罪名，又回来了；可以写乌鸦，它反哺，现在许多人不养老人，人伦的退化；可以写雄鹰，这鸟中的霸，都是长羽毛的，残杀同类；可以写燕子，写燕子的角度更多……他嘱我下两个功夫，一是要有新意，针对性地切中时代的弦；二是表现形式、角度、结构、语言，要变化多端。浩然回北京两个月后在给我的信中还说：“希望你把《鸟儿们的歌》写下去，把全部可用的时间和精力都交给它，使它成为你的代表作。对此我抱着极大希望。”在他和一些朋友的鼓动激励下，我又写出另外几组《鸟儿们的歌》，使之成为阵势，成为系列，果然产生了我意想不到的反响，直接促成了诗集《鸟儿们的歌》的出版。浩然多次动员我写点散文。他在1980年3月7日的信中写道：“你最近如何？除了写诗之外，我建议你集中一段时间‘攻’一下散文，特别是情景交融的、艺术品的散文，比新诗好写，读者多，发表的地盘大，易见成效。写诗的人，写散文不会难。小川在世时，还写过不少别具一格的文艺通讯。你试试如何？”1981年7月，在大长山岛，我向浩然谈我除写诗之外，想写点诗评，特别是部队诗人和本地区诗人的诗评。他很赞同，说：“你很可能写得很好。连人带诗，结识了他的人，读得了他的诗，给人们留下点史料的东西。可以写两批人，一是老诗人，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的；二是新成长起来的诗人，做些分析、研究，有计划地写。用最准确的语言把诗人勾勒出来，用散文、散文诗的语言，要有诗情，当然最好也有画意。”这次谈话使我动了心。恰好上海《文汇月刊》约我写诗人李瑛，我写出了“诗人剪影”的第一篇：《满山满谷的红花》。1982年年底，在北京，浩然又同我谈起写诗人印象的事。他说：“可从作品谈及人，也可从诗人谈及作品。每个人从不同角度去写。列个单子，有个整体构思。你是诗人写诗人，区别于评论家、研究家，也区别小报记者写的专访、侧记之类。”在这之后，我陆陆续续在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