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是世界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而在古希腊，海洋一度被柏拉图等哲学家视为“又咸又苦的邻居”、滋生罪恶的“堕落”之地。本书作者霍登和普塞尔反其义而用之，在书中强调海上联系对于构建地中海社会至关重要的作用。
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尔著的《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上下)/全球史译丛》力图从微观生态（microecologies）视角讲述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区3000余年的人类生活史，重新梳理与评价地中海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各个层面，其结论颠覆了人类学、农学和地理学中人们长期秉承的许多习以为常的观念。两位作者从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角度重构了地中海的形象，修正了布罗代尔将地理状况视为历史发展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并阐明地中海历史发展的流动性（mobility）、连通性（connectivity）和非中心化（decentring）特征。
《堕落之海》是继布罗代尔之后再度将该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并采取长时段分析的扛鼎之作。它视野更为广阔，涵盖从史前时代到近代早期地中海的历史，基于丰富的文献详尽论述了众多主题。

致谢
注释说明
导言
第1部分 “围着一个池塘的群蛙”：关于地中海的种种观念
第1章 地理学的表述
第2章 历史学家眼中的地中海
第2部分 “短途运输与确定场所”：地中海的微观生态学
第3章 四个范围明确的场所
第4章 生态环境与较大范围的定居场所
第5章 连通性
第3部分 剧变与灾难
第6章 生存法则：多样性、贮藏与再分配
第7章 技术与农业的演变
第8章 地中海世界中的灾难
第9章 商品与人口的流动性
第4部分 宗教的地理特征
第10章 “神恩的疆域”
第5部分 “人的博物馆”?社会人类学的应用
第11章 “时间迷雾”：人类学与延续性
第12章 “我也留着八字胡”：人类学
与地中海世界的整体性
参考文献
索引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也称“新世界
史”(new world history)，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
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
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以后演变为一种编纂世界
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
派。
一般认为，1963年麦克尼尔出版《西方的兴起
》一书是全球史诞生的标志。40多年来，全球史在
西方史学界蓬勃发展。在美国，2000年全美已有59
％的公立大学开设了全球史课程，五年后又提高了
十个百分点；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甚至以法律形式要
求所有中学讲授全球史。在加拿大，全国26所研究
型大学中已有14所开设了名为“全球史导论”的研
究生课程；2005年有些大学把全球史列入了本科生
教学计划；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魁北克两省，75％
以上的中小学校开设了全球史课程。在德国，世界
史教育已有上百年历史，但近来出现了有关如何讲
授世界史问题的热烈讨论，不少教师和学者主张用
“全球史观”改造乃至取代传统的世界史教育体系
；2005年在德国召开的“欧洲全球史学大会”更把
这一讨论推向高潮，年轻一代史学家多数是全球史
的积极拥护者。在意大利，2001年全球史课程进入
中学；在2002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大会上，虽然仍有
许多史学家坚持认为世界历史只能是国别史和地区
史的总和，不可能存在全球一体的历史，但同时他
们也承认，进行国别史和地区史研究也应该具有全
球视野。在哥伦比亚，虽然全球史尚未列入正式课
程，但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已被史学界广泛接受；
许多历史学家主张，由于拉丁美洲的历史与印第安
人的历史、与欧洲史、非洲史以及其他许多民族与
地区的历史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应当将拉美各国、
各个地区的历史放在全球史的宏观背景之下重新进
行审视和描述。
全球史的魅力在于其学术取向，也即“把全球
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
所谓“把全球化历史化”，是要追溯全球化的
发展历程。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人们，
首先是西方人，越来越热切地想要了解世界一体化
的起源与过程，这种热切的要求促使史学家从一体
化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新的观察与思考。西方国
家的学校课程设置一向注重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
因此全球史首先被当作“教学内容”，然后才逐渐
发展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这个过程就表明，全球
史是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所谓“把历史学全球化”，体现了全球史的学
术立场。如果说历史学家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是
由于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要求，那么怎样追溯这一
历程则是当代学术思潮决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构
成了全球史产生最重要的学术背景。后现代主义从
批判现代社会的弊端出发，颠覆了现代主义“神话
”，进而对以解释“现代主义神话”为己任的西方
人文社会学科进行反思。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全
球史学者指出，当前学术的任务不是“解释”，而
是“重新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因为“解释”是
