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通鉴》第四部《大国气象(隋唐五代卷)/国史通鉴》共二十七讲，从隋文帝杨坚建隋开始，到大唐王朝全面开启国之盛世，再到唐盛极而衰，五代乱局扑朔迷离，在这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历史精彩纷呈，发生了不少影响后世的社会变迁。作者方志远择取其间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和事件进行深入评述，以史为镜，鉴以得失。本书不仅在史料、学术方面尽量做到精益求精，而且极富故事性，将史实情节化，娓娓道来。

方志远，祖籍安徽休宁，1950年出生于江西吉安。史学硕士，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江西历史学会会长，江西开放教育协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历史学科评审组专家，南昌商联中心文化顾问。研究领域为明代国家制度与社会进程、明清江西商人与地域社会、明代市民文学与社会思潮。主要著作有：《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明清江右商帮》《旷世大儒王阳明》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发表史学评论及杂文100余篇。应《百家讲坛》之邀，主讲《大明嘉靖往事》《万历兴亡录》及《国史通鉴》。

总序
第一讲 历史宿命
第二讲 开皇之治
第三讲 大业盛世
第四讲 二世而亡
第五讲 隋末群豪
第六讲 隋唐易代
第七讲 大唐帝国
第八讲 优胜劣汰
第九讲 王者气象
第十讲 贞观之治
第十一讲 卫公英公
第十二讲 恢弘气象
第十三讲 牵于多爱
第十四讲 一往无前
第十五讲 千古一人
第十六讲 继往开来
第十七讲 拨乱反正
第十八讲 开元盛世
第十九讲 天宝之宝
第二十讲 盛衰之间
第二十一讲 安史之乱
第二十二讲 元气难复
第二十三讲 中兴不易
第二十四讲 夕阳余晖
第二十五讲 再现乱局
第二十六讲 五代群雄
第二十七讲 世宗柴荣

这是我和“百家讲坛”的第三次合作，和商务印
书馆则是第二次合作。
和“百家讲坛”的合作始于2009年。那时的“百
家讲坛”正处于鼎盛后期，朋友聚会、家人聊天，时
时有人说及“百家”；阎崇年、王立群、易中天、于
丹等老师也通过他们的讲课，引导人们从各种各样的
“选秀”“搞笑”节目中脱出身来，关注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如果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段时间，余
秋雨教授以一己之力，通过《文化苦旅》搅动了中国
人的文化热，那么，进入本世纪后的一段时间，则是
“百家讲坛”扛起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激发大众历
史热情的大旗。
但是，当“百家讲坛”栏目组邀请我加盟时，我
犹豫了。犹豫什么？说不清楚。当我们决定做一件事
情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十分明确的目的，至少是直接
动机；当我们需要做出一种选择而犹豫的时候，却很
难说出十分清晰的理由。勉强要说，也许有三个担心
：一是担心时间。手上有多个课题，从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到横向合作项目，得亲力亲为完成，是否有时问
和精力做“百家讲坛”的节目？二是担心内容。“百
家讲坛”与大学讲台不同，大学讲台的核心价值是学
术创见，百家讲坛的根本要旨是雅俗共赏。选择什么
样的内容，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述，才能达到雅俗共
赏？三是担心效果。我从来不畏惧上课，但素来不习
惯“哗众”，不屑于“取宠”，直到现在，听到装腔
作势的煽情就起鸡皮疙瘩，所以自我感觉不适合做大
众节目。而电视节目恰恰是大众节目，讲究“收视率
”和“回头率”，要让观众把屏幕停留在这个节目上
，要让观众手上的遥控器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这个节
目来，不哗众、不取宠、不装腔作势地煽情，有收视
率、有回头率吗？所有这些，心里都没有底。另外还
有一个纠结：作为专业历史研究者，做大众节目是不
是“不务正业”，同行怎么看？低头抬头都是圈子里
的人，和圈外朋友友情客串毕竟不一样。
