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著的《国史新论(精)》作者“旨求通俗，义取综合”，从中国的社会文化演变、传统的政治教育制度等多个侧面，融古今、贯诸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之特质、症结、演变及对当今社会现实的巨大影响，作了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的精彩剖析。

自序
再版序
中国社会演变 一九五〇年
再论中国社会演变 一九七七年
略论中国社会主义 一九八七年三月
中国传统政治 一九五〇年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 一九七四年九月
中国知识分子 一九五一年
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一九八一年九月
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一九八一年十月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 一九七四年九月
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 一九七〇年
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 一九五一年冬
中国历史人物 一九六九年八月
中国历史上之名将 一九七七年十月
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 一九四一年冬

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
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
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
不成为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
。中国近百年来，可谓走上前古未有最富动荡变进性
的阶段，但不幸在此期间，国人对已往历史之认识，
特别贫乏，特别模糊。作者窃不自揆，常望能就新时
代之需要，探讨旧历史之真相，期能对当前国内一切
问题，有一本源的追溯，与较切情实之考查。寝馈史
籍，数十寒暑，发意著新史三部：一通史，就一般政
治社会史实作大体之叙述。一文化史，推广及于历史
人生之多方面作综合性之观察。一思想史，此乃指导
历史前进最后最主要的动力。第一部分先成《国史大
纲》一种（商务出版），第二部分续成《中国文化史
导论》一种（正中出版），第三部分于四五年前，曾
在昆明继续公开作四十次之讲演，而未整理成稿。其
他尚有《政学私言》一种（商务出版），亦于第一第
二两部分有所发挥。积年所有杂文及专书，亦均就此
三部分集中心力，就题阐述。要之，根据已往史实，
平心作客观之寻求，决不愿为一时某一运动某一势力
之方便而歪曲事实，迁就当前。如是学术始可以独立
，而知识始有真实之价值与效用。
顷来蒿目时艰，受友好敦促，拟继续撰写《国史
新论》一种，大体所见，仍与前成各种无多违异。惟
旨求通俗，义取综合，限于篇幅，语焉不详。其为前
数种所已经阐发者，能避则避，能略则略。读者傥能
就此新撰，进窥前构，庶可益明其立论之根据。总之
，求在发明古史真相，其于国人现代思潮有合有离，
非所计及。
诊病必须查询病源，建屋必先踏看基地。中国以
往四千年历史，必为判断近百年中国病态之最要资料
，与建设将来新中国惟一不可背弃之最实基础。此层
必先求国人之首肯，然后可以进读吾书，而无不着痛
痒之责难，与别具用心之猜测。至于语语有本，事事
着实，以史籍浩瀚，囊括匪易，尚祈读者恕其疏失，
匡其未逮。循此而往，中国历史必有重见光明之一日
，而国运重新，亦将于此乎赖。特于刊布之先，再揭
其宗旨纲要如此。
本书暂收论文五篇，第一篇《中国社会演变》，
第二篇《中国传统政治》，成于一九五〇年。第三篇
《中国知识分子》成于一九五一年。第四篇《中国历
史上之考试制度》，乃是年冬在台北之讲演稿。第五
篇《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乃一九四一年冬在战时陪
都重庆之讲演稿，为拙著《中国文化史导论》之总提
纲，一并附缀于此。前三篇曾刊载于《民主评论》，
并单印为《中国问题丛刊》，第四篇曾刊载于《考诠
月刊》之创刊号。兹汇编单行，特向民评社志谢。读
此书者，如能参读作者旧著《中国文化史导论》及《
政学私言》，及随后所成之《中国历史精神》及《中
国历代政治得失》诸书，当尤可明了作者之理论根据
，及作意所在。
钱穆于一九五〇年十月志于九龙新亚书院

钱穆著的《国史新论(精)》收录论文五篇，第一篇《中国社会演变》，第二篇《中国传统政治》，成于一九五〇年。第三篇《中国知识分子》成于一九五一年。第四篇《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乃是年冬在台北之讲演稿。第五篇《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乃一九四一年冬在战时陪都重庆之讲演稿，为拙著《中国文化史导论》之总提纲，一并附缀于此。前三篇曾刊载于《民主评论》，并单印为《中国问题丛刊》，第四篇曾刊载于《考诠月刊》之创刊号。