从既定的理论框架出发，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历史；
而“重新理解和认识”则意味着突破旧框架，还原
历史的“本来面目”。西方人类学家对文化因素的
高度重视和平等对待异质文化的主张对全球史学者
也有重要影响。近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之间学术
交流扩大，西方学者对非西方世界历史文化的认识
明显加深，这为他们破除成见、将非西方历史文化
纳入研究视野提供了条件。基于以上背景，全球史
学者将自己的学术任务确定为：在阐述全球史的同
时，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
史学本身全球化”。
经过40余年努力，全球史在以下四个方面获得
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和进展。
第一，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
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现代人
文社会学科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内
忧外患，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强敌环伺，在这种形
势下，增进民族认同、促进国家统一就成为包括历
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的使命之一。同时，当时
德国盛行科学崇拜，历史学也追求“绝对客观”，
主张“让史料自己说话”，档案特别是国家档案成
为描述历史的唯一可靠依据。这样的结果就是，历
史学刚一问世即成为以国家为本位的政治史学。后
来先后出现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
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同样都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
单元。
在西方史学中，最早突破“国家本位”的是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
微观派”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最值得关注的研
究对象，而与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并非国家，而
是一个个具有内聚力的生活圈子，这个生活圈子就
是“社会空间”。
全球史接受了“社会空间”概念，但将其从微
观放大到宏观。全球史学者认为，在描述人类历史
进程时，以国家为单元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一是物
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
变化等等“超越国家”的现象被忽略，而这些现象
对全球历史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二是每个社
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
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条件，相互之间的竞
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都是推动全球发
展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这些动力不发生在国家政
治框架之内，因而长期被忽视。全球史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的基本叙述单元应该是具有相互依存关系
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可能覆盖一个
局部地区，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
乃至全球。
第二，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
新的研究领域。全球史学者认为，社会空间是因不
同原因、以不同方式、不断进行重组的统一体；决
定其统一性的因素既可能是自然地理环境，也可能
是人类自身的组织行为；无论由哪种因素决定，“
社会空间”的不断重组都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彼此
密切关联的人类生存空间。基于这一认识，全球史
学者的视野空前开阔，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跨越国
家和种族的经济互动、技术转移和帝国扩张，而且
包括影响各个文明之间互动的自然环境变化、移民
潮流、疾病传播、观念和信仰的演变等等，许多被
传统史学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现象因而被揭示出来。
在公元600年以后的上千年时间里将中国、印度、波
斯、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甚至东非等文明区连为一
体的“环印度洋网络”，以及从生态变化和物种交
流角度重估地理大发现意义的“哥伦布交流说”，
就是由全球史学者提出并震动世界史坛的“新发现
”和新见解。
第三，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在西方史学史上，20世纪是科学化的世纪，强调客
观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主
观行为在社会结构的“铁律”面前无能为力。布罗
代尔高度宏观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叙事
是结构主义史学的代表；而后现代主义总体而言是
反对结构主义的，认为所有结构框架都是启蒙运动
以来理性主义话语系统编织的神话，是约束人类行
动、剥夺人类选择权的欺人之谈。全球史学者虽然
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但他们并未彻底否定“结构
说”，而是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补充。比如关于
地理大发现，全球史学者指出，由于欧洲殖民者带
来的病毒引起印第安人大量死亡，而殖民者从非洲
贩来充当劳动力的黑人奴隶具有适应热带气候的天
然优势，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欧洲殖民者对美
洲的征服获得了成功；而由于欧洲殖民者成功地征