最后还是上了“百家讲坛”的“贼船”，否则就
没有后来的故事。编导王珊小友曾经很得意地对我说
，只要是她看中的老师，就很难逃脱“追捕”。在这
个过程中，毛哥（佩琦）和商传兄的榜样，邵鸿的反
复鼓励，李锋的多次鼓捣，都起了推动作用。但是，
推动归推动，最终决定上船，主意还是自己拿的。长
期以来，我和邵鸿以及其他朋友一直在交流史学的功
能问题、史学的大众化问题。发挥史学的“人文”功
能，让大众在历史的讲述中得到愉悦、得到感悟，向
大众传播我们认为是“正能量”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这既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也应该是十分快乐的事情
。既然如此，还有比央视“百家讲坛”更好的平台吗
？而王珊的诚恳态度也打消了我的一些顾虑：不过多
考虑“收视率”和“回头率”，按照自己的风格讲，
不是附和观众而是引导观众，把传播对象定位在中等
及以上文化层面。
于是有了连续三次的合作，其间固然有无数次就
内容与形式的“被修理”与“反修理”、“被控制”
与“反控制”，但我与“百家讲坛”的合作也越来越
默契。不少朋友问我，听说“百家讲坛”很霸道，不
断要求老师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心里话，没有这
种感觉。不知道是因为我接受意见很虚心，还是“百
家讲坛”对我很宽容。
第一次合作，讲的题目是“大明嘉靖往事”。似
乎是讲嘉靖“皇帝”，但我把它讲成了嘉靖“时代”
，而其中揭示的则是普遍的历史现象。其中的有些篇
章，如“礼是打出来的”“算账要算政治账”“奸臣
三部曲”“忠臣是怎样铸成的”等，我认为是可以成
为经典的。
第二次合作，讲的题目是“万历兴亡录”。同样
，主要说的不是万历“皇帝”而是万历“时代”。万
历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自由奔放的时代，一个酷似
“前资本主义”的时代，但中国社会并没有由此进入
近代社会，而是乐极生悲地退回到了严峻冷酷的古代
社会。《北京晨报》资深记者陈辉曾经问我：《万历
兴亡录》的电视节目已经有了很好的反响，你怎么评
价由讲稿改编出版的著作，这部著作中有哪些地方比
较精彩？我很自信地告诉他：我的文字表述能力超过
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辨能力超过形象描述能力，只
要读下去，处处是精彩，而且是“未删节版”，所以
著作应该比电视更精彩。从“是非张居正”到“飞语
的力量”，从“词宗先生戚继光”到“打虎英雄落平
阳”，从“事情怕就怕认真”到“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从“人进我退”到“明朝国殇”，展示的是一个
王朝由极盛到式微的各个方面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因素
，是一个王朝坍塌前无可奈何的多维背影。我甚至很
得意地问他：你在其他著作中看得到这些信息吗？在
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重复类似嘉靖、万历这样的“
似曾相识”的乐极生悲的故事，所以，其意义远远不
止在明代。
这两个题目讲述的内容都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
都是明代史的题目，其中包含着我的一些最新研究成
果。但当栏目组希望我做第三个节目时，我觉得不能
再做明代了，应该做一个更“大气”的题目，既是对
自己的一次挑战，也争取给“百家讲坛”注入一些新
的元素。
……
无论是这个节目还是这部书，和以前的节目和书
一样，也一定存在诸多错误。这些错误倒未必完全是
因为以一人之力讲述几千年历史，因为即使是说自己
“地盘”上的明史，也会发生错误。原因是多方面，
用南昌话说，有时甚至是“边打锣鼓边出鬼”，错得
莫名其妙。所以我对很多朋友说，自从上了“百家讲
坛”，我就再也不敢说自己不犯错误，也更宽容别人
的错误了。且不说不看讲稿连续讲四十多分钟，就是
平时和朋友交流，也不免会有口误。当然，还有不少
习惯性的错误。比如，一个字的读音，从小就没有读
准，但以为就是这样读的；一个事情从来就是这样说
，怎么可能会错呢？但恰恰一开始就可能记错了。这
其实也很正常，电脑也可能有短路的时候。我能够做
到的，是尽可能地减少错误，特别在节目制作的过程
中，在著作校对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发现并纠正错误。
在与“百家讲坛”进行第三次合作之际，如果要
我说对“百家”的认识，我想表达这样几个意思：第
