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家贫，12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研读史书。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等人。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作为我国现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其史学专著《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中国近代史》等，均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楔子
宦官
外戚
黄巾
历史和文学
后汉的地理
董卓的扰乱
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袁绍和曹操的战争
赤壁之战的真相
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
替魏武帝辩诬
从曹操到司马懿
替魏延辩诬
姜维和钟会
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
司马懿如何人
司马氏之兴亡
晋代豪门斗富
附录
后汉乱源与三国始末
论魏武帝
袁曹成败
曹嵩之死
关羽欲杀曹公
诸葛亮南征考
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马钧
边章、韩遂
张纯之叛
李邈
君与王之别
罢社
吞泥
姜维不速救成都
孙策欲袭许
三国之校事
山越
晋初的形势

须知道古代所谓学校，和现代全然不同。现代的学校，必须要传授些知识技能，古代的学校则全无此事。古代的学校亦分为大学小学，所谓小学，只是教授一些传统的做人道理以及日常生活间的礼节，如洒扫应对进退之类。又或极粗浅的常识，如数目字和东西南北等名称之类。根本说不上知识，更无实际应用的技能。
至于大学，其中颇有些高深的哲学，然而宗教的意味是很浓厚的。《礼记》里又有一篇，唤作《文王世子》。《文王世子》说：当时大学中所教的，是诗、书、礼、乐。这并不是现在的《诗经》《书经》《礼记》等等。须知古代的人研究学问的很少，而古人的迷信，却较后世人为深。当时的人对于一切问题的解释，都含有迷信的意味。所以在后世，学术和宗教是分离的，在古代则是合一的。所以古代的学问只存于教会之中，而教育权也操在教会手里。古代教会中非无较高深的学问，然总不能全脱离宗教的意味。至于实用的知识技能，则是他们所看轻的，学校里并不传授。所谓诗、书、礼、乐：“礼”即宗教中所行的礼，“乐”即宗教中所用的乐，“诗”就是乐的歌词，“书”大约是宗教中的记录。在古代，历史和宗教中的经典，也是分不开的。印度和西藏都是如此。古代学校中有所谓养老之礼，其仪式非常隆重。天子对于所养的老人，要自己割好了肉，捧着酱送去请他吃。吃了，还要自己斟酒，给他漱口，就因为他是一个宗教中的长老，与不带迷信色彩的师长不同。《礼记》上还有一篇，唤作《王制》。《王制》里有一句说：“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释奠是一种祭祀之名。发兵出去，打了胜仗，回来却在学校里去举行祭礼，就可见古代学校不是一个学术机关，而其宗教意味极为浓厚了。古书上说学校制度的地方很多，不能全说它是子虚乌有，然而从没见古书上记载一个人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知识技能，就是为此。
然则古人没有应用的知识技能么？不然。我们知道：所谓三代之世，已有较高度的文明，其时有许多事情，已非有专门知识技能不能办，就是现在所传的几部先秦子书，其中包含专门的知识技能也颇多，不能说全是后人伪造的。然则古人的知识技能，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从宦之中得来。
古人解释“宦”字，有的说是学，有的说是仕；的确，这二者就是一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一方面说，就是仕；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
读者诸君，总还有读过《论语》的，《论语》的《先进篇》有一段，说：“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日：‘贼夫人之子。’子路日：‘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路再鲁莽些，也不会主张人不学就可以办事。子路只是看重且办事且练习，而反对不能直接应用的知识，和现在的人看重应用技术，而藐视高深学理一般。这就是重视宦而轻视学。汉时皇室的藏书，由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编成一部书目，谓之《七略》。班固《汉书》的《艺文志》，大部分就是抄录他的。他对于每一类的书，都有推论这种学问从何发源及其得失的话。其论先秦诸子之学，都以为是出于一种官署，就是为此。然则宦就是在机关中学习做公务员。公务员中，自然有出类拔萃，有学术思想的，就根据经验，渐渐地成立一种学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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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著的《吕思勉说三国(插图版)》堪称历史学家编著通俗读物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以渊博的历史识见为基础，列举大量《三国志》、《三国志注》等文献中的证据，对三国有关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爬梳整理，深入辨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不仅给读者很多启发，更为后世通俗讲史者树立了典范。

斜阳古柳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宋朝陆放翁先生的诗，所说的，便是现在的说书
。说书虽然是口中的事，然到后来，将说书的人所用的底
本，加以润饰以供众览，就成为现在的平话了。平话俗称
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的，然而人们的知识
得自此中的，实在不少。
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销最广的，是《三国演义》。据
书业中人说：它的销数，年年是各种书籍中的第一。这部
书有些地方，渲染得很有文学意味，如赤壁之战前后便是
；有些地方，却全是质实的记事，简直和正书差不多。这
就显见得其前身系说书的底本。说得多的地方，穿插改造
得多了；说得少的地方，却依然如故。
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
来会考时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有些成绩低劣的，真“不
知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却很
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们未
必个个人自己读，然而这种知识，在社会上普遍了，人们
得着的机会就多，远较学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阅读为有力。
这可见通俗教育和社会关系的密切。
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往往以知道的、记得
的事情多少为标准。讲历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无意义
的事实，知道了，记得了，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观点误
谬的，知道了，记得了，不徒无益，而又有害。而且平心
论之，也不能算知道史事。因为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
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
理去推测它、考证它、解释它。观点一误，就如戴黄眼镜
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镜的，看一切物皆绿了。我们
在社会上，遇见一个人、一件事，明明是好的，却误把恶
意猜测他，就会觉得处处可疑；明明是坏的，却误当他好
的，也会觉得他诚实可靠。历史上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如
此？
从前论史的人，多说史事是前车之鉴。其意以为一件
事办好了，我们就当取以为法，模仿它；一件事办坏了，
我们就当引以为戒，不可再蹈其覆辙。这话很易为人们所
赞许，其实似是而非的。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
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
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别的事情姑弗论，在欧人
东来之初，我们所以对付他的，何尝不根据旧有的知识？
所谓旧有的知识，何尝不是从历史经验而来？其结果却是
如何呢？
真正硬模仿古人的自然不多，就是事实也不容你如此
。然而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成功
的。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
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
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
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
明白些，有兴味些。
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
自然最为相宜。所以我想就这一段史事，略加说述，或者
纠正从前的误谬，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以我
学问的荒疏，见解的浅陋，自不免为大方所笑，我只是一
点抛砖引玉的意思，希望以后人们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渐
多，亦希望人们就我所说的赐予教正。

《吕思勉说三国(插图版)》是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生前所写的一部通俗性的史学作品。作者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对真实的三国历史和三国文学中塑造的人物、时间、战争以及地理进行了区分，深入辨析了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是研究三国的重要材料。