服了美洲，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品种才能在世
界各地广泛种植，从而造成全球的粮食产量和人口
数量显著增加；由此可见，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
巨变并不是社会经济结构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全
球史学者也提出，社会经济结构运动也并非对这一
历史巨变毫无影响，因为地理大发现毕竟始于哥伦
布等人的冒险远航，而这些人之所以冒险远航，也
是由于各种利益和愿望驱动，是当时欧洲的社会经
济条件决定的。由此全球史学者得出结论：人类活
动虽然具有多向性，虽然有着选择的余地，但选择
并非凭空进行，也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由既定条
件决定的；因此，既不能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一
切，也不能忽视社会经济条件的决定作用；而应当
把自然生态变化、人类主观活动以及自由选择余地
等等因素与社会经济结构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人类
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避免片面性。
第四，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对“欧
洲中心论”的批评由来已久，既包括意识形态层面
的批判，也包括在学术实践层面上对非西方世界给
予更多关注。但这样是否就意味着摆脱了“欧洲中
心论”呢？自20世纪末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
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仅仅宣称抵制西方立
场，或仅仅在历史著述中增加非西方世界的比重，
并不能真正超越“欧洲中心论”；因为“欧洲中心
论”本质上是学术话语权的问题，是现代话语系统
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无法改变欧洲国家在当代世
界的强势地位，只要资本、市场、帝国等等一系列
与现代性相关的概念依然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知识界
感知、解释和评价世界的基本出发点，那么就不可
能彻底摆脱“欧洲中心论”。所以美国学者查克拉
巴迪(Dipish chakmbarty)悲观地预言，既然整个
现代知识体系都是欧洲人确定的，并且已经被全世
界所接受，那么彻底改造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
就是无法想象的。
全球史学者却不像查克拉巴迪那样悲观。作为
西方学者，他们承认跳出自身的局限是很困难的，
但他们并不愿意因此而无所作为。在学术实践中，
全球史学者为从学理上颠覆“欧洲中心论”的确做
出很多努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自
觉地抵制“从现实反推历史”的思辨逻辑，即反对
从欧美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出发，苦心孤诣地
在欧洲国家内部寻找其“兴起”原因，围绕“西方
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问题兜圈子，不遗余力
地挖掘“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其贴上理性、
科学、民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等光彩的标签
，直至将欧洲树立为全球的榜样。全球史学者通过
宏观综合分析指出，所谓“欧洲兴起”，只是人类
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从中挖掘“普世性”
的“文化特质”只能是制造神话。二是他们自觉地
突破强调社会特殊性、文化排他性、经验地方性的
史学传统，转而强调各社会之间发展的相关性和互
动性，突出影响各个社会的共同因素，将每个地区
的发展都视为更为宏大的自然与社会结构运动的一
部分，淡化单一地区或国家的个性和特殊性，这样
也就淡化了欧洲国家的榜样作用。
作为时代的产物，全球史反射出当今世界的七
色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纯粹学术现象透射
出的明显的政治色彩。在意大利，在21世纪初中左
派政府当政期间，全球史教育在中学和大学全面启
动；而中右派在大选中获胜以后，全球史教育普及
的趋势戛然而止。在美国，全球史的积极鼓吹者和
推动者大多属于左翼知识分子。由于全球史试图纠
正西方人在认识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方
面存在的傲慢和偏见，带有消解西方传统价值观的
倾向，所以它在西方的影响力超出了史学界乃至学
术界，逐渐变成一种政治态度，以至出现“全球史
信仰”之说。全球史略显激进的政治倾向也导致了
学术上的得与失，这是我们在评价全球史时需要注
意的。
作为一种建构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全
球史观目前还不能说完全成熟，还存在明显的理论
缺陷，举其要者，至少有两点。其一，忽略社会内
部发展的作用。虽然全球史学者承认，无论是对社
会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从推动全球发展的角度来
看，各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都是重要的，
但也许是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
他们对这一方面的关注显然还很不够。其二，作为
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史学流派，全球史学者
从解构现代主义出发，否认“终极真理”的存在；
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对探讨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
整体结构影响人类历史的规律孜孜以求；两者之间
，岂非矛盾？
如何构建世界历史体系，是我国史学界一个历
久不衰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
，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足，是我国世
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吴先生此说在史学界同仁中
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对