一，十分感谢“百家讲坛”，使我有一个和大众交流
、向大众传递我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平台。第二，由
于种种原因，并不是每一位好学者都会上“百家讲坛
”，所以绝不能以是否上“百家讲坛”作为评价学者
的标准。第三，上了“百家讲坛”的学者未必就是在
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得很好的学者，但能上“百家讲坛
”的学者一定是能讲课的好老师，而且上了“百家讲
坛”之后，课会讲得更好。第四，任何事物都有它发
展的“常态”和“异态”。作为一个电视栏目，“百
家讲坛”已经渡过了它开始的低迷和此后的极盛，进
入一个“常态”发展期，“说三国”“说论语”的风
靡不可能再现，但只要用心打造，“百家讲坛”应该
是央视的一个持续品牌，我愿意和大家一起珍惜和爱
护这个品牌。
《大明嘉靖往事》播出第一集的时候，孙女爱爱
正好两个月；《万历兴亡录》开播的时候，爱爱不但
可以很清晰地叫“爷爷”，还可以晃晃悠悠到处跑了
。《国史通鉴》第一部预播时，爱爱三岁半，在电视
机前看节目，据说看了“好一阵子”，兴奋地说：爷
爷在电视里讲故事。“好一阵子”后发问了：“爷爷
的故事什么时候讲完啊？”我没有问“好一阵子”是
多久，也许是三分钟、五分钟。三岁半的小孩能够听
这个讲课“好一阵子”，除了感情因素之外，应该说
节目还是有吸引力的。此后的发问，一定是觉得这个
节目没有爷爷面对面地给她讲“从前有座山，山上有
座庙，庙里有两个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
”好玩。我录制《国史通鉴》第三部的最后一集“南
朝旧事”，想说说北朝民歌《木兰诗》，但关键处卡
住了。一闪念，调出手机视频，六岁的爱爱童音清脆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
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谢谢，爱爱小
朋友！
方志远
2014年3月10日
于东航MU5188次航班
2016年8月12日修订
于东航MU5188次航班

《国史通鉴》以方志远教授与《百家讲坛》栏目第三次合作所做讲座为基础整理润色而成。《大国气象(隋唐五代卷)/国史通鉴》为“隋唐五代卷”，是“国史通鉴”系列的第四部。严谨的学术态度、轻松幽默的语言风格是本书的基本特点。
历史由人组成，只有充分展示人物的活动，历史才能鲜活和灵动起来。

方志远教授站在现实与历史的结合点上，以“全
球”的视野，唤醒沉睡的古籍，向世人展示恢宏的中
华民族历史，既增长知识，又启迪思想。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秦
汉史研究会会长
《国史通鉴》传神地描绘了中国历史长河中的重
要人物、重大事件，配以犀利点评，让远古鲜活，让
今人震撼，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史为鉴”。
——商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国史通鉴》在保证历史完整性、真实性的基础
上，摒弃教科书的枯燥、晦涩，生动再现中国历史的
风云变幻。要想酣畅淋漓了解中国历史五千年，首选
此书。
——毛佩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明
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一、命运安排
《国史通鉴》的第三部，我们用了近20集，回顾西晋统一之后，如何由“太康时代”的极盛，到“八王之乱”！‘永嘉之变”的乐极生悲；中国历史如何经历了近300年战乱与分裂，在战乱与分裂的过程中，民族融合、文化认同又是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滋生、发育、壮大的。
无独有偶，在这近三百年中，西方世界也同样经历了一波持续的动荡，其源头却在东方。在东汉和南匈奴、鲜卑、乌桓联军的连续打击下，北匈奴在中国的记载中消失了。但是，正如我们在《国史通鉴》的第二部中所说，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北匈奴以及不断融入的其他游牧民族离开蒙古大草原后，沿着北纬35-50度之间的巨大生存带，向西迁徙。他们不但重新建立起强大的国家，主导了那个时代亚欧大陆由东向西的人口大迁徙，而且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分裂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极大地改变了欧洲中世纪的格局，西欧社会从此进入长达数百年的“黑暗时代”。