中国社会演变
中国是不是一个封建社会？这一问题，应该根据历史事实来解答。中国史上秦以前的所谓封建，乃属一种政治制度，与秦以后的郡县制度相针对。在西洋历史中古时期有一段所谓Feudalism的时期，Feudalism则并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他们的一种社会形态。现在把中国史上“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洋史上之Feudalism，便犯了名词纠缠之病。
西洋Feudalism之起源，事先并非出自任何人的计划与命令，也没有一种制度上之共同规律。只因北方蛮族入侵，罗马政府崩溃，新的政府与法律不及产生，农民和小地主，在混乱中无所依赖，各自向较强有力者投靠，要求保护，于是在保护者与被保护者间，成立了各样的契约。后来此种契约关系，逐渐扩大，连国家、国王、皇帝、城市乃至教会，都被卷入。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演进。
中国历史上所谓封建，究竟始于何时，已难详考。据传说，远从夏、商时已有。古史渺茫，此当由专门古代史家经过严格考据来论定。但我们不妨说，正式的封建制度则始自西周。西周封建乃由武王、周公两次东征，消灭了殷王室的统治权，逐步把自己的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制。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这种演进是由上而下的。西方封建由统一政府之崩溃而起，东方封建则是加强政府统一的一种强有力的新制度。
若加进经济情形来讲，周代封建实是一种武装集团的向外垦殖。西周本是一个农耕部族，他们征服了殷朝，遂把他们的近亲近族，一批批分送去东方，择定交通及军略要冲，圈地筑城，长期屯驻。一面耕垦自给，一面建立起许多军事基点。在其相互间，并完成了一个包络黄河流域，乃至南达汉水、淮水，甚至长江北岸的庞大交通网。原有殷代遗下的几许旧的城郭与农耕区，被包络在这一个庞大交通网与许多军事基点之内的，也只有接受周王朝新定的制度，而成为他们统属下的侯国了。至于在此一两百个城郭农耕区域之外，当时中国中原大陆还有不少游牧部落，他们并不专务农业，他们也没有城郭宫室，还是到处流动迁徙，这些便是当时之所谓戎狄。
因此西周封建，同时实具两作用。一是便于对付旧殷王朝之反动，一是防御四围游牧人侵扰。我们若把这一种形势和进程来比拟西洋史，周代封建实是当时以军事和政治相配合，而又能不断地动进的一种建国规模。远之颇像罗马帝国，近代则似英伦三岛之海外殖民。由一个中心向外扩展，由上层的政治势力来控制各地的社会形态。西方中古时期之所谓封建，则由各地散乱的社会，渐渐向心凝结，在下层的许多封建契约上，逐步建立起政治关系来。由日耳曼诸选侯来公选日耳曼王，再由日耳曼王来充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又是中西封建恰相颠倒的一个对比。
若就社会形态言，周代封建确与西洋中古史上之封建社会有一相似处，厥为同样显然有贵族与平民两阶级存在。然此一形态，并非封建社会之主要特征。因希腊、罗马时代，同样有贵族平民两阶级，但那时则并非封建社会。即就中国周代与西洋中古之贵族阶级作一比较，其问亦有许多不同。西洋中古时代之贵族地主，实际上多是在一块农田，即他的领地上居住，筑有一所堡垒，一个像中国后来所谓庄主或土豪的身份而止。他的地位，在当时也只等如一个寺庙中的方丈或一个市镇上的镇长。而中国在春秋时代所见的诸侯卿大夫，则都是像样的政治领袖。如齐、晋、楚、秦许多大诸侯，实和十字军以后英、法诸邦的专制王室一色无二。他们的疆土，即俨然是一个大王国，他们治下的许多卿大夫，如晋六卿鲁三家之类，全都集中在中央政府共同执政，已经是像样的一个政府和王朝。当时的卿大夫各有自己的采邑，也各自派有官吏即家宰统治着。每一侯国的都城，有一所宗庙，同时也是一个工商业集中的都会。宗教工商业和军事，都集合在一政府一王室当时称为诸侯的统率管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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