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军主编的《和平之旅（东瀛友人口述史）》是日本友好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口述回忆。为了继续深入和强化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纪念“中日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纪念馆从日本邀请了十几位友好人士访谈口述，编辑成稿，作为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一部分，展现在日本的一批友好人士为中日和平所做出的艰苦努力。

背负历史前行的人
林伯耀口述
日本的良心
松冈环口述
绿色赎罪
秋本芳昭口述
紫金草·南京·和平
铃木俊夫口述
我和紫金草的故事
大门高子口述
我与“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
吉田裕口述
我的研究生涯
吉见义明口述
仁者大东
大东仁口述
不再重演南京悲剧
平山良平口述
神户·南京心连心
宫内阳子口述

口述是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在南京大
屠杀研究中的运用由来已久，形成的丰富资料已成
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抗战结束后，为了调查日军罪行，国民政
府就先后成立了“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
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
行调查委员会”等机构，广泛征集南京大屠杀案的
证人证言。
1980年代，南京市在编史、建馆和立碑的同时
，于1984—1985年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展开了大规
模系统调查，形成了一批珍贵的一手证言资料。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简称“纪念馆”
)建成后，十分重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采访工
作，同南京市教育局合作分别于1991年和1997年进
行了大规模普查。同时，零散的口述采集也一直在
不间断地进行。目前，馆藏约2。700余份证言档案
。
南京大屠杀惨案已经过去八十一年，在前人工
作的基础上，随着研究视角的拓展，今后纪念馆的
口述历史工作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尝试：一、关
于记忆的主体与延续性。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与原
日本侵华老兵不断逝去的情况下，于抓紧抢救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记忆的同时，开启南京大屠杀亲历者
，以及幸存者二代、三代口述访谈工作。二、关于
记忆的连续性与着眼点。以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
亲历者的证言，大多侧重记录日军的暴行，集中于
1937年底至1938年初这一时间段。为了深入了解南
京大屠杀惨案对于一个个鲜活生命和单个家庭的影
响，对于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访谈需要立足于生活
史、家族史，着眼于个体一生的变化。纪念馆于
2017年与南京大学合作，对五十位幸存者的一生进
行记录，出版了《被改变的人生：南京大屠杀幸存
者口述生活史》。三、关于记忆与和平。纪念馆自
1985年8月15日开馆以来，得到了海内外朋友的关心
与支持。南京大屠杀历史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日益
成为世界记忆，纪念馆本身也成为传播和平的媒介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成为许多人一生的事业。
因此，纪念馆启动了与和平交流事业及本馆馆史相
关的人物口述工作。
2017年12月以来，纪念馆陆续从日本邀请了林
伯耀、松冈环、秋本芳昭、铃木俊夫、大门高子、
吉田裕、吉见义明、大东仁、平山良平、宫内阳子
等友人来南京接受访谈，形成了一批影像资料。现
在，我们将一部分口述内容整理出来，予以出版。
希望每一位主人公的娓娓讲述，能打动读者的心弦
，启迪我们思考和平与未来。
南京大屠杀及相关历史的口述记录是一项长期
工作，我们将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不断充实
这段历史的记忆，使其成为国家记忆和世界记忆的
组成部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
张建军

为数不多的日本友好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亲历口述史作品，口述者包括日本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学者、工商界人士、文艺工作者、宗教人士等各阶层、各职业的友好人士。张建军主编的《和平之旅（东瀛友人口述史）》详实地还原了他们所了解“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历史真相在日本社会所引起的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图文并茂地呈现了“中日友好条约”签订40年来，中日友好走过的意义深远的一段峥嵘岁月。

口述工作需要多方配合，前期准备、采访、拍
摄、翻译、整理、出版等环环相扣。经过一年的紧
张工作，《和平之旅一东瀛友人口述史》才最终得
以呈现。在此，感谢南京农业大学日语系师生的细
致翻译工作；感谢金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同仁的辛
苦拍摄工作；感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
辑对本书的鼎力支持！