但是，在西欧陷入“黑暗时代”的时候，中国的形势却出现了转机。经过漫长的战争、分裂之后，从公元577年到581年，四年之间，历史的步伐突然变得急促起来，急促得有些诡异。怎么样“急促”？为何说“诡异”？
公元577年农历二月，北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因东魏和西魏、北齐和北周分立而陷入乱局的中国北方，重归统一。
一年多后，公元578年农历六月，宇文邕病逝，儿子宇文赟继位。
不到一年，公元579年农历二月，宇文赟传位给儿子宇文衍。
一年多后，公元580年农历五月，宇文赟去世。
又不到一年，公元581年农历二月，北周的“隋国公”杨坚禅代为帝，改国号为“隋”。杨坚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隋文帝”，庙号“高祖”。
前后四年，每年一变。转眼之间，就由北齐、北周的分立过渡到了隋，真是急促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而它的过程，则是由一个又一个的诡异事件构成。哪些诡异事件？
其一，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去世。从宇文家族核心人物的寿命看，宇文泰50岁，宇文护被杀时已经60岁，宇文邕死时才36岁，可以说是英年早逝。这时离北周灭北齐仅仅一年多，离宇文邕铲除堂兄宇文护也不过六年。灭齐之后，宇文邕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打击正在北边强势崛起的突厥，二是南下灭陈，统一中国。但是，当宇文邕准备实施第一个目标，来到长安北边三百里的云阳，准备北击突厥的时候，重病不起，只好下令停止进军，死在返回长安的路上。严格地说，宇文邕的去世也并是不太奇怪，因为在灭齐之前，他就已经患病，并因此而一度罢兵。这次可以说是旧病复发。宇文邕的死，令人产生无数遐想。有朋友认为，如果天假时日，以宇文邕的英明伟大，应该能够击破突厥、攻灭南陈。其实很难说，他好像是被上天安排来统一北方的，完成这个使命后就得升天了。还有与北周武帝宇文邕十分相似的一个人——后周世宗柴荣，我们以后再说。
其二，宇文赟的退位并死去。这个事情比宇文邕的死更加诡异，完全是宇文赟本人“作死”。因为儿子宇文赟从小不学好，老子宇文邕十分焦虑，经常棍棒交加，希望棍棒之下出孝子。但是，棍棒之下更可能出逆子。当然，不管儿子怎么不成器，宇文邕最终还是把皇位传给了宇文赟。中国人有一句古话，说是不“作”可能不死，“作”就一定会死，所以叫“作死”。用我们当代的时髦语，则是过于“任性”。而宇文赟的种种“任性”，又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的“任性”。梁武帝萧衍可以因为崇佛而四次舍身崇泰寺，北周武帝宇文邕也可以因为厌佛而大规模地灭佛，不管我们对崇佛和灭佛有何立场，都可以视为各种社会思潮碰撞中的“任性”。宇文赟的“任性”，则不仅仅表现在20岁继位、21岁时就把皇位让给7岁的儿子，还表现在儿子出生时，宇文赟只有14岁（注意，古人的年龄都是“虚岁”）。宇文赟的“任性”，更表现在提前结束老子宇文邕的服丧期，因为他要忙着自己寻欢作乐。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同时封了五个皇后的皇帝，一举突破当年后赵皇帝刘聪三个皇后并立的纪录。有了这些过度的“任性”或“作死”，宇文赟在22岁死去当然也就不太奇怪了。而他的“作死”，本身也带有一定的“宿命”色彩，似乎也是带着一种使命匆匆而来，然后又匆匆而去。
其三，杨坚的“侍疾”与辅政。宇文赟病重期间，将岳父隋国公杨坚招入宫中“侍疾”。这个决定背后的故事永远是个谜，但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被动行为，宇文赟此时已经被杨坚的人所控制；二是主动行为，宇文赟本人做出的选择，打算死后让杨坚主持北周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帝王临终之前，“侍疾”之人一般就是所谓“托孤”之人，如西周的周公、西汉的霍光等，因而一般也是日后控制政局之人。至于能不能控制，则要看是否托付得人，其中也带有运气的成分。宇文赟死后，果然有遗嘱，由杨坚辅政。尽管几乎所有的史料都认定这个“遗诏”属“矫诏”，并非宇文赟本人的意志，而是杨坚及其同党的伪造。但这些“认定”也都是推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