横向联系的研究仍然没有明显起色。由此可见，借
鉴全球史观，在全球整体视野下着重审视各个地区
、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横向互动
关系，这对于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来说，的确
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全球史观
，中国学者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
解和表达。目前世界各国的全球史学者正在共同努
力搭建世界史学科平等对话的平台，我们应当利用
这种有利条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刘新成
2006年5月

一部真正的新海洋史著作，细致梳理3000年古代和中世纪地中海世界社会经济史，重塑前现代欧洲；构建地中海历史发展新范式，引领地中海史研究的新风向；
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尔著的《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上下)/全球史译丛》是继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之后再度将该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并采取长时段分析的扛鼎之作。它视野更为广阔，涵盖从史前时代到近代早期地中海的历史，基于丰富的文献详尽论述了众多主题。
本书力图从微观生态（microecologies）视角讲述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区3000余年的人类生活史，重新梳理与评价地中海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各个层面，其结论颠覆了人类学、农学和地理学中人们长期秉承的许多习以为常的观念。
本书从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角度重构了地中海的形象，修正了布罗代尔将地理状况视为历史发展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并阐明地中海历史发展的流动性（mobility）、连通性（connectivity）和非中心化（decentring）三个重要特征，对近20年来的地中海研究影响深远。

霍登和珀塞尔的《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
一书构建了地中海历史研究的新范式。
——知名历史学家、《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
伊恩·莫里斯(Iran Morris)
霍登和珀塞尔的《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
一书对前工业时代地中海历史的考察，堪称近年来
所做的孜孜以求的知识重估工作之一。该书成果之
丰硕，实属罕见，它动摇了人们头脑中许多原本信
以为真的旧观点，以新视角看待原本习以为常的过
去。
——罗马史大家、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 彼
得·布朗(Peter Brown)

本书的主题为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区在3000余年内的人类生活史。它的一个初始观点是：我们可以通过使用一套统一的、独特的方法去研究这段历史而有所收获。它的目的主要有二：首先，我们试图探索这一地区是否在这一漫长时段内呈现出过任何统一性或独特性；其次，地中海史中包含着何种延续性。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分析构成了我们著作的基本框架。
在导言中，我们做出了一种同样适用于“历史”(history)一词双重含义(过去和史学家对过去的记载)的区分。世上存在着一部在地中海范围内发生过的历史，也存在着(或可以存在)一部地中海的历史。前一部历史不需要涵盖一个广阔的区域、漫长的时段或宏大的主题，并且只偶然地或间接地同其地理舞台相关。相反，书写一部地区史的前提是我们对整个地区环境的理解。作为考察对象的环境乃是种种人文与物质要素复杂互动下的产物，并不仅仅是地理背景或一系列永不变更的限制条件。我们所关心的正是这部地中海的历史。
我们由此所选定的时间叙述断限是很难精确界定的。同样，导言从总体上展示了我们对本书研究年代范围的理解。但这项研究的范围必然要随着具体论题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并与相关证据的各种特征相适应。然而，我们并不打算将自己的叙述时间范围与现成的年代范畴对应起来，而是宁愿把自己选取的时间断限视为一个整体。至少就本书目的而言，我们择取的这一时间段是不能用史前时代、古典时期、中世纪早期等彼此间泾渭分明的阶段去加以表述的。如果用考古学的基础——物质材料遗存来加以衡量的话，那么我们研究的中心为铁器时代——它始于青铜冶炼技术主导地位的弱化，终于在20世纪得到广泛应用的金属替代品的出现(参见第9章)。而如果我们从政治文化史的视角去思考的话，我们的研究范围则始于公元前2000一前1000年间政治实体的形成，而终于中世纪晚期民族国家的诞生及其日后在地中海政治地理版图上的层叠式出现。具体而言，我们研究的是从喜克索斯人(Hyksos)和新亚述人(neo-Assyrians)到19世纪英法在地中海范围内所进行活动的一系列殖民史(第7章第6节)。而倘若我们以荷马的诗篇和迈锡尼、腓尼基世界的文字记载为源头的话，那么这种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字记载现象的出现标志着我们研究的起点；而在这层意义下，可以说我们的探索是以18一19世纪政府机构档案材料的书写，以及同时代内“浪漫主义的地中海”观念的诞生(参见第2章第1节)为终点的。这些终点中较晚近的一些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反映了地中海史的某种质变——它进入了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新阶段，以至于二者之间的根本性区别在我们看来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新阶段里，“地中海史”的提法已无法成立，我们在研究中需要引入某些截然不同的解释模式。
我们择取的这一既包罗万象，又相当灵活的时间断限或许并不像我们限定的空间范围那样需要较多的解释。那么，是什么使得地中海地区成为我们这一宏观研究的适宜主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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