日本出生，艰难谋生
我是1939年1月2日在日本京都府乡下出生的，(今年)快要79岁了。我父母是1916年从福建来的，很早就到日本了，为了谋生。当时(国内)已经战乱了，不好生活。福建人去东南亚的比较多，来日本的比较少，父亲是跟着亲戚、同乡人来到日本的。
家里人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③的时候，遇到很可怕的情况。因为日本政府与民间排外性很强，我父亲叫了大概十四个同乡人一起到东京站附近的警署厅，要求日本警察一定要保护我们中国公民。他们说我们这个警署厅也受到大地震灾害了，没有办法给你写什么、说什么。警察就要求我们中国人一定要住在自己的院子里面。警署厅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公园，那里有临时性的房子，我们十四个中国人都到那里去住下来，大概住了一两天。宪兵队来了，看到中国人，写一个证明书，写了这位是中华民国人，盖上章。十四个人都拿这个证明书，这样比较安全。可是还是需要一些日本朋友的帮助，(最后)他们离开东京了。
我小时候，父母都是住在京都府，因为城市里排外气氛很强，他们跑到乡下。父母都是做小生意，卖布。父亲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卖)，母亲就在附近(卖)。因为我兄弟多，母亲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带我卖布。一次，路过一户人家，上面写着“荣誉之家”，家里面有一个男人去打仗，然后死了，就叫“荣誉之家”。男主人出来骂我们，“你们是支那人，不要过来”，就马上叫大狗，黑黑的，让它咬我们。我母亲就带着我跑了。母亲是在朝鲜出生长大的，到日本后和我父亲结婚了，她流着泪骂日本人，而且用朝鲜话一直骂。我就想这些日本人说“把支那人赶出去”，“支那人”是什么人？小时候很苦恼。后来，在中学的时候看到一个事件，在中国大陆被强掳的(中国)男人在日本秋田县暴动的花冈事件。高中的时候知道刘连仁的事情，中国人很了不起，是能抵抗的民族。从那时(开始)慢陧想了解这些事情。
投身青年学生运动，与挚友患难与共
高中的时候我自己组织社会研究部，因为我是中国人，主要研究中国。然后到了京都大学，1959年跟日本朋友一起组织中国研究会，有时候来新的学生，欢迎会上我们都介绍自己研究会的活动。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给新生开介绍会，介绍了我们中国研究会的活动，希望大家都来参加。我讲完以后，白西绅一郎第一个举手，说一定参与。从那个时候开始，白西一生所有的活动，都以中国为中心，离不开中国，那么长的人生从那时就开始啦。白西绅一郎也成为我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在大学里，他是安保学生运动(参与者)。日本、美国(安全保障)条约，我们学生都反对这个条约。我跟白西天天忙，不上课，就是学校里面跑，号召每个学生罢课，一定要上街头游行，要抗议。他们老师讲完以后，我进教室给学生讲话：“现在不是能学习的时候了，我们大家都要站出来，发出声音，反对日本右翼政府签订安保条约的政策。”我忙着研究中国，同时也忙学生运动。我参与在日华侨运动，所以一面搞学生运动，一面搞华侨青年运动。白西进入日中友好协会活动，也搞学生运动，我们两个人都是这样。他在文学部，我在光学部，所以不是经常见面的。我们有时候去东京包围国会，全国来好多的学生，还有市民群众一起来，发出反对声音，那个场面很感人的。每个大学都有中国研究会，每个中国研究会的朋友们，大家都来搞这些活动。白西跟我有时候去街上游行，跟现在的机动队经常(发生)冲突。学生嘛，年轻，有时候比较激烈，会扔石头。白西一直说：“我没有扔过石头，我只是拿着石头交给林伯耀了，扔的是林伯耀。”他一直这么开玩笑。这段时间吧，对学业方面，我不入心，他也不入心，后来我们俩都留级一年才毕业。
毕业后，我们两个人都去了东京。我到三井系统的一个工程公司里面做高级工程师，设计一些化学设备啊、与核电站相关的工作。白西去了国际贸易促进会就职，这个组织很大的，主要是对苏联、中国这些社会主义国家。
那时日本右翼政府抵制中国，当时首相是岸信介，很反动。我当年已经搞了一些华侨青年运动，当了全国华侨青年联谊会的主席。我担任这个工作，跟日本的一些友好人士或者学生，经常搞一些抗议游行、抗议集会，经常有右翼来攻击我们。我们华侨青年运动主要的任务一是维护祖国，拥护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第二呢，是统一中国；第三爱国团结，中日友好。
跟右翼斗争，那个时候很紧张，不是口头上的，不是相互骂，那时候经常受伤。后来我想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一个来自中国的人说：林伯耀，你不要回国，从苏联回来的中国工程师已经很多了。你在日本做事情还是有意义的。那个时候和白西他们，同时也跟日本右翼政府斗争，每天游行、集会，经常这样。有时候我不去公司上班一有时候两个月不上班，不过公司的人还是理解我的，所以没有开除我。我的部长那个时候说，我们日本过去对中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有罪行。林伯耀，你一个中国人做了什么，我们公司无所谓。还是这么对待我，我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